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杨亮洁　杨海楠　杨永春等

　　摘要 以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河西走廊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构建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在分析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的基础上，探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阶段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从区域和城市两个空间尺度分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为探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和缓慢波动上升趋势。②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特征，耦合协调度在0～0.5之间，生态系统处于低水平和拮抗耦合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处于濒临失调阶段。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共分9个等级3个层次3个耦合协调阶段：高水平-磨合阶段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区-低水平耦合阶段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④根据2001—2016年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将河西走廊五市分为4种耦合协调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关键词 生态环境质量;环境承载力;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模型;河西走廊
　　中图分类号 X1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01-0102-11 DOI：10.12062/cpre.2019080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的快速扩张和人类对资源的干预、破坏以及无序开发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生活的健康和安全[1-2]。我国自21世纪以来，从提出“退耕还林还草”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如何协调统一的问题就一直是国家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依据，其研究意义巨大。河西走廊自古就是沟通西域的要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同时也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绿洲农业区和生态屏障区，但走廊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生态危机已成为河西走廊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河西走廊迎来大好发展机遇的同时生态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向这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本文以河西五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尝试将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以位于典型干旱半干旱区的河西走廊为对象，对2001—2016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定量评价及分级分析，以期为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文献综述
　　生态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类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质量是指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反映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3]，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不同的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人文社科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统筹生态与社会，构建美好家园方面[4-5]。地理与生态科学领域，主要通过气候、地形、生物量、土地覆被和植被数据来反映[6-8]。
　　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力是测度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环境承载力表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对生态环境干扰力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及共生关系[9];生态弹性力表征生态系统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和恢复原状的能力。地理学领域，主要从生态环境承载力视角开展生态环境质量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构建，如：“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10]、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11]、enhanced DPSIR[12]、“人文-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协调模型
　　[13]等。二是評价方法，如：TOPSIS法[14]、生态足迹法[15]、灰色关联度分析法[16]、人工神经网络法[17]、库兹涅茨曲线法[18]等方法。
　　生态弹性力是近年来兴起的生态系统研究热点之一。霍林[19]最早将“弹性力”一词引入生态学研究当中，研究生态系统承受外界干扰以保持原状的能力，并将其与系统受到破坏恢复到原状的“稳定性”能力区分开[20]。Westman[21]、高吉喜[22]倾向于生态弹性力表示生态系统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和恢复原状的能力。生态系统弹性力包括弹性强度和弹性限度两个方面[23]，弹性强度即弹性力的大小，弹性限度是一个阈值，表示生态系统可以承受干扰而不丧失功能的范围，取决于地物覆盖类型多样性以及等级状况等[4]。生态系统弹性力的研究主要从弹性强度和弹性限度两方面，应用多种数理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弹性强度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指标体系构建和多元数理统计评价方法[25-27]。生态弹性限度方面的研究多应用陆地净初级生产力（NPP）作为弹性限度分值的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分析[28-31]。
　　现有的关于环境质量的研究多从生态承载力和生态弹性两条主线并行展开研究，将二者耦合的研究很鲜见。因此，本论文以环境承载力作为资源禀赋和生态本底的评价指标，以生态弹性限度作为区域可开发利用程度的评价指标，将生态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将二者耦合起来，用于生态环境质量的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表征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程度。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以东，合黎山以西，乌鞘岭以北，甘肃新疆边界以南，因位置在黄河以西，两山夹持，狭长且直，地势平坦，形如走廊，故称“河西走廊”，介于北纬36°98'～42°57' N，东经92°13'～103°46' E之间，东西长约1 200 km，南北宽约100～200 km。 属典型的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5.8～9.3℃，降水南多北少，多年平均降水量约200 mm左右，风大沙多，生态脆弱，南部祁连山冰雪融水丰富。全区自东向西形成了以石羊河、黑河、疏勒河3大内流水系为中心的戈壁绿洲，灌溉农业发达。全区管辖了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共5市4区15县，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数据来源
