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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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但还没有一个基于新时代背景的人类福祉理论框架。传统的人类福祉评价有居于行动起点的资源禀赋论和居于行动结果的效用论或者幸福论、快乐论。但这些评价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在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可行能力评价。相对于仅仅基于可行能力的HDI以及其他相关改进版，本文从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到权重的设置、指标的选取原则和合成方式都进行了一个创新性的工作。首先，更加强调人类群体能力的拓展，提出人类功能结构框架，将人类可行能力划分为基础能力、发展能力、和谐能力、可持续性能力。其次，在权重的设置上，摆脱了HDI等指标体系仅使用主观赋权的缺陷，通过熵指数法将数据信息中反映的可行能力的差别纳入到权重中。最后，在指标的选取中，提出了一个基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边沁的“最大最多数原则”的标准。研究发现：①自1990年以来，中国人类福祉总体状况在逐渐变好，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②中国人类福祉地区总体差异在逐渐缩小，但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状况趋向于发散，中西部地区趋向于收敛。③中国人类福祉有后发优势和先发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高人类福祉地区发展速度较慢，中低人类福祉地区发展较快。建议：建立以能力为信息基础的人类福祉评价体系;制定遴选人类综合发展指数功能指标的程序;推动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提高东部落后地区人类福祉;通过提高健康、教育、城鄉一体能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人类福祉;通过发展收入以外的其它能力来实现高人类福祉地区的福祉提升。
　　关键词：可行能力路径;HDI;人类福祉;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9）12-0009-10 DOI：10.12062/cpre.20190626
　　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概念，认为社会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同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生了新变化，这导致评价新时代人类福祉的内容、方式和理论基础都不同以往。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类福祉评价体系来评价当前的福祉现状和变化。
　　对人类福祉评价的理论主要有居于行动起点的资源禀赋论和居于行动结果的效用论或者幸福论、快乐论，以及居于两者中间的可行能力理论。效用论只使用效用作为信息基础过于狭窄，忽略了能力剥夺。禀赋信息路径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德沃克的资源平等理论、诺齐克的自由至上理论，都是基于思想实验而提出的评价标准。其中，罗尔斯由于考虑了最差人群的状态，具有一定道德吸引力[1]。长期以来，国内福祉评价重视效率和收入，轻视公平和分配，导致对中国人类福祉评价过高。
　　当前在西方社会流行效用论或幸福论。国内部分学者也积极引入幸福论，但幸福论是否适应当前中国的现状，还有待深入研究。从幸福经济学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主体依据客观生活世界而生成的幸福感受[2]。从资源禀赋角度来看，美好的“生活需要”比较契合罗尔斯的基本品。但两者的评价都不充分，理论上可以追溯到能力评价[3]。相同的基本品可能因为个人转换能力不同而无法实现基本品的平等，相同的幸福感受可能是基于不同能力。基于能力作为信息基础比基于效用或者基于基本品为信息基础的评价更加完整和充分，可以通过“奥卡姆剃刀”将效用论和禀赋论剔除。在可行能力视角下，当前的社会矛盾在能力观下应该是人们对日益增长的满足美好生活功能的需要同不充分、不均衡的能力之间的矛盾。考虑到中国目前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对于评价落后地区、群体的可行能力，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具有非常大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评价应该具有以下特点：①要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评价的信息基础应该是能力，而非效用或者收入;②要体现公平，尤其要关注处境较差的人群状态;③需要反映当前中国新时代背景和主要矛盾。
　　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一个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和罗尔斯差异原则的人类福祉框架体系对评价中国人类福祉状况具有深刻的意义，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1文献综述
　　从可行能力角度探索人类福祉的理论主要有两个：Nussbaum提出了“一个人类中心能力清单（Human Central Capabilities）”，清单包含了代表人类中心能力的10个维度[4]。其使用“厚的、模糊的善理论”，摒弃了效用、资源、收入等清晰的单维概念，拓展了人类福祉评价的信息基础[5-6]。但是，①可操作性较差。“厚的、模糊的善理论”无法给出相对明确的指标，限制了它的使用。②清单无法在国家、区域层面对人类能力的现状、发展做出评价。③清单不具备普遍性，反映的是北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7]。
