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扩张与农民土地价值观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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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无结构式访谈法和观察法对南京城郊G村进行调查，以农民和土地关系为切入点，阐述了城市扩张与农民土地价值观念变化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城郊农民的“乡土情结”淡化，土地成为无奈的谋生手段，可替代性极强;城市扩张早期，土地价值观念多元分化，表现为传统土地为本型、土地兼业型、土地脱离型、土地保障型和土地财富型并存。这与其带来的经济意识、转移就业、市民倾向、面子观念、“农民农”现象紧密相关;随着城市扩张加剧，特别是土地征收的到来，城郊农民的土地亲和性将空前加强，土地价值观念也相对趋同，表现为土地的物权与资本意识凸显，而非传统乡土情结意识回归。
　　关键词：农民;城市扩张;土地价值观念;乡土情结;物权观念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04-0114-06
　　Abstract： Using the property research paradigm， the un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observ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G village in the suburb of nanjing.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land，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expansion and the change of farmers' land values was expounded.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village complex” of the suburban peasants had faded， and the land has became a helpless means of livelihood. It was also highly substitutab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urban expansion， their land values were diversified and represented as traditional land-based and land-based land separation type （indifferent type）， land security type and land wealth type coexist. Thi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awareness， transfer of employment， citizen orientation， face concept， and “farmers” phenomenon brought about by urban expansion.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urban expansion， especially the arrival of land acquisition， the land affinity of suburban farmers would be unprecedented.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land values is also relatively convergent，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capital awareness of the land are prominent， rather than the return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complex.
　　Key words： farmers; urban expansion; land values; local complex; concept of property rights
　　土地是中國农村一切问题的根本，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变化透视着农村社会的独特结构和转型发展[1]。费孝通[2]阐述了传统中国农民、土地和社会的关系——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土”字的基本内涵是泥土。对于农村人，土地有特别意义，农业不同于游牧业、工业或服务业，它直接取资于土地。所以靠种地谋生的人十分清楚土地的珍贵。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土本色的格局有所改观，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明显[3]。土地体现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特色。在过去种地是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最基本的谋生方法，但是现在它的适用范围缩减至部分时段、地区与人群，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得动态、多元，土地观念也出现分化。比如，费孝通[4]对禄村和江村的比较发现，禄村是一个受现代商业影响较浅的内陆村庄，缺乏其他产业吸收更多劳动力，所以禄村经济以农田为主，农田不但是维持农民生计的主要力量，也是农民利用劳动力的主要对象;而江村受现代商业影响较大，不仅水路交通便利，而且蚕丝业、运输业等比较发达，所以脱离土地劳作的农民比较多。
