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晋、南唐对后唐政治遗产的继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景旭

　　摘 要：后晋与南唐在后唐政权消亡后相继建立，二者都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继承了后唐政权的衣钵。文章就两个新生政权在疆域人才、律法仪轨与名分统绪三个方面对后唐的继承与拓展来展开，梳理五代中叶一系列纷繁的政治现象，并着重阐述这一时期两政权各自存在的问题与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五代十国;政治关系;后晋;南唐
　　五代中叶，中原大地唐亡晋兴时期，江淮地区也在进行一场政权的更迭。江淮的变局使“唐”这个刚刚退出中原舞台的称谓，得以在南方“复活”。后晋与南唐两个朝代在后唐灭亡后建立政权，尽管方式不同，却都在尽全力攫取后唐留下的政治遗产。
　　1 政治遗产继承之疆域人才
　　后唐王朝在末帝执掌权柄时期内忧外患，早已不复往日的荣光。在这种境遇下，拥有契丹援助的石敬瑭便乘势而上，一举定鼎中原，丝毫没有给主少国疑的后蜀以及权臣谋篡的杨吴政权可乘之机。相较后唐末帝时期的疆域，后晋除割让给契丹的“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之地外，东、西、南三线无寸土之失。
　　雁北的云、应、朔、儒四州与卢龙的妫、檀、新、武四州，共称为“山后八州”，这些州多属依附唐朝的游牧民族部落。在与契丹的战争中，由这些内附民族组成的银鞍契丹直等军队多次挫败契丹的侵扰。契丹于神册元年（916）“攻振武，乘胜而东，攻蔚、新、武、妫、儒五州，俘获不可胜纪”。后唐同光初契丹又“陷妫、儒、檀、顺、平、蓟六州”，攫取此地利益原本就是契丹的战略目标，契丹牵制并占据卢龙一地，并擒获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契丹大获全胜，失地之事后晋政权“未尝不阴图补救”。关于宋人所谓无险可守的问题，从后晋出帝在位时，国内“旱”“蝗”“河决”等灾害不时发生，却仍能两次击退契丹进犯就可见一斑。华夏失地之论中，赵延寿降辽后，他得到辽太宗的重用，官居“幽州节度使，封燕王”，赵延寿统辖所割让之地，并总管境内的各地政务。在对后唐疆域的继承上，后晋并没有给后蜀与南唐两大邦国鲸吞蚕食的机会，并得到吴越、楚、荆南等国“行中朝年号”的礼遇。与之相比，南唐建国之时虽“藉杨徐遗业，抚有东夏”，但相比杨吴时期的疆域并未有实质的扩展。
　　但在对后唐人才资源的继承上，后晋政权并没有像获取疆域版图一样取得完胜，一部分人才资源被位于江淮的南唐政权“截获”，如晋唐战争中的李金全，正是这些“北方虎臣”在后来的南北交锋中，为保卫南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 政治遗产继承之律法仪轨
　　“五代乱世，本无刑章”向来是后人对五代乱世这一时期的臆断，后人未注意到五代十国各政权对修订法律的重视。吕思勉先生曾言“五代刑法，大体沿唐”。更细化严格来讲，应该是“五代沿用唐中后期的法制，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后唐同光、天成、长兴、清泰四朝十三年间，就进行了七次立法活动，且申明“法者天下之大理”，朝廷对律法所抱持的态度可见一斑。
　　后晋律法对后唐表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后晋建国伊始“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天福二年（937）朝廷下敕，令大理寺、御史台、刑部以后唐律法为基准，将其中“不动格条，不碍理义”检寻改正，其他“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天福四年（939）编撰成书的《天福编敕》，在后世亦有着“后唐制敕晋朝编”的论断。
　　南唐律法谨遵吴制，南唐建国初就颁布了《升元格》，在所辖的境内与原有的《吴令》并行，二者共同具有法律效力，规范官民的日常行为。中唐后期朝廷发生变化，因无力修撰新格，律令格式停止了修订，主要通过编集格后敕的方式，对律令格式进行补充，如《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南唐建国伊始即进行“修格”活动，以这种唐初的律法形式向社会及邻邦昭示自身“承唐统绪”的大义。升元初年（937）诏令修编《升元删订条令》，其编修“體例基本仿《唐律》”，然南唐虽国号为“唐”，而较唐代相比仍“变更律法甚多”。