　　另外一个使用可行能力理论的评价体系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HDI存在如下问题：①维度问题。HDI忽略了其与可持续性的联系，一些国家的HDI虽然取得了明显增长，但其发展不一定是可持续的[8]。②权重问题。更多批评针对HDI对三个一级指标赋予同等权重，因为各个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以及各自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不同且是动态变化的[9]。③不平等问题。同样水平的HDI，很有可能存在各个维度上的不平等问题。④指标选取及无量纲化问题。HDI在计算方法上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比如人均GDP取对数问题[10]，教育指标的取对数问题[11]以及指标选取问题[12]。田建国等：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和测量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2期 鉴于HDI存在的问题。其他指标体系从某一方面或者几方面试图对HDI进行修正：①维度修正。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环境、资源或政治等其他指标[13-17]。②权重修正。使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18]，计算动态权重结构。③对不平等的修正。利用基尼系数对指标进行不平等调整[19]。④指标的选取及无量纲化。比如使用指数功效函数等方法[20]。 　　但上述研究依旧存在一些问题：①缺少一个基于新时代背景的人类福祉理论框架，导致缺少一个可供讨论的平台;②缺少从功能角度对当前社会矛盾的阐述;③权重的设置不能体现功能之间的差异[9];④对指标的具体选取还没有一个较好的理论指导。
　　本文首先在当前中国发展背景下，提出人类功能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完整的符合新时代特点的功能指标评价体系。其次，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可行能力为主要的测度信息，结合罗尔斯差别原则和边沁最大最多数原则，选择具体指标。最后，使用熵指数法和主观等权赋值综合设置权重并合成中国人类综合发展指数。
　　2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
　　2.1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功能结构框架
　　多数从功能角度评价人类福祉的文献，未论证人类群体赖以存在的功能结构框架。功能结构应该是人类群体长久存在的保障。在此框架以下，存在表征各部分的具体功能指标。这些具体的功能指标应该是反映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也就是新时代中那些不充分、不均衡的能力要分布在各个结构维度中。如表1所示，在所有的人类群体可能涉及到的功能中，可划分为四项功能的结构，即基础功能、发展功能、和谐功能、可持续功能。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并强化，构成了一个人类社会功能体系的总和。
　　基础功能是各项功能发展和实现的前提，其应该被优先发展。和谐功能体现了人类作为一个群体需要协调功能差距较大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各项功能发展的保障。和谐功能直接影响人类社会其它功能的实现。发展功能代表人类整体的发展能力，其并非是某一类群体的发展能力，而是所有群体的综合发展能力。发展功能有益于其它功能的实现，但发展能力的实现不能以损害其它功能为代价。可持续功能是实现人类各种功能的基本原则和路径，任何人类功能的发展和实现都应该注重遵循可持续功能的原则，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将在四种功能结构的情况下计算到的数值称之为中国人类综合发展指数（China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下文简称CCHDI）。
　　第一，基础功能是每个社会都应该拥有并予以优先发展的功能，具体来说就是教育和健康能力从人类整体来看，教育和健康是基础功能最核心的部分。这也是HDI三个维度中教育和健康各占一个维度的原因。但基础功能包含且不限于教育和健康，对于某些特殊地区来说，比如对于马尔代夫这种受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可以将改善环境的能力视为基础功能。教育和健康可以视为是基础功能的最大公约数。。基础功能的实现不以发展功能的实现为前提条件。中国以及其它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表明，完全可以在生活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实现健康和教育能力的极大提高，基础功能并非是富人的奢侈品关于人的发展被认为是富国才有的奢侈品，但是，来自东亚的部分经济奇迹显示这种意见的偏颇之处。东亚的经济体正是较早的实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普及，随后大力推进医疗保健设施的发展，从而为即将展开的经济奇迹做好了准备。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及Hiromitsu Ishi所指出的，日本曾在明治时代（1868—1911）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但在日本经济富裕繁荣之后，其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倒未随之而增强。。实际上健康和教育的提高并非是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结果，相反，健康和教育的提高可以提高生活水平。进一步说，基础功能对其它功能提供有益支持。比如教育功能可以提高健康功能[21];也可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影响人均产出[22];随着教育功能的提高，城乡差距会趋向于缓和[23];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环境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刻，教育程度越高减排行为努力程度越高[24]，从而有利于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和谐功能代表各群体的和谐共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表现，当前中国发展阶段表现为城乡不和谐除了城乡不和谐，区域不和谐也是当前发展不和谐的重要体现。本文没有使用区域不和谐，主要因为是城乡不和谐受人类主观设计的制度影响大，区域不和谐主要是基于先天的地理因素，因此，城乡不和谐更能体现能力的剥夺，也更容易做出积极主动的改善。。所谓各群体，指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表现出较大功能差异的群体。中国当前主要面临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应将城乡一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和谐功能予以实现。区域发展不均衡主要是受市场发展、地理因素等影响，而城乡发展不均衡主要受制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值得更加关注。可以说当前社会矛盾所指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首先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因此，应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和谐功能的不足。
