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功能对等下英译比较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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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则更难。诗词的意象、诗歌的韵律、诗人的情感等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考虑的因素，即所谓的“对等”。上世纪60年代末，翻译学家奈达（Eugene Nida）“功能对等”理论的提出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将奈达的“功能对等”应用于赏析诗歌翻译中，以汪榕培和宇文所安对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的译本为例，分析两位翻译家在译文中如何实现“功能对等”论。
　　关键词：功能对等 归园田居（其一） 汉诗英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1-0080-03
　　陶渊明的诗歌不仅受中国读者的喜爱，也同样受到国外学者的青睐。《归园田居（其一）》已有12种英译本，译者有许渊冲、汪榕培、宇文所安（Stephen Owen）、Burton Watson等。笔者试图从奈达的“功能对等”角度出发，主要对汪榕培和宇文所安的《归园田居（其一）》的译本进行比较赏析。
　　一、英文诗歌和中文诗歌的异同
　　在进行诗歌翻译前，译者都必须了解两种诗歌语言的语言特点和文体特点[1]。正如怒安所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2]汉语诗歌不同于英语诗歌，表现在形式精练、言简意赅。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就是表现其语言凝练的代表。相比之下，英语诗歌重在精确，内容与形式基本统一，是一种科学的语言。除此之外，汉语诗歌具有独特的形式体裁，包括诗、词、歌、曲、赋。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是，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诗歌当中所表现的意象和听觉特征。中国诗歌的听觉特征可分为音节、声调和韵律。音节是划分不同诗歌形式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诗歌中，每行的音节数决定着诗歌的基本节奏，每行的字数与音节数相同。至于音调，一共有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诗行中的声调组合给读者不同的听觉感受，有助于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这也是中国诗歌的独特之处。在诗行中使用押韵时，汉语诗歌通常采用尾韵来体现诗歌语言产生的音樂美。而英语诗歌的音律美主要由音步和与汉语诗歌一样的音韵来实现的。
　　除了听觉效果之外，诗歌中的意象是其另一重要特征。中文诗歌的含蓄、微妙和英语诗歌的直率、铺陈都是通过意象的选取来体现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时只凭意象便可形成一首独立的诗，而不需要使用其他连词和附加词。此外，一个意象可包含多重含义，有时还有象征意义。而英语诗歌则是通过多种意象不断与诗歌主题相呼应，传达出诗歌的精神所在。
　　二、诗歌在“功能对等”理论中的适用性
　　严复写到：“译事三难：信、达、雅。”[3]这里的“信”即为“忠实”，翻译作品内容应忠实于原文。“达”字意为“文辞流畅”。所谓“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而“雅”即指“文学性”，原文雅则当雅，原文俗则当俗。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言，“把有韵有格律体诗词，化为只有节奏而不押韵的自由诗，那就是过犹不及了。因为自由诗体的译文既使能包含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的意美，深邃的意境和强烈的感情，也绝无法表达古典诗词毋庸置疑的魅力，无法使人爱不忍释，百读不厌”[4]。即在译诗时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而无论严复的翻译三原则抑或“三美原则”都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奈达将“功能对等”分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便是要求译文的形式要与原文的形式严格保持一致。而“动态对等”奈达后又发展为“功能对等”，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5]。因此，翻译除词汇意义上的对等外还应在语义、风格和文体等方面实现对等，即翻译既要传递出源语词汇的表层信息，也要蕴含深层的文化信息。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5]，形式蕴含文化，文化是沟通的桥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以“动态对等为翻译准则精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同时，奈达还提出了“读者反映论”，如果译语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映实现动态对等，那么该译文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天赋。”“译者不应将诗歌翻译得既不像散文也不能像说明文那样平铺直叙。风格仅次于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6][7]由此可见，功能对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翻译方法，并对诗歌翻译提出了启示。根据这一理论，原诗的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翻译过程三者出现冲突，译者应该把内容放在第一位并达到如读原文一样的阅读效果。
　　三、汪榕培和宇文所安《归园田居（其一）》译本赏析
　　整体来看，汪译本和宇文所安译本是遵循了“以诗译诗”的原则。对于标题的译法，两种版本的表达有所差别。宇文所安将之翻译为“Return to Dwell in Gardens and fields”，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而汪榕培译为“Back to Country Life”。笔者认为标题《归园田居》的意思是陶渊明不愿再过那种喧嚣的世俗生活而要重返自然，过那种与世无争、恬淡怡人的平凡生活。而宇文所安所译的给人一种误解，即重返有田园的住所，这并没有将陶渊明那种向往隐居生活的深层含义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题目应言简意赅，宇文所安所译之题目未免有些冗长。相比之下，“Back to Country Life”最为贴切，“back”体现“归”，“country life”单单两个单词就易让作者与全诗的劳作场面联系起来，达到了功能对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的那种本领。在这里，汪榕培先生将“俗韵”译为“the madding crowd”，巧妙地采用了托马斯·哈代的著作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使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西方读者心领神会。而宇文所安译为“common things”，不免使读者产生误解。“性本爱丘山”，作者陶渊明以第一视角展开即抒发第一人称“我”的本性是喜欢丘山的。相比于汪以物做主语，宇文所安的“I clung to”正是以第一视角表达作者思想的，更贴近原文，实现形式对等。前二句表露了作者对官场的黑暗与污浊充满了不满，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也揭示了诗人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原诗中的“尘网”指的是“尘世间用于捕鸟的罗网”，在诗歌中主要是用于比喻深陷于官场、仕途的、不易脱身的情景。如果直接如宇文所安直译的“snares of dust”，所表达的含义并未与原文对等甚至会让读者感到费解而偏离原文。而汪先生并没有把“尘网”翻译出来，而是采用意译的方法用“mundane careers”来表达世俗的官场，将“沉网”所隐含的深层含义表达出来，使读者一看便可以了解其内容涵义。“一去三十年”，其实代表了诗人陶渊明从步入仕途到最终归隐田园的十三个年头。宇文所安将其译为 “thirteen years”，体现了英语诗歌的准确性。