启迪和导向：费孝通与中国体育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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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费孝通是我国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对包括体育社会学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费孝通一生具有浓厚的体育情结，曾对“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等体育精神有过经典、深刻的解读和阐释，极大提升了体育精神在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认知度。他坚持学术本土化的思想与实践成为体育社会科学构建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已经成为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尤其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可行路径;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为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树立标杆和导向，对于当前我国面临的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精神;费孝通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3-0014-05
Abstract： FEI Xiao-tong was famous scholar in China.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producing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any disciplinary areas， including the sports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 FEI Xiao-tong had a strong sports complex in his whole life， once had classic and profound interpre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such sorts spirit as “sportsmanship”， “teamwork” and “fair play” etc， which greatly uplifted the degree of cognition of sports spirit in the academic and thinking communities in China. His insistence on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academic loc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social scienc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ory that he put forwar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iding ideology for sports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pointed out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Such an academic ideal of his as “aspiring to enriching people” has established the benchmark and guidance for sports social science study in China， hav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olving of sports social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nowadays.
Key words： sports social science;sports anthropology;sports spirit;FEI Xiao-tong
費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界限，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意义。关于费孝通的学术贡献，有学者总结为具体理论层面的学术资源、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探索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学术精神[1]。他的学术遗产泽被后世，引发了大批后来者对其进行探究。对于体育社会科学来说，费孝通先生虽然没有专门从事相关学术研究，但“体育”作为一种精神情结伴其一生。同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践行历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文化自觉、志在富民等学术理念与主张为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与导向，值得对此作深入探讨和剖析。
1 重在精神：费孝通的体育情结
费先生早年体质孱弱，又因姓氏原因孩提时常被同伴戏谑为“小费（废）物”。此后，在东吴大学及燕京大学读书期间都曾因病耽误过学业，这些不愉快的记忆难免让他极早就认识到身体健壮的重要性。他硕士就读于清华大学，其时正值清华大学体育奠基人马约翰先生全力推行“强迫性体育制度”时期。因马约翰的主导，清华园中学校体育的意义和竞技体育精神逐步被认知和接受，感染了当时的一代学子。若干年后，费先生在读到校友、化学家汤佩松先生的自传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写下了《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一文。文中费先生将定义为竞赛道德的“sportsmanship”和团队合作的“teamwork” 赞誉为“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称其为“正是清华人之所以成为清华人的精神内容”。他还以“球迷”自居，回顾汤佩松在清华读书期间足球场上的风采，高度赞扬了汤先生的球艺与竞赛道德，指出：“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样总是有点牵强和出格，但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跟场上踢球一般。”[2]66这些描绘体现了费孝通作为“思想者对于运动员风度和魅力的思考”[3]。同时，对体育精神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也表明费孝通对于体育绝非仅是热情旁观，他一定曾经参与其中并有过直观且深切的体会。 或许正是清华校园中体育运动的熏陶，加之此后英美求学和访学的经历中，欧美发达的体育文化可能在他的内心中留有深刻和直观的印象。在费孝通先生的内心之中，始终对于“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等体育精神高度认可和推崇，其早年名著《乡土中国》中曾用一定的篇幅以足球运动中的“sportsmanship”阐释和说明礼治秩序[4]。年至耄耋时，他在为自己的老师、芝加哥派著名社会学家帕克撰写的传记中也念念不忘着重夸赞芝加哥大学的体育：“（芝加哥大学）提倡校际足球赛……聘请体育教授，兼作大学足球队的指导，用心提倡体育精神，形成优良校风，闻名于世。”[5]24当然，在费先生眼中体育不止于运动场上你争我夺、激情飞扬，更在于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和价值。如李力研[6]曾评价：“在费先生看来，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贵在精神，在于受过体育陶冶的人以其精神维护社会的健康存在和发展。”这一评述恰如其分地说明费孝通先生对于体育价值的领会和体育精神的透悟。