　　相比其他农村地区的地理、经济和人文，城郊农村有其独特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地理上更接近城市中心，处于城市和农村的过渡地带，基础设施比较优越;在经济上更趋向非农产业，处于二、三产业的辐射地带，生计模式比较多元;在观念上更加现代化，处于社会新思潮的外延地带，市场意识比较发达;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城郊农村往往难以逃脱被征收的命运[5，6]。以上特点决定了城郊农民的土地价值观念可能不同。基于此，本研究对城郊农民与土地关系状况、城郊农民土地价值观念的影响进行访谈调查，对城市扩张对农民土地价值观念产生的变化进行探究，以期为该类型村庄农民土地价值观念的实际情况提供样版。 　　1  调查方法与G村概况
　　1.1  调查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南京城郊G村进行数次调研，从而获得相关分析资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使用无结构式访谈法和观察法。其中，无结构式访谈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被访者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被访者个人及家庭的土地分配与拥有情况;被访者个人及家庭的土地利用、保護情况;被访者个人对土地的认知、情感;被访者及家人对土地流转、征收的看法和诉求等。观察法主要获得了村庄及周围的地理环境，田、地的种植情况和宅基地的布局安排等。
　　1.2  南京城郊G村概况
　　G村是坐落在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的一个小村落。从村庄外部环境来看，G村周围环绕着若干自然村落，它们与G村一样都是典型的城郊村落，比邻城市中心。G村距离交通干线和市镇中心均不远，出行十分便利，它距离地铁S1号线某停站点的直线距离为3.6 km，而地铁S1号线连接城内其他地铁路线;距离南京禄口机场的直线距离为2.0 km;距离最近市镇中心的直线距离为2.8 km。同时，得益于城市扩张，G村周围兴建了一大批工厂，主要是机械加工类，比如汽车维修与配件厂;距离G村不远的禄口街镇也有许多服装厂、石材厂、机械厂等，为周围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G村现有120多户，水田和旱地分别为20.67、5.33 hm2。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气温和降水条件较好，水田主要种植水稻，旱地种植芝麻、黄豆、蚕豆、油菜等。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周围工厂逐渐增多，G村掀起了务工风，大批中、青年陆续到厂里打工，土地基本都由老年人看管。同时因为征地水田比以往减少，形成20.67 hm2“剩余田”几乎全被本地和外地的农户承包。
　　1.3  访谈对象及家庭的基本情况
　　表1、表2被访者基本信息和家庭信息显示，从土地分配和拥有情况来看，G村农户拥有的水田要多于旱地，家庭人均水田面积不足0.07 hm2，旱地面积为0.013～0.027 hm2。各家宅基地面积差别不大，占地约0.027 hm2，且多为“两间两层或三层”结构。从职业结构来看，G村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很高，几乎每家都有人从事二、三产业，很少有人在家务农，而且他们大多数在附近的工厂上班。
　　2  城郊农民土地价值观念分化与土地利用
　　土地在G村农民心中的地位和认知因人（户）而异，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计划。为了更好地勾勒G村农民当前的土地价值观念，借鉴了韦伯的理想类型这一分析工具。理想类型是通过片面强调一个或几个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散乱的、不连贯的、时有时无的、具体的、个别现象而形成的，至少有如下特点：理想类型是一种主观建构，因此它永远不会对应具体现实，总有所偏离;尽管理想类型是一种主观建构，但并不是凭空虚构;理想类型并不试图概括所有特点，具有一定抽象性[7]。这种理想的类型化概念有助于观察、分析和解释经验现象，提供了一种较为明确的表达手段和比较技术。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法，设置问题“水田、旱地、宅基地哪个最重要”，通过访谈回答收集素材，经归纳分析大致可将G村农民的土地价值观念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2.1  传统土地为本型
　　传统土地为本型的农民将种地作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与土地关系密切，几乎不脱离土地从事其他工作，精耕于自己的土地，同时他们还意识到土地对于当前生计的重要性，不愿意租给别人。G村该类农户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自认为不识字，没有其他技能，再加上年纪大了，只能种地。访5、访6、访9是典型代表。
　　访5邓女士，68岁，身体较好，与丈夫在家种了0.150 hm2水田和0.007 hm2旱地，只种一季水稻，粮食是自己吃也不卖，家里人口多。
　　访5认为：水田、旱地都很重要，自己没文化，不识字，没有其他技能，只能种地，本来家里0.13 hm2地也不想租出去，实在忙不过来，租出去总比荒着好，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
　　访6王女士，62岁，身体健康，自己在家种了0.17 hm2地，只种一季水稻（丈夫在附近打零工，偶尔回来帮忙）。
　　访6认为：水田重要，没有田就没有食物，因为自己没有退休金，不愿出租，身体还健康，自己能种，如果以后干不动了，再考虑出租。
　　访9刘女士，60岁，田种不动了，租给了安徽人，总比荒着好。村里有两家外地承包户，选择租给了第一家，理由是第一家管得好，田种得好。
　　访9认为：水田、旱地都很重要，种田就是为了吃饭。
　　对于传统以农为本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认知主要在于生产，部分关联到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不种地没事做。这与王小章[8]描述的“乡土情结”不同，至少剥去了内涵其中的文化意味。G村几乎没人把土地当作祖业。
　　2.2  土地兼业型
