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认识论下舆论的社会性别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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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女权”是近年来占据网络舆论的热门词汇，许多公共事件也因女性主义意见领袖从不同于以往的视角阐述解读，经网络转发评论等形式的多级传播产生多种舆论传播效果，反映出当前网络舆论的社会性别差异。文章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以现代女性主义哲学认识论为框架，分析网络舆论社会性别差异的形成、发展及产生的消极后果，并提出对于当前问题的警示与展望。
　　关键词：女性主义  舆论环境  社会性别
　　社交网络热词“女权”来源于英文“feminism”，这一学说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分别被译为较为激进、政治色彩与权利意识更为浓重的“女权主义”和较为温和、更具时代与学术气质的“女性主义”两种主流官方名词。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表达了对女性权利的维护和从女性视角理解问题的双重含义。
　　从女性主义哲学视角来看，传统的哲学似乎存在将女性边缘化的倾向，在看似代表全人类、普遍性的外衣下忽略了女性视角的哲学观点与研究视角的存在。经过长期发展，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视角与思维方法，从女性的体验出发，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社会性别、性别歧视、性骚扰、家庭暴力、精神控制、独立自主性等总结发问，分析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现实矛盾和复杂关系，形成相应理论体系，找到构建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的新方式。女性主义哲学具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分为早期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法国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即当代女性主义五个发展阶段。
　　当代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框架下有三大研究问题——历史主题、价值主题和认识论主题。
　　其中，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t Epistemology）是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认识论，最初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主要是以批判的眼光審视传统认识论中对于女性的忽视、边缘化与偏见。发展至今也演绎出许多新的概念与研究思路，如“知识的情绪体验”“爱的知觉”“认知责任”“理性是人类的‘第二本性’”等，这些理论都可以为我们研究问题提供新的立场与视角。
　　社会性别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讨论的核心内容，与之相对立的是以生理特征为划分标准的“生理性别”。传统社会认为女性的一些相对劣势的先天性生理特征，如体能、生育、月经等生理构造是造成其成为男性保护或统治对象的根本原因。而这些独特的生理特性也演化出相应的女性性别气质——柔弱、敏感、缺乏理性、需要保护等。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是对男女生理性别差异的驳斥，这一概念主张男女两性的所谓性别角色并不是由先天性生理特征所决定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教育与文化制约环境下形成的。社会中对于男女两性的刻板印象与成见是人为的产物，在社会交流与传承中形成，又通过媒介、教育、法律等机制反作用于社会大环境，循环往复直至形成一种固化的社会思维模式。
　　根据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我们可以把“女性”看做是一种由社会文化构建出的身份期待，这种性别差异与生理构造无关。正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先行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互联网作为大众传媒无论从“把关人”或“拟态环境”等角度，都毫无疑问是社会文化环境最强大的建构者，对两性身份塑造与价值认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网络舆论环境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化现象就是在新闻传播学视角下，讨论网络环境对于女性主义信息的传播，进而形成社会性别的效果机制，以及这种机制是如何通过网络舆论体现出来的。
　　产生：男性主导的舆论环境塑造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
　　刻板成见（stereotype）一词，最早在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在国内也被译为“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于特定事物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看法，通常伴随人们对事物的价值评判和好恶情感。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女性主义认识论引入这一概念，用以批判大众舆论环境对个性丰富、具有反叛精神和创造性潜质才能的女性群体的简单笼统的概括，这种刻板成见从男权统治下的文化角度出发，目的是将女性异化为男性的附属物。
　　“媒介有教育的力量，能够塑造人的思维。同时，媒介的影响力还体现在荧屏人物的榜样力量”。当今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媒体产业诞生于美国，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影视产业对于女性的负面观点的输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负面观点不仅包括对于女性带有贬斥色彩的言论，还包括对于女性角色多样性的缺失与固定化。这一问题与主流影视产业中导演、编剧、制片等职业长期被男性垄断密切相关，“大多数电影、电视剧都是男性拍给男性看的”。