但译者无论翻译为“thirty years”抑或“thirteen years”均有其道理。 　　作为全诗中最有诗意的一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将身处官场的自己比作“羁鸟”和“池鱼”，又用“旧林”和“故渊”表达自己内心一直心向往之的田园生活和对之的依恋之情。两句诗对仗工整，这无疑对译者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但这两个译本，无论是宇文所安的直译还是汪榕培的意译均在既不改变原句意味的前提下，又在诗句长短、诗歌节奏和韵律上保持原诗之风貌，凸显原诗之“神韵”。对“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后半句，汪将之译为“To suit my bent for reaping farmland yields”，而宇文所安译为“I stay plain by returning to gardens and fields”。笔者认为这句是前一句“开荒南野际”的目的所在，即诗人开垦荒地是想要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地耕种、收获。因此，汪译较后者好一些。宇文所安翻译的“stay plain”是对的，作者“归田园”是想要不忘初心，过着平淡舒适的生活，但并不仅仅是表面的“gardens and fields”，而是“farmland yields”。相比之下，汪将诗人将要开始耕种的田园生活准确描绘了出来。
　　本诗第九句至第十六句中，陶渊明用简单的词句画由远及近地描绘了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景色图，与浊流纵横的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短短十个字便将诗人的简朴生活勾勒了出来。两译者所译也是大同小异，差别不大。但汪译对仗更加工整，同样简洁明了，还原了原诗的意境，与原诗有异曲同工之处，实现了动态对等。“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是对住所周围环境的描写。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相映成趣。一般来讲，“荫”字一般当做名词，指大树的树荫。汪选用“cover”既反映出是名词动用的情况，也表达出保护、庇护的深层含义，属归化法。而宇文所安的“shade”本身在英语中动、名词均可。对于“桃李罗堂前”的翻译，汪譯与第一句更加对等，而且表达出空间感与动态感，而后者就不如前者能表现出此意境，缺乏一点点空间立体的枝叶延伸之感。但两位译者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值是相同的。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句尤如一幅泼墨山水。“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汪译使用了“dimly looms somewhere”，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朦胧美。而宇文所安译为“are hidden from sight”，与原文意思不符。原文表达的是远处的村落隐隐约约、时隐时现，而不是完全看不到。“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汪使用的“drifting”相当传神，与原文表达毫无出入，与“大漠孤烟直”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之下，宇文所安的“come from”就太过直接，没有此种画面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两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8]而稍加变化。汪译从句法结构上来说，与原文的契合度较高。“狗吠”和“鸡鸣”两个动词他使用了“barks”和“larks”交相呼应，与此同时，“lark”一词在英语诗歌中也是诗人喜爱的词语，在翻译境界上达到了动态对等。而宇文所安使用“deep”和“atop”两个词，既押韵又传神地表达出了诗中所描绘的美好惬意的乡村风景图。“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作者摆脱了世俗的喧嚣，过着宁静的、如自己所愿的生活。“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而宇文所安直接将这二字翻译成“dust”，并未真正地理解“尘杂”的含义。而汪先生翻译成了“worldly moil or gloom”，这样外国读者更易明白“尘杂”二字的真正内涵。因此此处汪先生的翻译更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自然”在这里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表达自然的环境，但更重要的是指尊崇自己本性，回归那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一种释然解脱的心情油然而生。“樊笼”喻指当时官场如牢笼般令人窒息，因此，汪先生意译为“bitter strife with men”，暗示官场的环境与自己格格不入。相比之下，宇文所安的“coop”就稍逊色一些。而“复得返自然”汪译为“I live a free and easy life again”，指自己终于摆脱官场重新过上自由、恬淡的生活。而后者译为“Now again I return to the natural way”，表达自己又可以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两种译法均可。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到摆脱“尘网”，复得“自然”，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全然地流露了出来。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功能对等”理论同样适用于诗歌翻译。在这首诗的翻译中，两译本各有所长，但相比之下汪榕培对仗工整、节奏感强、韵脚自然，更加能将诗中的寓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传达给读者，即“传神达意”，做到了在语义和语体上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实现“功能对等”。但宇文所安的译文也有我们学习之处。如其用词古淡，句法简洁明晰，没有多余的修饰;双行排列构成诗节，符合原诗的精神;尽量接近原始意象和用词;等等。除此之外，汪榕培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而宇文所安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音美、意美、形美、韵美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诗歌所传递的文化内涵、精神象征，以及特有的微言大义的复杂性要求译者不仅需要掌握良好的中华文化古汉语知识，还需要高超凝练的汉语表达能力和精确的语言转换力。因此，想要更好地传递原文的内涵与神韵，达到翻译的高境界，需要中外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将中国文化传遍全世界。
　　参考文献
　　[1]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党争胜.文学翻译鉴赏导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张婷婷.从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分析《天净沙·秋思》英译本[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5（2）.
　　[4]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5]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6]罗晓佳.尤金·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诗歌翻译[J].英语教师，2019.
　　[7]Nida，Eugene A&Charles Taber 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ill，1969.
　　[8]汪榕培.各领风骚译陶诗：《归园田居》（其一）英译比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5）.
　　责任编辑：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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