　　2.2.1 MODIS遥感影像数据
　　由于2016年的MOD17A3的NPP数据缺失，同时对比往年影像得知相邻两年的NPP数据没有突变情况，且变化极小，所以用2015年的数据代替（见表1）。
　　2.2.2 自然环境数据
　　包括2001—2016年气温、降水数据，1km×1km的DEM数据，河西走廊矢量边界数据以及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获取的土壤侵蚀数据和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2.2.3 社会经济数据
　　主要来源于《甘肃省年鉴》（2002—2017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2—2017年）、各地级市年鉴以及部分市（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包括人均GDP、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占比等。
　　3 研究方法
　　3.1 环境承载力（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CC）
　　3.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照已有的相关研究[32-33]，结合河西走廊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气候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施压力和社会协调力三个方面选取9个指标，构建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2）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气温。利用甘肃省及周边地区142个气象站点数据，应用ArcGIS10.2软件，运用克里金法进行空间插值[35]，以实现数据的空间化。
　　（3）NDVI指数。表征区域地表植被覆盖特征。利用MOD13Q1级植被指数产品，先使用MRT软件对影像数据进行提取波段、影像拼接、重采样等操作，然后采用最大值合成法（MVC）进行预处理[36]，运用Python程序进行影像最大值合成的批量处理，在ArcGIS10.2软件平台上将每个月的数据合成为年数据，得到2001—2016年共16期的NDVI结果图。
　　（4）沙漠化指数。 表征土地沙化程度。利用MOD09A1数据产品，先在MRT软件中提取短波红外波段和近红外波段，然后进行拼接影像、重采样和最大值合成的批量处理，再在ArcGIS10.2软件中将月影像数据合并为年数据，最后根据以下公式计算沙漠化指数（DI）[37]。
　　地物的弹性分值可通过覆盖度、生产力或专家评分的方法确定。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表征一个地区地形地貌、水分热力状况、植被的生产适宜性，直接反映植被群落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生产能力，是表征陆地生态系统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40]。因此，用NPP均值作为弹性分值。
　　3.3 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区域生态质量等级划分
　　区域生态质量是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相互耦合、互相作用的结果，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41-42]，测定两者之间的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进而分析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4 结果与分析
　　4.1 生态环境承载力时空演变
　　应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计算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各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以2016年为例，得出河西走廊环境承载力计算公式如下：
　　良好协调高水平阶段承载力与弹性限度处于良性共振阶段，系统耦合协调度高，生态质量良好，区域发展应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发展绿色可持续产业
　　了85%以上（见表4）。同理，计算2001—2015年的生态环境承載力各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计算结果与2016年基本一致，气温、降水量、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土壤侵蚀强度、地形位指数和沙漠化指数始终是影响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因素，表明河西走廊环境承载力是人类活动和资源环境本底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4.1.1 环境承载力空间格局
　　河西走廊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多年均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见图1）。生态环境承载力最高的地方位于降水丰富的祁连山一带以及石羊河流域的武威市和金昌市境内，年降水量在
　　130 mm以上，气温低，气候较湿润，植被覆盖度较高。受山地垂直地带性规律的影响，北山、祁连山和乌鞘岭的南部的环境承载力较高。位于疏勒河、黑河以及石羊河流域的绿洲区水资源较丰富，人口聚集程度大，经济发展迅速，反哺生态效果明显，生态环境承载力较高。
　　4.1.2 环境承载力时序演变特征
　　区域尺度上，2001—2016年，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波动上升，整体水平较低（见图1、图2）。承载力指数从2001年的0.38波动上升到2016年的0.41，多年平均值为0.39。
　　城市尺度上，各市环境承载力差异显著（见图1、图2）。金昌和张掖两市环境承载力最高，多年平均值分别为0.58和0.60，波动幅度大;其次为武威市，环境承载力指数0.52，高于区域平均值，下降趋势明显，环境恶化严重;嘉峪关市的承载力指数上升明显，从2001年的0.39上升到了2016年的0.54，环境明显改善;酒泉市环境承载力指数最低为0.30，波动上升趋势明显。 　　4.2 生态弹性限度时空演变
　　4.2.1生态弹性限度空间格局
　　区域尺度上，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弹性限度多年均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见图3）。位于研究区东南部的三大河流的上游地区植被茂盛，水土保持良好，区域内的NPP均值大，环境基础好，生态弹性限度大。
　　城市尺度上，整个河西地区的生态弹性限度大致分为四个等级。高弹性限度地区包括武威市、金昌市和张掖市南部，中等水平地区包括武威市、金昌市中部和张掖市中部、西北部;较低水平地区包括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的北部和嘉峪关市以及酒泉中部地区，其余地区属于低弹性限度区域（见图3）。
　　4.2.2 生态弹性限度时序演变特征
　　区域尺度上，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弹性限度缓慢上升趋势（见图3、图4），整体水平很低。生态弹性限度从2001年的0.16增加到2016年的0.17，多年平均值为0.16。16年间，河西地区耕地面积增加了29.17%，林地面积减少了0.41%，草地面积减少了3.41%，水域面积增加了0.2%，城乡建设用地增加了6.03%，未利用地（包括沙漠和山地）减少了31.59%，区域的植物净初级生产力（NPP）均值从2001年的89.21gc/m2增加到2016年的109.36gc/m2。