　　在男权主导的叙事框架下，西方主流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大多被塑造为柔弱、性感、需要被保护或拯救的符号化形象。以全球极具盛名的“007”系列电影来看，男主人公特工邦德永远是高大威猛、头脑灵活、身手了得、帅气多金的理想男性气质的代表，而影片中的女性则很难在观众心中获得姓名，只是被符号化为性感、美艳的代名词“邦女郎”。甚至影片为强调邦德的男性魅力，在叙事时，总是以搭讪成功、与美女共赴爱河的情节说明问题。
　　在影视作品的镜头语言方面，不难发现，大多数电影的视觉表达方式是基于男性摄影师的视角呈现与表达的。在女性角色的展现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腿部、胸部、臀部的特写镜头。这种镜头画面的运用使得女性身处男性的凝视中，将女性变成一个被凝视的物件，使人认为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塑身方式远远比她们的思想更为重要。
　　我们在媒介中看到的各种图像不仅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还影响着政策的制定与观念生成的方式。
　　人们在其童年时期的所见所闻影响极为深刻，决定其成长中的诸多可能性。1937年至今，80多年间，迪士尼创造出14位公主，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女孩的童年梦境。然而这些对女性性格塑造具有极大影响的公主形象，尤其以第一代——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最为典型，这三位貌美如花、任劳任怨的“傻白甜”花瓶形象完全是满足男性群体幻想的讨好与献媚。而由小美人鱼爱丽儿、美女与野兽贝儿和阿拉丁中的茉莉公主组成的第二代公主形象，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各种民权运动的熏陶下具有些许自主个性和女权主义色彩，但她们的形象和对女性权利的诉求仍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故事的主线、矛盾的产生与解决始终来自于婚姻与家庭。 　　也就是说，即使在目标受众是女性孩童的迪士尼公主电影中，所传达的价值观依然是女性要作为男性社会的附庸，即嫁作人妇、相夫教子是女性天职也是女性的唯一归宿。自童年起，在这种具有明显取悦男权色彩的价值观的输出与熏陶下，整个社会构建起一套审视女性甚至定义女性的价值体系。一旦女性有超出社会普适女性性格价值特征的“反常”举动就会遭受舆论的抨击与非议。这种由男权主导构建的女性刻板印象严重阻碍了女性的多样发展与成长，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女性自身意识觉醒并奋起反抗。
　　发展：社交媒体赋权与女性话语权意识觉醒
　　互联网媒介的普及，保障了大众的媒介接近权，打破了过去由于媒介从业人数的性别差异而集中在男性手中的传播权利。当前，传播技术的发展迎来了更为自由、开放的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与互动性使得信息发布门槛降低，吸引越来越多的意见领袖参与其中。在社交媒体的多级传播与意见扩散中，将公共议题推到舆论的高点，引起更多公众的关注与讨论，促使问题尽快得到有效解决。
　　在社交媒體中，以意见领袖为节点联结形成一个个不同主题的社群，女性对于自身话语权意识的觉醒使女权社群大量兴起。女性主义认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可以总结为“什么是真理”，即“以女性视角重构正义”。因为概念与判断本身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观察与分析之上的总结，但这种价值判断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包含了认知主体自身的价值偏向，这种价值偏向通过概念的传递与推论一步步得到深化，进而形成人们观念中所谓的“真理”。故而，女性主义认识论将所有“ 真理”看做“认识论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反思所有的传统认识论”。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女性主义意见领袖从新的视角针对公共事件积极发声，尤其在与女性相关的新闻事件中影响舆论走向，以同理心、共情能力唤起更多女性群体关注与支持。
　　2017年，以《纽约时报》两名记者带头揭露的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为开端，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爆发。在多位著名好莱坞演员的带头发声中，美国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的女性陆续在网上发布自己被性骚扰或性侵的经历，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这是一次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也是女性对于自身身体自主权利的捍卫。Me Too运动的影响力不局限于美国本土，据新浪微舆情统计，截至2018年12月，Me Too运动在新浪微博、微信、知乎等各大国内媒介平台累计讨论286437余次，呈现出全媒体、全社会、现象级参与讨论的传播格局，也引起社交媒体中大量“ 反性侵”讨论。在Me Too运动的感染下，国内遭受类似侵害的女性也敢于冲破耻辱文化的禁锢，从过去的羞愧隐忍走向台前勇敢控诉施暴人。
　　女性主义意见领袖也在类似事件中率先引导舆论，质疑传统思维对于女性行为与价值的评判标准，如针对“ 穿着暴露活该被性骚扰”提出“我可以骚但你不能扰”的口号。许多学者或相关领域专业人士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为女性群体发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表示，“一些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似乎正在被围剿，有些人特意挑出她们的种种乖张言行，拿出来示众”，谴责舆论对女性主义者的不公正看待;《女性主义》作者李银河发表文章《为女权主义正名》，提出“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女权主义的，因为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国策”等等。