　　后晋与南唐对律法的选用与编订，除为其政治目的扩张势力外，根本上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选取更有效的方式来对境内进行治理与统辖。
　　后晋与南唐双方尽皆遵奉唐礼，并务求没有疏漏。后晋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初“入洛”，即“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以笼络后唐遗旧，次年正月“封唐宗室子为公”。南唐则在升元二年（938）冬“立太学，命删订礼乐”，表示自身尊崇唐礼的本心。后晋在天福四年（939）九月“封李从益为郇国公以奉唐后”，并于其年冬“立唐高祖、太宗、庄宗、闵帝庙于西京”，而南唐亦立“唐高祖、太宗庙”，祭祀唐室宗庙社稷。
　　3 政治遗产继承之名分统绪
　　纵览五代历史，后梁政权合法性备受质疑，北宋年间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将五代中唐、晋、汉、周四朝列入帝王部帝系门（卷一），而把宋、南齐、梁、陈、东魏、北齐列入闰位部氏号门（卷一八二）。继后梁兴起于晋地的后唐也正是打出“废伪梁之新格，行本朝之旧章”的旗号，后唐成为五代时期疆域版图最辽阔的王朝。
　　在重宗庙的封建社会，通过攀附唐宗室身份来获取政权合法性的方式屡试不鲜。后晋天福二年（937），杨吴权臣徐知诰“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升元，国号唐”，而后“复姓李，立唐宗庙”。这使得江淮政权首次从传承的角度，由边陲走向华夏舞台的中央。
　　晋主得天下，皆赖契丹之力，寻求契丹为助力的原因，除契丹兵锋甚锐之外，更主要的是寻求自身身份的合法性。后唐太祖李克用曾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约为兄弟”，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也曾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如此推算，作为李嗣源女婿的石敬瑭，自然即是耶律德光的子侄辈。石敬瑭认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辽太宗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定国号为晋。
　　此外，继承国号就意味着石敬瑭承认末帝的正统性及自身弑君夺位，所以延用“唐”的国号，对石敬瑭无疑弊大于利，国号更替势在必行，“晋”这一国号便应运而生。首先，新国号有利于对广泛流传的“天十四载石进”谶语的延伸解读。其次，“唐叔虞始封时仍名唐国，子姬燮则为‘晋侯’。换言之，晋正是承唐而来，这又与唐晋易代的政治背景相吻合”。同时后唐太祖、庄宗在建国之前都曾受封晋王，沙陀族的龙兴之地亦位于晋土，麾下将领又多出身于河东，显然将国号命名为晋，更利于安抚后唐旧臣与沙陀族裔。 　　而徐知诰此时“冒氏族于巨唐”，以“嗣兴唐祚”为号召，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权偏离中原的地域劣势，从而达到“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的战略构想。但南唐此法所能起到的正统功效着实有限，后晋天福三年（938）九月，于阗国主李圣天遣使入贡，到达中原时后唐已亡。然使团并未南下江淮追寻“正统”，而是仍朝觐占据中原的后晋即可见一斑。
　　4 结论
　　本文讨论问题的核心，着眼于后唐政权覆灭前后的三年，此间中原政权与江淮政权同步经历变革与稳固的过程。中原后晋政权采取的是继承后唐明宗时期法度，并缓步进行自身变革;而江淮政权则是承接后唐的大义名分并以“得贤”为出发点，同时睦邻安邦积蓄国力。双方都基于时情做出了相对最有利于己方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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