　　第三，发展功能代表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能力。参考HDI，使用生活水平除了生活水平，其它可能的人类上层建筑，比如制度、精神、道德等等都可以反映发展功能。但是本文实际上大大缩小了发展功能下的一簇能力范围，将其定义为生活水平，主要是物质生活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借鉴HDI，另外一方面是当前中国发展阶段还未进入到如此高阶的阶段。当前主要任务是破解区域、城乡可行能力的差距，当中国基本实现城乡、地区可行能力同质化时，或者在大大缩小时，应该适当注重上层建筑能力的发展。代表一个社会的发展能力。发展能力一部分来自较差人群的功能表现，一部分来自整个人类群体。不能以整个人群的平均功能表现作为衡量发展功能的唯一指标，这导致对较差人群的关注不够。同样，仅以较差人群的功能表现来衡量发展功能也不合理，这会造成当整个人群的功能有极大改善，而较差人群的功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成为一种没有改善的社会状态。因此，仅使用罗尔斯最大最小原则或者边沁最大最多数原则都不充分。在发展过程中，慎重考虑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主要矛盾，合理使用兩个原则，在协调最大最多数原则和最大最小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发展功能。
　　第四，《布伦特兰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但需求并不是唯一可欲求的评价方式。罗伯特·索洛将需求视作生活标准。森认为生活标准还不彻底。他认为维持生活标准不同于维系人们拥有的他们所珍视和有理由重视的事物的可行能力。我们之所以重视某些机会，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为提高生活标准做出贡献。森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环境同人类社会的和谐问题。他从能力观点来看可持续发展，将其定义为，包含了对当今人的实质自由与可行能力的保护以及可能条件下的拓展，又不对后代人获得相似的或者更多的自由的可行能力构成危害[23]。当前来看，对当代和后代影响最深远的是气候变化，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应该是衡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方面。 　　2.2新时代中国人类综合发展功能指标的选取依据
　　2.2.1指标选择理论依据
　　基于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中一些突出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功能，根据上文分析的功能框架下选取能力指标，包括健康、教育、城乡一体、生活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但还需在一定原则下选取具体指标。主要依据差别原则和最大最多数原则来选择能力的具体指标，考虑到当前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将差别原则置于最大最多数原则之上。
　　如果要评价一项能力，那么较差人群的功能状态可以成为一个评价标准。比如教育能力，遵从罗尔斯的最低正义原则，可选择残疾人的教育能力状况作为评价标准。因为残疾人的教育能力受到侵害最为严重。当然，最低正义原则下的能力指标的确定可根据公共讨论的结果。但是，在公共讨论前，可拟定几个指标，从中选择最差人群的功能状态作为评价标准。因此，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修改为，选择能力状态比较差的那部分人的能力水平来充分反映该人群的能力状态。
　　最大最多数原则。所谓边沁原则是最大最多数人的效用（幸福）原则。将幸福信息基础替代为能力，也就是说修正后的边沁原则为最大最多数人的能力原则。最大最多数的使用原则是，当判断最差人群的信息不足的时候，就采用最大最多数人原则。也就是说，本文关于能力具体指标的选择遵循以下规则：①首先使用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先寻找群体中最差部分人的状态;②假如没有足够信息，或者信息成本过大，将使用最大最多数原则。比如健康，很难确定最差的健康状态的人，也就是说很难获取健康能力最不足的那部分人。因此，在排除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之后，采取了修正后的边沁原则。
　　2.2.2健康现状及指标选择依据
　　健康能力的不充分是指在医疗基础设施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健康功能的不均衡主要是指目前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太合理，医疗领域公平性存在下降趋势[25]。低收入居民偏向于到基础医院就诊，高收入居民偏向于到高级医院就诊。因此，从可行能力角度来看，低收入居民受到的收入约束更大，其可行能力范围也就越小[26-28]。
　　一般来说，衡量健康能力的直接指标是健康状态，有学者使用健康自评价，但其受制于信息以及医学知识，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HDI使用预期寿命来表示健康能力，但是由于评价全国范围1990—2015年的健康能力，预期寿命数据不足。根据上文提到的差别原则，①首先使用罗尔斯差别原则，先寻找群体中最差部分人的状态，②假如没有足够信息，或者信息成本过大，使用最大最多数原则。由于健康最差的人群很难确定，因此使用最大最多数原则，选择每万人病床数、每万人医生数来间接衡量健康功能。首先，这两个指标代表了健康的基础设施，同健康能力正相关。其次，数据可得性高。最后，其是世卫组织报告中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对比。
　　2.2.3教育现状及指标选择依据