　　在这些公共事件中，女性群体借助社交媒介赋予社群对于公共事件的广泛影响力和女性主义意见领袖在舆论阵地中对于话语权争夺所产生的强大传播力，将过去作为耻辱象征的难以启齿的“丑事”变成了一场对社会权力结构中由男性主导的话语权，及随之带来的男权制资本与权力构建对女性性别歧视的声势浩大的集体抗争。
　　后果：标签与污名化的性别二元对立
　　法国批判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即是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权力通过话语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2012年，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微博91%的意见领袖为男性，也就是说，截至2012年，我国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仍旧为男性把控。无论是享有大部分信息发布权的男性或是为取悦男性受众群体的需要，社交媒体为博取关注度发布大量有关女性负面形象或诋毁女性的言论——包括以标签化的形式，如“锁骨夹硬币”等大量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反复占据主流舆论议题，以及随着社会性别冲突加剧、女性精神觉醒反抗造成男女两性社会性别对立的各种污名化现象。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知识的生产始终是和权力相关的，过去的知识中没有包括女性”，因为在进入新世纪后，女性主义认识论下诞生了新的议题——“认识正义”研究。英国学者米兰达·弗里克在其著作《女性主义哲学指南》中提出“证明不正义”和“解释不正义”两种认知偏见现象。“证明不正义”是指听者用自身固有的价值观剪裁讲述者传递的信息，进而有偏见地降低这一信息的可信度。“解释不正义”则是一种群体行为，“通过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公正地把某个人置于劣势地位“，以便满足该群体的群体性体验。
　　在当前网络的舆论环境下，性别差异中“证明不正义”或“解释不正义”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前者如不堪网络暴力罹患抑郁症自杀的韩国偶像崔雪莉，后者如各类“荡妇羞辱”集体性言论。“荡妇羞辱”是当前舆论语境中的一种可悲的性别歧视现象，羞辱女性的原因集中在女性因衣着、作风、行为不符合传统男性视角下的道德标准而遭受群体性的批判与侮辱。崔雪莉在网上发布不穿内衣的照片招致大量恶评，指责她“放荡”“性暗示”，但她在之后的访谈中回应，在她看来“内衣只是个装饰品，不穿更自然”“内衣里有钢圈，穿戴不好会引起身体消化不良”。这样的看法看似超前大胆却符合现实，许多女性群体评论表示支持“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内衣”“有谁规定女性一定要穿内衣”，但普遍舆论即使是以较为平和的表达方式也依然认为，崔雪莉作为公众人物宣扬个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影响”。
　　这种舆论的性别差异反映出社会对两性评判的矛盾：女性应当自由享有对生活方式、穿衣打扮的选择权力，这种权力从来就不应当屈从于所谓“传统”的“有伤风化”的社会性别道德，这是男性以认知偏见逻辑建构的对女性的控制压迫机制，是对女性精神自由的禁锢与“无罪推定论”的道德偏见。
　　受男权逻辑支配，社会舆论助长了对性暴力的容忍度，激化社会性别冲突。在社交媒介赋权、女性话语权自我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女性主义群体建构了“直男癌”的语意逻辑，“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试图在颠覆‘父权制’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性别平等”。
　　戈夫曼在《受损身体管理札记》提出三种“污名”方式：对身体残疾的深恶痛绝、性格缺点和与种族、民族、宗教相关的集团意识强的污名（tribal stigma），“这种污名可以通过血统传播，让全体家族成员都染上”。这样在己方审视中构筑他者形象，无疑将原本联系复杂的世界简化为两个割裂的男女性别阵营，陷入二元对立思维。正如美国学者凯茜·E.弗格森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表达的观点“在二元思维的视域下，双方总是相互对立的，而且总会有一方在对立中占据优势地位”，两者相互争斗博弈对抗的社会意识无疑是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这种矛盾随舆论的愈演愈烈不断激化，最终割裂社会统一意志。
　　结语
　　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社交媒介构建社会文化环境、形成社会性别的极大权力，媒介平台不恰当的刻板化形象、不自知的偏见性言论见诸网络，加重了舆论的社会性别差距与矛盾，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将现代女性主义重新带回激进女权思维困境。情感是舆论传播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但也导致抗拒理性的集体意识，在舆论传播中使女性群体变成盲从的乌合之众，给消费主义、流量逻辑或种种偏离主流的意识形态可趁之机，忽视现代女性主义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初衷。时下已进入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波浪潮，女性主义站在社会、哲学、性别等理论的交叉点，发展为一门关于世界的理论，“成为解释世界、理解世界的一面透镜”。
　　之前文中分析到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出发为女性发声的行为为舆论引导的发展方向与方式方法做出切实可行的指南。但女性主义本身是一项发展中的理论，建立平等自由公平的社会性别体系的诉求也需要长期努力，但舆论作为社会文化构筑的重要力量，必须采取行动，触及问题边界做出改变。但在开始行动前，要分析清楚我们目前真正面临的问题、抗争的意义和所要付出的代价，并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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