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农村留守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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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幸福生活是人人向往和追求的，农村留守老人的幸福感更是需要家庭、社会、国家的关心。该文主要探讨留守老人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通过调查、分析发现，留守老人的年龄、婚姻、收入来源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在社会支持方面，幸福感最高的老人是向配偶寻求支持;其次在工具性支持方面，幸福感一般的老人是向儿子寻求帮助;而在情感性支持方面，向兄弟姐妹、亲戚寻求帮助的老人幸福感一般。
　　关键词：留守老人  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9）06（c）-0215-04
　　幸福是值得所有人追求的，国家也在不断地出台政策改善民生，努力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说过，幸福生活是人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标乃是得到快乐。（韩彦超、潘泽泉，2016）对老人幸福感的研究中，从研究群体来看主要分为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其中有的将群体细化为专门分析城市退休老人、女性丧偶老人等。（王允，2016;张丽萍，2018）。在对幸福感的测量方面，一类是采用邢占军编制的幸福感量表简本，另外一类是自编问卷来测量。（常秀芹，2016;唐金泉，2016）。在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从某一特定的因素来分析比如社区类型、亲子支持、代际支持等。（邢占军，2017;陈小萍，2017;聂建亮，2018）。以上研究能够看到部分地区老人幸福感情况，对于其影响因素也做了论证。在笔者这篇文章中，一是想通过在四川省西部偏远农村做调查，看调查的情况与其他地区的老人幸福感情况是否存在类似的特征;二是分析子女不在家的情况是如何影响老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社会支持，进而对留守老人主观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巨大，他们的生活不仅是外出子女常常挂念的，也是国家、社会关注的群体。
　　1  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笔者采用配额抽样和偶遇抽样，于2018年2月在四川省内江市W镇10个村进行调查，每个村根据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选取高中低不同层次的老人进行调查，发放问卷420份，回收问卷406份。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3个维度组成（韩彦超、潘泽泉，2016）。文中参考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中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唐金泉，2016），设置了6个问题来衡量主观幸福感，首先是总体的主观幸福感情况，“您觉得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其次分为5个问题：“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您是不是都想得开？您是不是觉得和年轻时一样快乐？您是不是经常感到紧张、害怕？您是不是经常觉得孤独？您是不是觉得越老越不中用了？”每个问题的答案按照1到5分进行赋值，分数越高说明对主观幸福感的程度越高。
　　林南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主观的或实际的、功能性或情感性支持，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信任伴侣组成（孙薇薇，2014年）。因此文中把社会支持分为6个方面，经济支持、家务农活帮忙、赶集陪伴、生病照顾、倾诉心事、决策支持，前3个方面称为工具性支持，后3个方面归纳为情感性支持。
　　2  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2.1 主观幸福感情况
　　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情况对老人的身体、心理、生活都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关爱老人就不能忽视老人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这次调查中，主观幸福感一般的老人占41.1%，感觉到比较幸福的老人有39.2%，還有15.8%的老人感到不幸福。从6道题的总体得分看，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为16.12，中位数和众数都为16，其中最小值为6，最大值为27。
　　2.2 主观幸福感与人口学特征的相关分析
　　此次问卷调查的406位老年人中，男性244人，女性162人，所占比例分别为60.1%和39.9%。被调查老人年龄的平均值为69.82，中位数为70，众数为64。其中年龄最大的老人有96岁，最小的为60岁。年龄与幸福感分数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56，表明两者是微弱相关的，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在逐渐下降。根据年龄把老年人分为3组，70岁以下的低龄组、70～79岁组和80岁及以上的高龄组。
　　老年人的婚姻情况对其生活方式和幸福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少是夫妻老来伴”，老年人如果有配偶，生活上能有个照应，生活也更加方便，更容易感受到幸福、快乐。此次调查中，有59.4%的老人是在婚有配偶的，但是老人中还是有34.5%已经失去配偶，这一比例较高，其中女性老人中丧偶比例高达48.8%，将近一半的女性老人失去了丈夫。一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婚姻对主观幸福感分数有显著影响（F=11.689，P=0.000）。未婚老人和丧偶老人中分别有40.9%、51.1%的老人是主观幸福感低分组，而在婚老人中有44.8%的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分数位于中间。没有配偶的老人更容易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不快乐、不幸福。
