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看儒道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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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道两家作为中国文化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共同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构成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乡土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受儒和道两家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乡间政治中的社会强制性与自觉接受性，社会格局中的地域性与封闭性，以及人生态度上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关键词：乡土中国 儒道互补 乡间政治 社会格局 人生态度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064-02
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一书中对中國文化做了这样的一个概括：“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辨证式的老子和庄子……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终于并和成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1]丁为祥先生也认为，“儒道两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两大思想流派，因而‘儒道互补’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体基调，而且也代表着中国人的所谓‘世界’”[2]。“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3]，因此，乡土中国很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一般特点，从中也得以窥见儒道互补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型表现。
一、乡间政治
儒家强调秩序，即要求在整个社会中依礼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秩序，依靠这一秩序对社会进行治理。在儒家的设想中，“礼”可以使个人达到一种圆满的境界，每个人依礼处于天地之间，依礼行使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同时，当每个人都依礼而行时，天下也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即儒家所谓的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仪式规定。在这一层面上，人们需要遵守各式各样的礼仪，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等级秩序，以及婚丧嫁娶等仪式中的具体礼仪规范;二是内在的心理依归，即孔子所谓的“心安”。这一层面要求人们从情感上自觉、自发地顺从礼，实际上是将礼由外在规定引入内在自觉的情感世界。而要想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自觉，则需要通过外在的教育，也就是通过教育手段的习得，所谓私塾、乡学作用即在于此。乡间社会的整个秩序实际上依照的就是这种“礼治”，具体表现为既不同于“横暴权力”，也不同于“同意权力”、建立在教化基础上的“长老统治”[3]。
不同于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道家更强调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即老子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4]。在道家看来，天地间自有一个“道”，不同于儒家强调要建立一个人为的秩序，道家强调天地间自有一种秩序，人们只需要顺应遵守它即可。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乡土社会又是一个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顺应自然，较少进行人为干预的世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可以说，乡土中国这一基层格局实际上依靠的就是这种不同于政治而又起到了横暴的政治性作用的文化。这个“文化”具有两面性：社会规范性和被动接受教育性，先天无为性和自发性，即既有儒家的一面，又有道家的一面。儒家的一面是显性的，每个人都必须自觉遵守和使用的;道家的一面则是隐性的，使整个社会保持在一种较为安定而自我消化性极强的自然状态。
二、社会格局
儒家强调“仁”，这个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被训为“仁从人从二，于义训亲”[5]。这提示了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即社会性和群体性。李泽厚先生认为，“‘仁’这一要素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它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6]。因此，儒家从一开始就不将目光单纯地投射到人的自身修养，而更强调对于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义务承担，儒家个人价值的最高表现始终都是兼济天下，自我修养只是为兼济天下所做的准备，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但同时，儒家又敏锐地体察到了人性的软弱与自私，因此，儒家不同于墨家的兼爱，而强调有差别的爱;不同于墨家的平等观念而强调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以亲亲为基础，以孝悌为纽带的具有等级差别的秩序，即是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7]，形成了一个由远及近，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
不同于儒家着眼于社会性和群体性，道家更追求一种封闭性和稳定性，即所谓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类似于桃花源般的境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老子着眼于人的固定性与封闭性，既不赞许人的迁徙与流动，也不赞同人与外界有过多的交流，希望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格局中得到自然中的满足。此外，区别于儒家将人置于社会，道家更强调将人看作一个独立的具有个人价值的生命个体。
儒家与道家一主外、一主内;一个强调群体性，一个强调个人性。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建构，在中国长期的乡土社会中实现了奇迹般的协调，共同影响了古老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一方面，由于儒家对群体性的强调，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关系、交情与伦常的社会，即所谓的人情社会与血缘社会。同时，由于儒家强调有分别的爱，因此中国乡土社会格局也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仿佛“同心圆波纹”似的“差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先生提示我们“这个传统结构的差等格局具有伸缩性……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变化……”，归根到底，这也是儒家“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观念的体现;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乡村又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在人与地的关系上，中国格外强调地域性，所谓“生于斯死于斯”即是如此。中国乡土社会对土地、对家乡有种极强的依恋性，人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即使离开家乡也必要落叶归根。这种“洞穴情结”追本溯源即来自老子的道家思想。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则有着极强的封闭性，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基本模式即是这种封闭性的体现，而这也多少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三、人生态度
儒家强调血缘，强调群体;道家强调个人，强调自由。这种差异表现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的身上则使他们既注重家庭、孝道与信义，同时又注重个体，注重回归自然，注重心灵的自由。
中国的“阴阳”“刚柔”这两种对立思想在中国普通百姓身上的表现，是儒道互补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儒家强调刚健，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论是孔子的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都体现了儒家的刚强与坚毅。不同于儒家的“阳”“刚”，道家更强调“阴”与“柔”。无论是“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以及“江海因此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中对“处下”的推崇，还是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以及“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中对“柔弱”的称许，都体现了道家贵阴尚柔的思想，也即《易经坤卦》中所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为人实际上也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一是踏实、肯干、勤劳，虽没有喊出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口号，但在日常生活中有着积极向上、艰苦奋斗的儒家刚健精神;二是乐天安命、知足常乐，在与人交往时自谦、自居下位，像水一样的柔弱与随机应变，体现了道家的精神。这种既刚健又柔顺的品德，实际上是每一个中国百姓乃至士大夫的普遍性格，在這种性格的影响下，中国人既积极进取，面对各种天灾人祸不逃避、不退缩，使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又不执著、不会过刚而折，具有“遇方则方、遇圆则圆”的灵活性，面对各种困境时既能保持君子的坚韧，又能够给自己开辟一处心灵的桃花源，得以张弛有度，使民族不至于走向极端、走向偏激，能有容乃大，拥抱世界。
四、结语
总之，儒道两家一阳一阴的结合，产生了永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成为中华民族生命赖以活动的基础，并在人性心理行为层面“积淀”成了儒道互补人格[8]。
参考文献：
[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2]丁为祥.论“儒道互补”的结构性特征[J].哲学研究，2018（9）：49-57+65.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7.
[6]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19.
[7]孙希旦.礼记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涂阳军.中国人的儒道互补人格及其内在变动机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56-60+69.
责任编辑：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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