　　城市尺度上，各城市的生态弹性限度差异明显（见图3、图4）。张掖市生态弹性限度最高（0.42），呈上升趋势;其次为武威市（0.41）、金昌市（0.36），生态弹性均缓慢上升;嘉峪关和酒泉市的生态弹性限度很低（0.12和0.05），低于区域平均值，嘉峪关市弹性限度指数增长最快， 16年间增长了42.97%，酒泉市一直处于极低水平。
　　4.3 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与评价
　　4.3.1 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分析
　　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度（C）一直处于[0，0.5]之间，处于低水平耦合和拮据耦合阶段（见图5、图6）。 空间纬度上，河西走廊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Ecologic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ECCD）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时间维度上，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好转趋势。从耦合协调度各等级面积占比的年际变化来看，2001—2016年，极度失调与严重失调地区面积占比呈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中度失调地区面积占比逐年减少，轻度失调地区面积占比呈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的地区面积基本保持不变.根据生态环境质量阶段划分表将河西走廊划分为三类区域（见图5、图6）。
　　（1）高水平-磨合阶段区。祁连山中部和南部地区，环境承载力高，生态弹性限度大，生态环境本底较好，耦合协调度处于0.5～0.7之间，处于磨合阶段，包括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域，面积占比约20%。该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良好，有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石羊河流域、祁连山北部地区，环境承载力较高，但生态弹性限度相对较低;嘉峪关市以及酒泉市南部、中部、北部地区生态弹性限度小，但环境承载力相对较高。这类区域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0.5之間，属于拮抗耦合阶段，包括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的区域，此类区域占整个研究区的30%左右，面积变化大。该类区域需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区域生态弹性限度，进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3）低水平-低水平耦合阶段区。黑河流域下游、疏勒河流域以及酒泉市西部部分地区，环境承载力低，生态弹性限度小，耦合协调度在0.3以下，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该类区域包括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域，面积占整个研究区的50%左右。该类区域的生态环境限制经济发展，应加大环境保护，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进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4.3.2 河西走廊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大小（见图7）和各等级的面积统计结果（见图8），可将河西五市分为4种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高耦合协调减少型、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
　　（1）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该类型包括张掖市和金昌市，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耦合协调度较高，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城市发展空间较大。16年间，张掖和金昌市的生态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48和0.47，呈上升趋势，生态质量高水平区面积占比大，分别为61.07%和64.95%，包含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和初级协调三种类型，基本没有失调类型区。张掖和金昌市分别位于黑河流域与石羊河流域，耕地资源与矿产资源丰富，自然环境本底好，近年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其余各市应该借鉴发展模式，利用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济。
　　（2）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该类型包括武威市，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较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生态环境质量低水平区面积增加，耦合协调度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恶化。16年间武威市耦合协调度从0.49减少到了0.44，呈缓慢下降趋势。生态质量高水平地区的面积占比从2001年的50.58%减少到了2016年的45.61%，减少了4.97%;中等水平地区从2001年的46.16%减少到了2016年的44.88%，减少了1.28%，低水平的地区增加了6.25%。武威市是石羊河流域的绿洲区，水源丰富，生态承载力较高，但由于人口的过度集聚，资源环境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生态质量下降。这类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从人口大量集聚和城市快速扩张的粗放式城镇化发展转变为以产业升级为动力，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式城镇化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3）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该类型包括嘉峪关市，主要由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的区域组成，属于生态环境质量中等水平地区，生态耦合协调度逐步上升（从2001年的0.32增长到2016年的0.39）。嘉峪关市地处戈壁，未利用地占到62%左右，自然环境基础条件较差，但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城市经济发展较好，2012年全区GDP达到了269.25亿元。土地利用规划合理，城市扩张合理，生态弹性限度得以提升;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力度大，生态环境承载力明显提升，16年间生态环境质量向着良好方向发展。