　　关注特殊教育是功能指标选取的一个特色。国内关于福祉的研究文献中，较少考虑残疾人问题。由于贫困更多的是跟残疾或者年龄造成的障碍相关，因此，评估特殊教育也是对贫困的一个间接测量和反映。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可行能力剥夺中，森对饥饿、残障、性别不平等予以格外关切，尤其是残障问题。关注残障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其可行能力受剥夺之深，更为重要的是其总受到一些忽略，远不如性别不平等和饥饿受到的关注多。森直言，患有身体或者精神残疾的人不仅是世界上受剥夺程度最为严重的群体，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3]。实际上森在这已使用了差别原则，即关注能力处境最差的那部分人。
　　当前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但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人数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①特殊教育存在地区分布不平衡，且地区间差异在逐年加大。②特殊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不均衡，县镇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较差等问题;③特殊教育教师总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与需求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29]。因此，将残疾人教育纳入到教育能力中，作为评判教育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具体指标中，使用每万人特殊教育招生人数代表残障人群教育能力。之所以使用招生人数，首先，招生人数越多，残障人群能力集越大。其次，该指标有良好的连续性。
　　为了全面衡量和反映整体的教育能力水平，另外采取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比。目前关于教育能力指标，有学者选择万人普通高等在校人数、毛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等。万人普通高等在校人数受制于普通高等学校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使用此类指标，易对教育水平形成误判。HDI曾使用毛入学率、识字率，2010年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由于中国实施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标意义不大。平均受教育年限实际上体现的是最大最多数人原则，不能体现差别原则。文盲、半文盲实际上代表了教育能力中较差部分人群。因此，遵从差别原则，排除了原来HDI中的教育指标，将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比例作为教育能力的另一个指标。
　　2.2.4城乡一体化现状及指标选择依据
　　城乡差距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能力角度来看，城乡一体能力的不充分和不均衡，已对其它人类功能诸如健康、教育、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生活水平等造成了损害。第一，城乡差距对和谐功能造成极大影响，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家庭稳定[32]。第二，收入差距、资本差距和产业差距等经济因素的扩大不利于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平等，收入差距对健康不平等的累积效应最大[33]。第三，城鄉差距也对教育产生了消极作用，造成城乡教育支出的差距较大。
　　在指标选取上，要反映城乡发展能力差距。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表示城乡一体能力。从可行能力角度来，可支配收入更符合森的间接测量可行能力的办法，森认为间接法仍聚焦收入空间，但对收入空间适当调整。因此用调整后的收入来衡量能力。严格来说，可支配收入距离测度真正的可行能力还较远，因为即使可支配收入相同，也可能面临不同的转化能力。但这是平均值，可以视为能力小的人群同能力大的人群抵消。实际上，根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应该使用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那部分人的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那部分人的收入来表示城乡一体化。但无法获取最高和最低部分的可支配收入，因此，根据上文确定的原则，遵从最大最多数原则。 　　2.2.5生活水平现状及指标选择依据
　　随着GDP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生活水平存在發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以恩格尔系数为例，1980—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先缩小、再急剧扩大、又逐渐缩小;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的冷、热点区域在不同时间的空间差异显著，说明城乡生活水平存在空间不均衡[32]。
　　具体指标选择HDI中的人均GDP。首先，该指标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生活水平。其次，判断人群较差部分人的人均GDP需要的信息成本是巨大的，因此，遵从最大最多数原则，使用人均GDP而非最差部分人的人均GDP。
　　为了更好体现生活水平中较差部分人的能力状态，选择农村居民的三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分别是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改水受益人口占比表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首先，农村改水受益人口占比是人类功能的最基本指标，拥有安全干净卫生的饮用水是实现其它人类功能的前提。其次，该指标来自世界银行，能够同世界水平相比较。最后，该指标的数据连续。
　　恩格尔系数反映了生活水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了农村居民食物支出，代表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教育和医疗可能占了收入大部分，导致农村居民食物支出较少，从而出现了一种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恩格尔系数是富裕国家水平的反常现象。为充分反映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引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作为恩格尔系数的补充。