　　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主要是家庭养老，因此子女对于老人的晚年生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儿女孝顺做老人的心里自然高兴，能够感受到子女带来的幸福。被调查老人中没有外出子女的为11.3%，这个数字并不表明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在身边，而是这一群体中有43.5%的老人是未婚，52.2%的老人子女数为0;这表明如果老人有子女，绝大部分老人都有子女外出务工。有52.2%的老人没有一个子女在家，有30.4%的老人有一个子女在家，有10.9%的老人有两个子女在家，从传统思想看，老年有子女在身边照顾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也是人们生育子女的一个目的，但是现在看来一半的老人并不能享受这样的照顾。有子女在家对于老人来说是一件较好的事情，但是也得分情况看，有的子女是能够在家附近找到合适的工作比如村干部、临时工、做生意等，而有的子女在家是因为个人原因不能在外找到工作迫不得已才回家，这样的情况对于老人来说并不能让他们宽心。老人子女数量、子女外出情况与幸福感之间关系不显著，这并不能说明子女外出情况对于老人的幸福感没有影响，或许是因为打工情况在农村来说太普遍，所以以这个变量来分析老人的幸福感，区分度不高，这一方面还待后续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在居住方面，有48%的老人是和配偶生活在一起，还有高达22.7%的老人是独居，有3%的老人和孙子女一起居住。和配偶一起居住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数最高为17.38，和孙子女一起生活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数最低为13.67，独居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分数较低为14.63。一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居住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6.769，P=0.000）。带孙子女给年迈的老人增添了更多的生活负担和压力，让他们主观幸福感降低。子女外出务工不仅不能照顾留守老人，反而将孩子留在家里增加老人的负担，直接降低了留守老人的幸福感。
　　2.3 主观幸福感与社会经济特征的相关分析
　　社会经济特征会影响到老年人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因而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以及主观幸福感。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年轻时没有正式工作，能够获得的制度性收入较少，更多的是依靠非制度性收入。一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收入来源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8.166，P=0.000）。崔红志教授对全国农村老人的研究也表明，经济状况与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性（崔红志，2015）。收入来源主要是务农的老人有近40%，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分数为17.12，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资助的老人有36.8%，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分数为16.01，稍微低于务农的老人。主觀幸福感分数最低的为低保户和依靠75元新农保生活的老人，占所有老人的12%，主观幸福感分数分别为11.2和12.5。生活收入太低，只能维持生存，并不能让老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些老人对自己生活也有较多不满情绪。提高农村老人收入的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增加了老人的收入，还影响着老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3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问卷中把社会支持分为6个方面，经济支持、家务农活帮忙、赶集陪伴、生病照顾、倾诉心事、决策支持，后3个方面情感性强一些，归纳为情感性支持，前3个方面涉及的情感性弱一些，称为工具性支持。
　　3.1 工具性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老人在家务、农活方面遇到困难主要是找配偶和儿子帮忙，所占比例分别为36%、41.4%，这两类已占了大部分比例。卡方检验显示，老人的年龄分组与家务农活向谁寻求帮助之间相关显著（2=78.861，P=0.000）。随着年龄的增加向配偶寻求帮助的比例降低，向儿子寻求帮助的比例逐渐增加。随着年龄增长，向儿子寻求家务农活帮助的比例增加，那么此时老人家里有无子女可以提供帮助呢？将老人的年龄分组与在家子女的数量做卡方检验，两者之间相关显著（2=37.114，P=0.000）。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子女在家的情况明显下降，但是仍需注意70～80岁的老人中没有子女在家的比例高达43.8%，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没有子女在家的比例为27.8%，这类老人不能得到子女的照顾。高龄老人独自生活面临的风险很多，比如摔倒、被人打伤甚至在家去世多时然后被邻居发现才能通知到家人。
　　首先，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家务农活寻求谁的帮助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5.769，P=0.000）。主观幸福感较高的是不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寻求配偶帮助的，主观幸福感分数较低的为寻找女儿、邻居、亲戚帮助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数一般的是找儿子、兄弟姐妹帮忙的老人。在老人看来，配偶已经和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相互帮助、扶持是应该的，觉得老年能和配偶一起生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其次，老人在经济方面遇到困难，找人借钱的对象主要是儿子，比例为52%，占了一半的比例。其次是找配偶，比例为24.6%。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向谁借钱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4.867，P=0.000）。主观幸福感较高的是不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寻求配偶帮助的，主观幸福感分数较低的为寻找女儿、邻居、媳妇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数一般的是找儿子、兄弟姐妹、亲戚帮忙的老人。最后，老人去街上赶集，一起出行的人主要是配偶，比例为43.1%。其次是和儿子、兄弟姐妹、亲戚，这三者所占的比例比较接近，在一成左右。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和谁一起去赶集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6.939，P=0.000）。主观幸福感稍微高些的是和配偶、儿子、女儿、媳妇、兄弟姐妹这些家人一起赶集的老人，主观幸福感最低的是和邻居去赶集。