　　（4）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该类型包括酒泉市，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水平低（0.23），生态环境质量略有好转。2001—2016年，酒泉市生态质量高水平区始终只有0.35%左右，中等水平的地区从29.04%增加到35.46%，低水平的地区从70.80%减少到64.06%，生态环境质量略有提升。酒泉市戈壁荒漠面积广，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区域开发受限。这类区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有步骤地实现生态移民，努力实现环境承载力和土地开发限度相互协调的目标。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应用耦合分析法，构建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利用面板数据、MODIS遥感影像数据、气象数据、DEM地形数据和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测度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探析了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明确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研究结果表明：①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气温、降水量、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土壤侵蚀强度、地形位指数和沙漠化指数是影响河西走廊承载力的重要因素。空间纬度上，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时间纬度上，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整体水平较低，波动上升。2001—2016年，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从0.38增长到了0.41，多年平均值为0.39。城市尺度上，金昌和张掖两市环境承载力最高;其次为武威市，下降趋势显著，环境恶化严重;嘉峪关市的承载力指数上升明显，环境改善明显;酒泉市环境承载力最低，上升趋势明显。② 河西走廊生态弹性限度。河西走廊生态弹性限度整体水平较低，多年平均值约0.16。空间纬度上，河西走廊生态弹性限度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时间纬度上，河西走廊生态弹性限度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整个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弹性限度大致分为四个等级。高弹性限度地区包括武威市、金昌市和张掖市南部;中等水平地区包括武威市、金昌市中部和张掖市中部、西北部;较低水平地区包括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的北部和嘉峪关市以及酒泉中部地区，其余地区属于低弹性限度区域。城市尺度上，张掖市生态弹性限度最高（0.42），呈上升趋势;其次为武威市（0.41）、金昌市（0.36），生态弹性均缓慢上升;嘉峪关和酒泉市的生态弹性限度很低（分别为0.12和0.05）），均低于区域平均值。③河西走廊的生态耦合协调度。空间纬度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时间纬度上，河西走廊生态耦合协调度（C）较低（0～0.5），始终属于低水平和拮据耦合阶段，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1—2016年，低水平地区减少了7.57%，中等水平地区增加了8.26%，高水平地区增加了5.42%。生态环境质量略有提升。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共分9个等级3个层次3个耦合协调阶段：高水平-磨合階段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区-低水平耦合阶段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城市尺度上，河西走廊五市分为4种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
　　河西走廊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西北重要的绿洲农业区和生态屏障区。河西走廊的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本论文尝试将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进行耦合分析，但关于生态弹性的分析只分析了弹性限度，并未对弹性强度作分析，在今后将对生态弹性强度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
　　6 政策与建议
　　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异质性明显，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高水平-磨合阶段区（祁连山中部和南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良好，有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中等
　　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石羊河流域、祁连山北部地区、嘉峪关市以及酒泉市南部、中部、北部地区），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区域生态弹性限度，进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低水平-低水平耦合阶段区（黑河流域下游、疏勒河流域以及酒泉市西部部分地区），环境承载力低，生态弹性限度小，生态环境限制经济发展，应加大环境保护，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进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体到各地级市政策建议如下。
　　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金昌市）：张掖市应在原有经济模式上，要结合本地地形地貌的多样性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实现经济零污染增长，同时加强对黑河流域下游的沙化整治，对于南部祁连山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通过限制山区开发及建立生态缓冲区来减小城镇扩张对该区域生境质量的威胁，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好转;金昌市矿产资源丰富，土地开发强度适中，致力于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注重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的净化处理，改善生态环境。
　　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应从人口大量集聚和城市快速扩张的粗放式城镇化发展转变为以产业升级为动力，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式城镇化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促使生态环境质量向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发展。一方面要保障已有的水源、草地等生态源地，积极推进退耕还林还草，放缓土地开发速度，降低建设用地和耕地扩张对生态源地的破坏;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提高人民富裕水平，增强人民生态危机意识与应对能力。 　　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今后应继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合理规划土地，逐渐将第三产业转变为支柱产业。同时要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素养，加大环境保护投，用经济反哺生态，促使生态环境向高耦合协调增长型演进。
　　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酒泉市戈壁荒漠面积广，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区域开发受限。这类区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旅游业，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有步骤地实现生态移民，同时要建立环境监督机构，加强环境监管力度，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做到“环境允许发展，发展保护环境”。努力实现环境承载力和土地开发限度相互协调的目标。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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