　　2.2.6应对气候变化现状及指标选择依据
　　从当前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挑战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体现可持续发展功能的重要指标。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均衡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差距过大造成城市和乡村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力差距较大。农村生产生活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中，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造成农业投入不足，从而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充分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足，比如碳排放强度远远落后发达国家，因此，需提升整体的应对能力。
　　在指标选择上，有使用人均碳排放[14，33]。这可能不准确，以2014年世界银行网站人均碳排放数据为例，发现各国人均碳排放少的地区，几乎都是人均GDP低的国家。说明人均碳排放不一定反映可持续发展。碳排放强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标。以2014年世界银行网站碳排放强度数据为例，发现全球碳排放强度低的地区几乎都是发达经济体，说明碳排放强度要比人均碳排放更适合。由于很难确定受侵害严重群体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无法适用差别原则。因此，使用碳排放强度衡量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碳排放强度越小，说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越强。
　　3中国人类综合发展指数的测量方式
　　3.1人类综合发展指数的阈值确定
　　阈值选择遵从可比较的原则。为了解中国人类综合发展指数在世界的位置，先寻找对应指标国际数据的阈值，缺乏国际数据阈值时，利用本文1990—2015年数据，使用该数据集最大或者最小值作为相应指标的阈值。阈值的选择遵从先国际后国内的原则。表2给出了各个指标的阈值选择的出处及依据。
　　3.2权重确定及指标合成方式
　　主观权重Sij采用HDI权重设计原则，各指标等权处理。健康、教育、城乡一体、生活水平、应对气候变化五个功能等权各1/5，各功能的二级指标也等权设置，即万人医生、万人有病床各占健康指标的1/2，即占人类发展综合指数的1/10。同理，可得其它二级指标的权重。客观权重计算公式为：
　　3.3数据来源及说明
　　健康数据来源为：中国卫生统计年鉴、EPS中国卫生数据库。
　　教育数据来源及处理：特殊教育招生数来自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按照当地当年人口计算万人招生数。文盲、半文盲人口占人口比例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EPS中国卫生数据库、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城乡一体所需数据：1996年前城镇居民为人均生活费收入，1996—2012年为可支配收入，2013年为新口径可支配收入，使用可比指数将历年数据折算为可比数据，部分数据来自各省调查年鉴。
　　生活水平所需数据：人均GDP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为转换成当年PPP美元，首先利用PPP转换因子与市场汇率的比率，转换当年市场汇率，再用此汇率折算为PPP美元人均GDP。其中，PPP转换因子与市场汇率的比率来自EPS数据平台下的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库，当年市场汇率来自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综合）。考虑到中国恩格尔系数同当前发展阶段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对食品支出的挤占效应，造成食品支出紧缩。为合理估算恩格尔系数，本文使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去掉医疗和教育支出部分的比重衡量恩格尔系数。具体数据来源为各省份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以及食品、教育、医疗等费用。城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08年以前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农村居民纯收入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数据来自各省调查年鉴。农村改水受益人口占比数据来自中国卫生年鉴。
　　可持续功能所需数据：碳排放由于没有公开的各省数据，需使用各省能源消耗数据推算。
　　以上数据为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较多，不参与计算和排名，港澳台地区有一定异质性，予以排除。重庆1997年成立，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有1993年数据，通过推算1993—1996年重庆数据，并据此推算出四川在1993—1996年数据。
　　4中国人类综合发展指数测量结果及分析
　　4.1基本结果
　　同HDI类似，CCHDI最终结果也在0～1之间。根据UNDP在2010年的分类办法，可以将CCHDI分为4类：0.25及以下为低水平，0.26～0.50之间为中等水平，0.50～0.75之间为高水平，0.76以上为极高水平。 　　通过表3可以看出，CCHDI在1990年基本处于中等水平，而到2015年则处于高水平。这个判断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阶段，如果按照UNDP的HDI，则中国当前处于极高水平，这同中国目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是不相符合的。HDI考虑的指标少，尤其是不考察较差人群状态，指标权重设置过于主观，造成HDI要比CCHDI计算要高。实际上，在考虑了城乡一体和应对气候变化指标，同时结合新时代一些突出的发展矛盾，加入代表最低社会正义的最差部分人群状态的指标，更能真正体现人类福祉。
　　4.2中国人类综合发展指数的总体特征