　　土地兼业型是G村最为常见的一种。该类农民在附近工厂都找了一份非农工作，且以此为谋生手段，土地是必要的补充。他们很在意已有的非农工作，重视程度已超过了土地，与土地的关系一般，属于“三分工一分土（地）”。在对G村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土地兼业型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附近务工+种地”形式，另一种是“附近务工+种水田、旱地”形式。前一种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土地要用来种菜，且都在家附近，种菜比较方便。后一种相对较少，其地也是用来种菜，同时还种了粮食作物，且乐意将“剩余田”出租。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是访3、访8。
　　访3王先生，60岁，老伴已过世，儿子成家分出去了。在禄口街道一服装厂做勤杂工，一年工作7个多月（4～11月），每月有1～2 d休息日，每天工作约8～9 h，不固定，厂里忙时会多些工作时间，闲时也可以早点回来。自己在家种了0.07 hm2水田，只种一季水稻作粮食，还种植少量蔬菜。 　　访3认为：土地很重要，没有水田或水田租出去了还可以买粮食吃，但地可以种菜，乡下人不可能每天到街上去买菜吃，既不方便还多花钱，且没有自己种的菜放心。
　　访8邱女士，51岁，在附近齿轮厂上了近10年班。家中0.13 hm2田地已出租，没有时间种，认为出租总比荒着好。旱地有0.007 hm2，就在房屋边，自己种菜吃。
　　访8认为：水田、旱地和房子都重要，房子要住，地也要留一些，要种点菜吃。
　　在该类型中，农民将重心放在务工上，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土（地）仅成为务工之余的劳作，主要目的在于方便生活，是一种重要补充[9]。
　　2.3  土地脱离（或无所谓）型
　　在G村，土地脱离（或无所谓）型的农民人数不太多，主要是中、青年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有一門手艺，平时全身心投入到非农工作，业余时间也与土地无交集。在这些人看来，他们与土地关系不大，也不希望从土（地）中得到什么。访1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
　　访1陈先生，52岁，之前在供电局下属一个设备公司工作，后因工伤且厂里效益不好，领取补偿金就早退了，现在待业中，准备再找工作。
　　访1认为：自己在家闲着也不种地，因女儿在机场上班，每月收入4 000～5 000元，老伴在附近电子厂干活，每月也有2 000～3 000千元，够用了。种地又赚不了几个钱，还比较辛苦，不划算。
　　同时，与访3的交谈中也发现“如果租不出去，宁愿荒着也不种”这种情况也不会受到别人谴责，反而得到大家认可。土地脱离（或无所谓）型包括以下几类：自己从事非农工作，不愿种地;自己从事非农工作，不会种地;自己从事非农工作，有老人种地;自己从事非农工作，与村庄联系不多。该类农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均为小家庭成员，平时吃的菜也有大家庭成员供应，是免费的。
　　2.4  土地保障型
　　与前三种类型不同，土地保障型的农民大多着眼于不确定性的未来。在他们看来，不管现在有没有种地，也不管种地划不划算，土地是坚决不能丢弃。在G村，这一土地价值观念扎根于大多数村民心中，他们与土地关系一般，聚焦未来，也取决于非农就业情况，在与访2的交谈中证实了这点。
　　访2陈先生，68岁，之前在村里做了10多年会计，现在年纪大退了，但还在村里做点事，一年4 500元。两个儿子都结婚独立出去了，现在和妻子两人住，靠近小儿子家住。田租出去了，粮食买着吃，平时和妻子种点菜，偶尔也会将吃不完的蔬菜拿到镇上去卖，但量很少。
　　访2认为：现在村里人大部分都不种地了，都在厂里打工，田都租出去了，抛荒的很少。田地仍然是很重要的，别看现在种地的人不多，但要让村里人把田地丢掉，肯定没人同意，除非办“拖带”。“拖带”类似于机场征地的处理方法，以土地换社保，到了60岁（女55岁）领保障金，约1 000元，并给未就业者提供补偿金，确保目前生活和养老问题。外面打工是有风险的，稍微做不好就没有工作，只能回来种地，还有年纪大了厂里不要，也还得回来种地。
　　这一土地价值观念与传统土地为本型不同，它更多地是将土（地）作为未来风险屏障和生活保障，而非当下的主要生计模式，更不是怀有对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感[10]。
　　2.5  土地财富型
　　土地财富型指农民对土地抱有的一种强烈经济价值取向，希望通过土（地）来获得巨大财富，把土（地）视为一种商品或资本[11]。一直以来，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他们从中获得生活所需。然而，随着城市化发展，城郊农村土地被开发为一种商品或资本，部分城郊农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热衷于此，习惯于从经济价值去审视土地。调查个案中的典型代表有访7、访10。
　　访7王先生，51岁，刚从电子厂辞职回家，待业中。家里有5口人，住的是二层二间的小楼，房子有10多年了。妻子在机场食堂做勤杂工，儿子、儿媳目前没有工作，均在家带小孩，家境很普通。家里有0.13 hm2水田，10年前已出租。
　　访7认为：水田、旱地都不赚钱，宅基地拆迁才好，希望拆迁，拆迁了就不用住在这儿了，拆迁给分房子，还可以拿钱。
　　访10陈女士，50岁，在家务农，种了0.13 hm2水田，其他田地出租了3～4年。丈夫在附近煤气厂上班，偶尔回家做农活，儿子在附近厂里上班，媳妇在家带小孩。住的是两层两间的房子，比较新，家境一般。
　　访10认为：田地没有用，没有什么好处，巴不得拆迁征地，至少可以给几套房子。至此，采用理想类型这一分析工具概述了城市扩张初期G村农民的土地价值观念。通过表3发现，G村农民的土地价值观念取决于他们对自身和土地关系的判断，也与其放置的时间轴密不可分，认为“现在”与土地关系密切的农民将自己归属为传统土地为本型;认为“现在”与土地关系一般的农民将自己归属为土地兼业型;认为“现在”与土地关系不密切的农民将自己归属为土地脱离（无所谓）型;认为“未来”与土地关系一般的农民将自己归属为“土地保障型”或“土地财富型”。传统中国农村所具有的生产、生活、文化融为一体的乡土情结在G村的农民身上已难以寻觅。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剥离了“文化”意涵，对绝大多数村民，土（地）仅仅具有生产（耕作）价值，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土（地）还带有“生活”意义，比如不种地没事做。