纵观费先生一生，他没有专事体育，但他怀着对体育的热忱将体育精神贯彻终身。早年的瑶山民族研究之行令其丧失爱妻同时深受重伤，腿部落下顽疾，然而，直至晚年他也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譬如，他一直怀揣着球迷的狂热，即便是90岁的高龄，还“排除众议半夜起来”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女足世界杯决赛[5]40。70岁后他自创颇有中国传统养身特色的“保健操”，每日操练，同时还坚持每天6 000步的鍛炼强度[7]。坚守体育情结并热衷身体锻炼令费先生长寿高龄，时刻保守体育积极向上的精神对于费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和动力，而他关于“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的解读和诠释令体育精神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倍增。
2 学科本土化：中国体育社会科学构建的基石
在中国近当代学术史中，学科研究的本土化是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学科本土化过程被看作是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进入的一种应对方式，即当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学得学科的知识之后，一种深埋内心的对于母文化的感情使其选择做出了对于这些外来学科进行改革的尝试[8]。这种尝试不仅需要一腔热情和革新的勇气，更需要足够的能力和远见卓识。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令费孝通承担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恩师吴文藻先生是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创始者，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倡导者和坚毅推行者。吴先生的教诲和思想深深地影响费孝通的学术取向。尽管后来他跟随清华大学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钻研体质人类学，在此之后又负笈英伦拜学于结构功能学派大师马凌诺夫斯基门下。但是，费先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研究、以学术报效祖国的初心非但没有随海外求知带来的眼界开阔而动摇，反倒在其“睁眼看世界”后变得更加坚定。
费孝通怀着拳拳报国之心追随吴文藻先生，旨在“以引进人类学方法来创建中国的社会学为职志”，主张“用西方学术中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来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学。”[5]191为此，他坚决借用西方近代人类学的方法论——实证主义探究中国社会问题。从早期的瑶山民族社会调查，到成名之作《江村经济》，再到《云南三村》、小城镇问题研究等。在费孝通的眼中，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不再只是对“他者”的借鉴、引介和模仿，而是通过目光向“本土”的转移，完成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吸收、消化和运用。他山之石虽好，却要用来攻玉才是本意。为此，他主张理论与应用并重，将功能学派的理论运用到本土社会研究的实践当中，田野调查等实证方法被其纯熟地应用在中国的乡村问题、社区问题、民族问题等研究过程，这些开创性举措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成长来说意义非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社会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科恢复重建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更是被认为起到“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9]。他所提出的社会学建设的“五脏六腑”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体系绘制了基本框架并规划了明确路径。
从学科构建和学术传承的角度来说，正是有社会学等上位学科理论构建的完成、方法论的确立和研究活动的探索，才会有如今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体育社会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完善。费孝通先生虽未曾涉足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等具体研究，可是，体育社会学的恢复工作是紧跟着社会学的重建而进行的[10]。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他“坚持这种本土化的理念和实践成为后来体育人类学秉承的传统，推动体育人类学研究走向了本土化的应用之路”[11]。费孝通提倡的以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问题的见解，显然早已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所继承，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由他提出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小城镇建设”“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立足本土的学术理论与观点，同样已被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是重要理念，指导着体育科学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突破。
3 文化自觉：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原点
在当前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化自觉”一词无人不知。这一理念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中提出的，它包括多个层面的深刻内涵。首先，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12]。同时，文化自觉不存有任何“文化回归”的含义，不是保守主义固封自守的“文化归复”。另外，文化自觉也决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他化”，而是强调在“寻根”中找到自信，在“批判”中寻得自知之明，在对自身文化透彻的洞悉后，明晰把握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认准“导向”，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中拥定自信，做好对文化自主地位的选择。从其内涵的丰富、价值的重大和定位的精准程度来看，它决非费先生当时场合下偶发的“头脑风暴”，而应该是他数十年间彻悟中西方文化差距，潜心中国社会科学研习，苦思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出路迸发而出的厚重的文化发展理念。因而，“文化自觉”的问世振聋发聩，为是时包括体育学在内的迷茫中的中国学界掌起了一盏明灯。 近代体育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西方体育文化的舶来对于中国文化并不显得诗情画意，与之相反呈现出的是一番不堪回首和无可奈何。因为，近代体育入驻中国的背景实际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开道后的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当晚清近乎沉寂的文化氛围被西方文化打破，传统中国主静、重“养”、轻对抗的身体文化形式，与“老大帝国”的迂腐形像一样，逐渐受到了质疑、反感乃至排斥。而西方体育运动强大的工具性、激烈的竞争性和丰富的趣味性映衬出的是西洋各国国富民强的事实。在强烈的对比之下，人们惊愕、恐慌以致求变。军队系统引进洋枪兵操，维新时期思想家喊出“主动”“尚武”“鼓民力”，学校教育承认了体操、游戏，剧变大潮中西方体育成为“西学东渐”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文化震惊之后国人开始反思本土文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教育界、体育界中暴发旷日持久的“新旧体育”“土洋体育”争论，并且最终达成“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甚至随中央国术馆的建立还出现全国性以推广“民族之体育”为主旨的轰轰烈烈的国术推广行动[13]。可是，在理解何为“民族本位体育”以及如何推进的问题上各方分歧较大，而且随中日之战暴发难再深入[14]。然而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恰恰成为此后影响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诸多因素，甚至是直接致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缺乏明确的自我定位、文化自信和路径选择中陷入传承与发展的危机。