　　图1为CCHDI垂直线图，该图显示了历年各省CCHDI的分布情况和总体规律。从图中发现：①CCHDI在逐渐变好。从图1最低点看出，即使CCHDI最低部分也在逐年提高。说明中国CCHDI变化是一种帕累托改进。②CCHDI地区差异在逐渐缩小。从数据分布集中度来看，1995年数据分布大概在0.22～0.68之间，而在2015年数据分布在0.5～0.64之间，数据分布更加集中，数据分布的集中说明地区差距缩小。③CCHDI中高地区发展较慢。从最高点看，历年几乎维持不变，说明高水平地区在持续提升人类福祉方面还远远不足。CCHDI的提高主要依靠20世纪90年代低水平地区的进步。这说明在收入得到提升以后，收入以外的人类福祉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提高，造成高水平地区的停滞不前。④2006年是CCHDI的重要节点。2006年之前，CCHDI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甚至在2000—2006年还出现了退步。但2006年以后，CCHDI最低的地区也得到提高，尤其2011年，2011年前CCHDI的数据分布还比较分散，从2011年之后数据分布开始集中，且分布重心明显上移。这意味着整个地区之间的CCHDI也相对缩小了差距。
　　4.3中国人类综合发展指数的区域特征
　　将各省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1986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10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自治区），后包括重庆直辖市。后随着经济发展，又出现了四大区域的划分，主要是将东北地区独立出来。本文主要是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15年的研究，因此，遵从1986年的划分标准。，①计算各区域CCHDI的平均值。图2表示各区域CCHDI时间趋势图。可以看出：①东、中、西地区都有上升的趋势，在部分年份都有所下降，但总体是上升的态势。②东部地区CCHDI最高，中部和西部差距很小。自2010年以后，西部CCHDI有超越中部地区的趋势。③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长时间内是保持平稳的，这说明在东中西之间可能不会存在收敛趋势。④中西部地区在1990—2004年间存在倒U型的趋势，2004年以后开始摆脱前期的倒U型趋势，步入高速增长中。图3标准差反映了组内地区CCHDI的离散程度。中部地区的CCHDI离散程度下降较快，西部次之，东部的离散程度下降较慢，并有增长趋势。这说明CCHDI在东部地区趋向于发散，而在中西部地区趋向于收敛。
　　5结论
　　5.1主要结论
　　本文将人类可行能力划分为基础能力、发展能力、和谐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引入了五个反映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功能指标，通过对罗尔斯差别原则和边沁最大最多数原则合理运用，选取反映功能现状的具体指标测度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主要有以下结论和启示：①新时代下人类福祉评价需要构建在可行能力基础上。以效用论或者禀赋论构建的福祉指标体系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②能力指标的选择原则为，首先使用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先寻找群体中最差部分人的状态;假如没有足够信息，或者信息成本过大，将使用最大最多數原则。③1990—2015年，CCHDI保持帕累托改进。④CCHDI地区差异在逐渐缩小。东部地区CCHDI最高，中部和西部差距很小。东部地区CCHDI趋向于发散，中西部地区趋向于收敛。⑤各省CCHDI有后发优势和先发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高水平地区发展速度较慢，中低水平地区发展较快。
　　5.2主要建议
　　（1）建立以能力为信息基础的人类福祉指标评价体系。现存各类福祉指标体系，包括中国所使用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忽视了能力这一核心概念。以非能力信息基础为评价标准对政策制定有一定的误导性。中国的人口总量、发展阶段决定了无法走西方高福利社会的道路。在当前发展阶段，不能跳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评价方式，直接步入到以幸福或者人们主观评价为唯一或者重要的信息评价方式。指标体系应以能力建设为中心，重点放在人类可行能力方面，关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中所严重滞后的那部分功能。
　　（2）制定遴选人类综合发展指数功能指标的程序。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重视实质自由，对程序自由的关注稍有不足。但森并没有忽视程序自由的重要意义。例如在功能指标的产生上以及权重的判断上，他认为应该更多的是经过公众的讨论，通过民主的程序，在媒体、公众的监督之下尽量达成共识。倘若经过此等步骤，即使最后没有达成共识。森认为这也足以接受。森承认达成共识的困难性。森的这一见解似乎还是偏向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设计，在中国特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对于重要事务的决策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达成共识。因此，确定功能清单产生的程序过程，对新时代发展中落实以人的能力拓展为发展要务的科学目标是有意义的。
　　（3）重视东部地区人类福祉差距过大问题。新时代要求重视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问题，东部地区面临的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问题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东部区位优势，促进东部地区协同发展，尽快缩小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寄希望于“扩散”效应是不符合当前发展规律的，因此，应该适当干预，增进东部落后地区人类福祉。 　　（4）中西部地区的福祉提高不能走东部地区过度强调经济效率的老路，要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公平，以提高能力为主要发展目的。通过提高健康、教育、城乡一体等方面的能力，可以尽快提高当地人类福祉。
　　（5）重视高人类福祉地区的福祉提升较慢的问题。高人类福祉地区的经济转化为福祉的能力趋于弱化，主要因为收入等因素对于提升福祉出现了拐点效应，也就是所谓的“收入悖论”。破解收入悖论的方法就是重视收入以外的影响福祉的因素，比如公平正义和环境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这需要高人类福祉地区将更多的关注社会治理。