　　3  城郊农民土地价值观念分化的原因探析
　　通过访谈发现，与其他农村地区不同，位于城郊的G村的变化与城市扩张密不可分，也深刻影响村庄农民的土地价值观念。
　　3.1  价值观念
　　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南京市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市域不断地向周边农村地区延伸。2000年12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江苏省撤销江宁县设立南京市江宁区。自此以后南京市江宁区纳入市区规划，经济发展迅速。近些年来，禄口国际机场和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更是推动了禄口街道和周边地区的发展。G村近邻禄口街道，身处其中的农民切身感受到城市经济冲击，也改变着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深入G村发现，当地农民的经济意识十分凸显，“成本/收益”的理性比较已成为他们行动选择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 　　3.2  转移就业
　　城市扩张显著改善了G村及周围的融资环境，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优越的陆、空交通条件。在禄口街道，既有南京市禄口机场通向国内外，又有南京三环路连接着宁杭高速、宁合高速。依托这些条件，禄口街道和G村吸引了一大批企业。这些企业的到来为区域内居民的非农就业转移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和选择。通过访谈发现，在G村，除年纪大且没有文化或没有技能的部分中、老年人以外，其他村民基本都在附近工厂上班，非农程度较高，这有效地减少了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3.3  市民倾向
　　在传统中国，“土（地）”是农民的身份标志，农民与土地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没有土地，农民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然而，随着城市扩张，G村与城市中心的距离愈来愈近，其中农民对自身身份或定位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完成市民身份转变，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休闲方式。比如在与访1的交谈中，他介绍自己家里已装有家庭影院、联通网络和谈及自己遛狗的休闲方式，这种市民倾向也影响着他们的土地观念。
　　3.4  面子观念
　　在一个人相对熟悉的村落里，有无面子或面子大小是大家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显然，在G村农民看来，土地是赚不来钱的，即便能赚到一点钱，也比较辛苦，不是村民们赞赏的事情。因此，与土地相联往往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这一点在青年人眼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所以他们在空闲时间也极少与土地发生交集。
　　3.5  “农民农”的出现
　　除此之外，G村“农民农”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而影响其土地价值观念。“农民农”这一概念是由曹锦清[12]提出，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农民农”一般扎根于城郊地带，通过向城市供应蔬菜或粮食赚得收入。由于G村坐落于南京市城郊，交通也便利，在2000年前后就出现了“农民农”现象。通过访谈发现，G村现有2大承包户，一家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家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他们共承包了G村近17 hm2田地。可见，有了“农民农”G村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不仅没有抛荒，反而能从中获得额外租金。同时，“农民农”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当地农民与土地的耕作联系，更加凸显土地的经济价值。
　　正是由于城市扩张带来G村周围及村民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重塑了他们与土地的新型关系（乡土情结—耕作价值—经济价值），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土地价值观念和土地规划、利用。
　　4  结论与展望
　　随着外在环境变迁，传统中国农村形成的集生产、生活、文化于一体的土地价值观念——乡土情结正静悄悄地发生变化，并且在各个地区、各个时段、各个人群中呈现不同画面。以南京城郊G村为案例，分析了城市扩张初期G村农民的土地价值观念。研究发现，G村农民与土地的动态、复杂关系造就了当前多元的土地价值观念：传统土地为本型、土地兼业型、土地脱离（无所谓）型、土地保障型和土地财富型，但总体而言，G村民“乡土情结”中的文化意涵（比如祖业观、爱土观）也淡化，逐渐退化为“辅助生活、方便生活”的耕作价值（比如基本的口粮和菜地），并开始转向“商品或资本”导向的经济交换价值。这一土地价值观念分布格局与城市扩张带来的重经济价值、转移就业、市民倾向、面子观念和“农民农”现象密不可分。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出于建设与开发的需要，城郊地区可能难以逃脱被征地的命运。随着城市进一步扩张，G村的土地将难以维持“耕作价值”，而是纳入建设用地。此时，当地村民必然会与土地建立明确的关系，保持紧密的亲和性，且在土地价值观念方面也会趋同。不过，这显然不是“乡土情结”的复归，而是土地经济价值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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