“文化自觉”理念之所以产生巨大效应，在于其秉承儒家“和而不同”的精髓，回答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怎样发展民族文化、怎樣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恰可作为取舍体育文化的重要依据[15]。在百年来的中西方体育文化交锋与碰撞中，我们曾经迷惘、自卑、惊慌失措，以致我们误读民族体育的历史，低估了体育文化的价值，迷乱了体育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而“文化自觉”的提出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阐述，给中国体育文化的选择路径和体育社会学科的发展导向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它提醒我们要自觉完成中国体育文化的“寻根”，从历史的脉络中清晰重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文脉并重新认识其价值。其次，它呼吁各方要由自觉出发，找回自信，以自信引领自我体育文化的发展。再者，它阐明要在自信的同时保留自知之明，不断自我完善并能与时俱进，完成“本土化”向“全球化”的拓展。
正如费孝通[2]311所言：“我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要造成一种好风气，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好，这就需要提炼，把好的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在的实际当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在体育社会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应当深刻理会费先生文化自觉的精髓，并要以此为原点，力求学科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理性对待西方体育文化，正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确立民族体育发展目标，进而为世界体育文化传承作出贡献。
4 志在富民：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向度
费孝通一生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地遭逢的几次社会巨变，亲见国家曾经的积贫积弱及此后的起起落落。早期他受姐姐费达生发展蚕桑、实业救国举措以及老师吴文藻等人学以致用、服务本土思想的影响，关心普通大众，关注国计民生。此后，他便沿着以实求知、富民强国的道路砥砺前行、毕生求索。解放之前，他就积极参与国内民主运动和社会活动，晚年又全力投身新中国改革开放事务。虽然，其正务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但他不囿于书斋、不陷于故纸，坚持经世济用，心系百姓生活，努力以学术推动社会进步，用费先生[16]的话说：“我一生有一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
正因胸怀这一理想，他深入瑶山测算山民体质数据，细察江村记录百姓日常生活，走访云南多地考量群众经济收入。他不拘泥于学者身份，执着于实地调查和基层考察，一生28次去吴江，11次到甘肃，5次往广州，5次跑常州，走遍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抱着“富国强民”的理想走向自己的本土社会，试图从对自己人民的观察中了解中国社会问题，终生在为中国发展寻找切实可行的道路[12]5。在调查和考察中，他洞悉出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凝练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诊断出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人多地少”。他牢牢地将实践与理论紧密联系，践行自己所提“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方针。他呼吁正视传统文化和乡土中国，呐喊“文化自觉”并重视民族文化，提出要以“农工相辅”、发展副业为出路振兴乡村经济，要将小城镇研究作为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科研项目”来推动社会发展[17]。他倡导“把社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进行了全面实践，从单个社区入手，拓展到类型分析”，“又进一步把这种方法扩展到区域层次，形成了他认识中国社会的方法特色。”[18]回望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历程，始终以“志在富民”为起点，又以其为终点，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不崇洋媚外，不跟风猎奇，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从继承学术遗产的角度来看，费孝通追求一生的“志在富民”之理想不应只局限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同样适用于体育社会科学，并且应当成为体育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和终极向度，指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当我们探讨社区体育时，遵循费孝通关于社区建设的指导和告诫无疑是一条捷径。当我们关注体育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时，应将“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当作“必须恪守的文化法则”[19]。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推动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推进体育产业发展，寻求体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时，费先生关于“小城镇”“城乡一体化”等方向的实践与理论同样是值得信赖的宝贵借鉴。
费孝通心中的富民之“富”，决不仅仅针对于物质生活上的富裕，还包括社会制度的完善、国民精神生活的丰富、群众身体健康等各个维度。在其所处的时代条件下，他虽热心体育却可能还无暇对体育作深入探析。但如今，体育作为社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社会发展其承担的功能和蕴含的价值与日俱增。现实背景下，我们研究体育、探讨体育，认识体育的价值，发挥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推动产业经济、丰富社会文化、促进全民健康等多层面的功能，让其成为强国富民的强大动力，这应该是与费孝通“志在富民”的追求正相契合。 费孝通先生作为我国当代极富盛名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影响中国众多学科的发展与拓展，其中包括体育社会科学领域。费孝通抱着深厚的体育情结从思想者的高度对“sportsmanship”“teamwork”“fair play”等体育精神加以阐释与解读，使之为学界所共知。他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做出卓越贡献，研究成果也为此后中国体育社会学科建构奠定了基石。文化自觉是由费孝通提出的极具影响意义的学术理念，其内涵成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科的发展需要把控的价值原点。他以“志在富民”为毕生理想，将学术理论与实践调查密切结合，致力以学术研究推动社会发展，这一学术追求同样为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树立标杆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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