　　（编辑：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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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but there is still no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human welfar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raditional human welfare evaluation includes resource endowment theory at the beginning of action and utility theory or happiness theory and happiness theory at the result of action. However， these evaluations are incomplete an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 theory. Compared with the HDI based on capability and other related improved versions，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ut an innovative work fro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apability to the setting of weights， the selection principle of indicators and the way of synthesis. First of all， it puts more emphasis on the expansion of human group capability， proposes the framework of human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divides human capability into basic capability， development capability， harmonious capability and sustainable capability. Secondly， in terms of weight setting， it gets rid of the defect that HDI and other index systems only use subjective weight assignment， and the difference of capability reflected in data information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weight through the entropy index method. Finally， in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a standard based on Rawls’s ‘difference principle’ and Bentham’s ‘maximum and maximum principle’ is propo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①since 1990， human welfare in China has gradually improved， which is a Pareto improvement. ② the overall difference of human welfare in China is gradually narrowing， but the human welfar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ends to diverge，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ends to converge. ③ the law about China's human welfare is secondmover advantage and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in early development areas. Areas with high human welfare develop slowly， while areas with medium and low human welfare develop rapidly. Sugges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human welfar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ability information; we should make procedures for selecting capability indicators of the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we should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mprove human welfare in the eastern backward areas. We should promote human welfar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by improving health capability， education capabilit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e should improve human welfare in areas of high human welfar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apacities other than income.
　　Key wordscapacity approach;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uman wellbeing;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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