　　工具性支持方面，老人主观幸福感较高的是不需要帮助或者是配偶能够提供帮助。首选向儿子寻求帮助的老人中，有三到四成老人，其实他们的子女并不在家中，这样必然会影响老人获得的支持度。经济支持不会受外出务工的影响，但是其他两项工具性支持会受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最近几年，农村打工者中兼业者的比例在增加，即一段时间回家、一段时间外出。如果子女回家，他们可能会获得子女相应的支持。如果子女不在家，有部分老人在家务、农活和借钱上面会向兄弟姐妹、亲戚寻求帮助;相反子女在家的老人中，这两项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比例相当低。由此可见儿子是否在家对于老人的工具性支持有着重要影响，虽然子女是否在家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子女是否在家影响者老人在工具性支持方面的选择，这一选择对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
　　3.2 情感性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首先，老人生病去医院的时候主要是配偶和儿子陪同，所占比例分别为51%、28.8%，这两者已占了接近8层的比例。卡方检验显示，老人的年龄分组与生病时谁陪同去看病相关显著（2=86.076，P=0.000）。和前面分析工具性支持相似，从低龄组到高龄组，配偶陪同看病的比例迅速降低，儿子陪同去看病的比例大幅增加，女儿陪同去看病的变化不大，比例维持在10%左右。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谁陪同看病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4.974，P=0.000）。主观幸福感较高的是配偶陪同去看病，主观幸福感分数较低的为女儿、媳妇陪同看病，主观幸福感分数一般的是兄弟姐妹、亲戚、儿子陪同看病的老人。低龄老人身体较好，生病多为小病、慢性病，对身体、心情影响较小，配偶陪伴看病就行。高龄老人，有些慢性病变得严重，加上年纪大了配偶也到了高龄或者去世，已不能或不方便陪同去看病了，这些对老人心情都有影响。 　　其次，老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寻求帮助的前三类对象是配偶、儿子、女儿，所占比例分别为48.8%、26.6%、11.3%。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向谁倾诉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5.369，P=0.000）。主观幸福感较高的是向配偶、兄弟姐妹、亲戚倾诉，向儿子倾诉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数稍微低一些，向女儿、媳妇倾诉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数比较低。由于年龄和生活经历的差异，老人与年纪相仿的配偶、兄弟姐妹交谈，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对于遇到的问题也能很好地理解对方。子女的生活经历不同，即使老人向子女说了，子女并不能太好的理解父母的心情、难处。最后，老人面临抉择时主要也是找配偶和儿子帮忙，所占比例分别为50.7%、35%，这两类已占了大部分比例。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面临抉择时老人找谁帮忙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F=6.898，P=0.000）。主观幸福感较高的是找配偶商量，主观幸福感分数稍微低一些的是找兄弟姐妹、亲戚、老同事商量，再低一些的是找儿子帮忙，向女儿、媳妇寻求帮助的主观幸福感更低。同辈群体是老人重要的信息来源。比如老人生病了，平时聊天时会向其他老人询问在哪里看病更好，听了回去给儿子说让儿子带他去那里看。
　　在情感性支持方面，老人寻求支持最多的是配偶、儿子。如果配偶健在，老人向配偶寻求支持的比例会更高。寻求配偶支持的老人主观幸福感也比较高，可以再次看出配偶的支持对于老人的晚年生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老人其次是向儿子寻求帮助，但是和工具性支持有一些差异，这类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稍微低一些，尤其是低于向兄弟姐妹、亲戚、同事寻求支持的老人。与工具性支持类似，子女不在家的老人中才会向兄弟姐妹、亲戚寻求帮助，子女在家的老人向其他人尋求帮助的比例是很低的。虽然子女不在家减少了老人向儿子寻求的情感支持，但是老人向其他人寻求帮助反而幸福感还要高一些。当然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因为向其他人寻求帮助提高了幸福感，还是因为这类老人的其他特征让其幸福感增加。
　　4  结语
　　在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老人的年龄、婚姻、居住方式、收入来源与幸福感之间关系显著，低龄老人、在婚老人、和配偶一起居住的老人、收入来源稳定且较高的老人，幸福感在农村老人中是比较高的。在工具性支持方面，老人向配偶寻求支持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找儿子。前者的主观幸福感也是最高，向儿子求助的满意度一般。老人向其他对象寻求支持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在情感性支持方面，老人寻求支持较多的也是配偶、儿子，和工具性支持有一些差异的是，向儿子寻求帮助的老人主观幸福感稍微低于向兄弟姐妹、亲戚寻求支持的老人。虽然在农村老人与邻居之间比较熟悉，但是老人向邻居寻求支持的比例并不高，向邻居寻求支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是比较低的。老人主要还是向家庭成员寻求支持。
　　参考文献
　　[1] 唐金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J].南方人口，2016，31（2）：63.
　　[2] 韩彦超，潘泽泉.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J].西北人口，2016，1（37）：38-39.
　　[3] 崔红志.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5（4）：78-79.
　　[4] 王允.城市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2）：153.
　　[5] 张丽萍.中国女性丧偶老人基本状况及其主观幸福感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5）：88.
　　[6] 常秀芹.城市老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3）：128-129.
　　[7] 邢占军.社区类型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探析——以整体网核心边缘理论为分析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17（2）：109.
　　[8] 陈小萍.陕西农村留守老人亲子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榆林学院学报，2017（7）：36.
　　[9] 聂建亮.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91.
　　[10] 孙薇薇.亲人的力量：中国城市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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