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命名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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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冬梅 姜世勃 石正丽
摘 要：2019年12月，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病毒性肺炎开始在武汉暴发流行。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冠状病毒病2019），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CTV）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既没有与疾病名称一致，也没有完全真实地显示该病毒本身的特征，因而立即引发关注和争议。基于COVID-19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的基本信息，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uman coronavirus 2019，简称HCoV-19）。文章回顾并评价了CSG的命名方法，指出他们使用基于基因序列信息进行病毒命名的方法并不合适，建议采用传统的联系疾病的病毒命名方法对具有明显疾病特点的病毒如2019-nCoV进行命名。
关键词：冠状病毒;肺炎;2019新型冠状病毒;人类冠状病毒2019;冠状病毒病2019
引 言
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造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恐慌。2020年1月初，中国几个研究小组相继发现该肺炎为一个全新的B亚群β属冠状病毒（β-B CoV）感染所致[1-3]。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该病毒临时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2020年2月11日，WHO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冠状病毒病20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就在同一天，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CTV）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在bioRxiv预印本网站上公开的一篇文章中将2019-nCoV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该文于2020年3月2日在Nature Microbiology 杂志上在线发表[4]。根据Science杂志2020年2月12日的报道，WHO并不接受这个名称[5]。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Mike Osterholm表示不会使用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名称不准确，它实际上把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SARS）和COVID-19混淆了[5]。在WHO的文件中仍然使用“COVID-19病毒（the COVID-19 virus）”或“可导致COVID-19的病毒（the virus responsible for COVID-19）”[6]。Nature杂志在2020年2月13日报道了中国病毒学家对CSG将2019-nCoV 命名为SARS-CoV-2的关注[7]。针对SARS-CoV-2这个病毒名，中国病毒学界的学者并不认可，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名称[8]。
众所周知，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工作经历、不同视野、不同洞察力和拥有不同信息的人通常对相同的一件事拥有不同的观点。学术争议和辩论非常有益，本文作者认为新型冠状病毒需要一个独特的名字以取代SARS-CoV-2。为了充分讨论这一议题，将首先回顾COVID-19疫情的基本情况，中国在该领域的科技实力和突出成果，然后描述、分析和评价CSG采用的命名方法。
一 COVID-19疫情的基本情况和中国在该领域的突出成果
在这次针对COVID-19的战疫中，中国科学家以创纪录的速度取得研究进展并及时与世界分享信息。2020年1月10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张永振教授领导的协作团队完成了2019-nCoV基因组序列的工作，并将该基因组序列信息首次在virological.org网站公布。几小时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Anthony S. Fauci召开高级别会议启动针对2019-nCoV的疫苗研发工作，中国和美国的快速反应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病毒赛跑[9]。中国石正丽研究员、谭文杰研究员和张永振研究员等学者领导的团队第一时间分离出2019-nCoV病毒并进行了多株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1-3]。
石正丽研究团队通过基因序列比对，发现2019-nCoV与2002—2003年的SARS-CoV相似度仅为79.6%，与蝙蝠来源的SL-CoV RaTG13则有96%的相似度;2019-nCoV与SARS-CoV一样均通过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受体进入人体细胞，两者的受体结合域有较高的相似性，因而推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初来源很可能为蝙蝠[2]。
2019-nCoV与SARS-CoV和MERS-CoV一样，同属于β冠状病毒属。冠状病毒是一类有包膜RNA病毒，目前已鉴定出7种人类冠状病毒（HCoVs），包括HCoV-229E、HCoV-HKU1、HCoV-OC43、HCoV-NL63、SARS-CoV、MERS-CoV和2019-nCoV[1-2]。2019-nCoV所属的冠状病毒家族可引发从轻微的感冒到致命性肺炎的一系列呼吸系统疾病。COVID-19已被WHO定性为全球大流行[6]。基于传播速度快、疾病程度严重和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COVID-19这一威胁属于百年一遇[10]。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22日15∶17，全球共有185个国家（地区）出现COVID-19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306 223人，累计死亡12 979人。其中，中国确诊患者累计81 501人，累计死亡3 267人。（数字来自凤凰卫视官网：https：//news.ifeng.com/c/special/7tPlDSzDgVk。）
2018年，WHO第一次提出“X疾病”（由一个未知的病原體引起大流行的传染病）的概念，并呼吁尽快研发防控X疾病的疫苗和药物时，姜世勃等人[11]认为第一个X疾病很可能是来自于蝙蝠的冠状病毒所引起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并着手开始研发广谱抗冠状病毒多肽融合抑制剂，用于预防和治疗当时正在流行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及其他人类冠状病毒的感染，以及将来新发与再现的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他们以病毒表面刺突（S）蛋白S2亚单位内氨基酸序列非常保守的HR1区域为靶标，成功地设计和研发出一个冠状病毒的通用抑制剂多肽——EK1。EK1能抑制所有5个被测试的人类冠状病毒感染及3个来自于蝙蝠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感染。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之后，姜世勃等人第一时间呼吁研发安全有效的防治策略[12-13]，并快速设计和检测了衍生于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HR2区域的多肽和优化的EK1多肽——EK14C多肽，发现这两个多肽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介导的膜融合及新型冠状病毒活病毒及假病毒的感染[14-15]。肖庚富、胡志红、钟武合作团队使用体外活病毒感染系统很快筛选出5个具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潜力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的药物或进入临床试验II期的候选药物，其中瑞德西韦（Remdesivir）和磷酸氯喹（chloroquine）EC50分别为0.77和1.13微摩尔，体外抑制效应较为显著[16]。2020年3月20日，P. Gautret等人[17]报道了他们对氯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试验结果。每个患者每天接受600毫克羟基氯喹，并根据临床表现，适时给予阿奇霉素。尽管样本量很小（共36名患者），但结果提示羟基氯喹因治疗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降低/消失明显相关，与阿奇霉素联合使用可显著地提高其降低病毒载量的效果。 SARS和MERS患者的症状较重，且是在症状出现后才释放大量病毒，这时患者已经在寻求医疗服务，其人传人主要发生在卫生服务场所，致病性强而传染性弱，故这两个传染病容易得到控制[10，18]。与前两者相比，COVID-19致病性较弱但传染性及传染的隐蔽性较强，不仅有症状的患者能传播病毒，而且无症状者（病毒携带者）或轻微症状但感知无症状者也能传播病毒，1个感染者平均传染2个人以上，有超级传播者，传染性强，致病性弱，难以控制，为疫情控制带来极大挑战;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多数是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病例，COVID-19的病死率为1.4%[19-25]。基于中国现有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据，考虑到假定的无症状者或轻微症状者的数量是报道病例数的几倍，美国NIAID主任Anthony S.Fauci、NIAID临床研究和特殊项目副主任兼临床研究部主任Lane H.Clifford、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主任Robert R.Redfield认为COVID-19的病死率低于1%，这提示在医疗资源有效应对的情况下，它的整个临床结果最终可能更类似于一个严重的季节性流感（病死率约为0.1%）或大流行性流感（类似于1957年、1968年和2009年），而不是类似SARS（病死率为9%～10%）或MERS（病死率为36%）[26]。预计到2020年3月底中国能够基本控制COVID-19疫情，中国战疫很快成功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超强的防控行动、全国人民的奉献支持、海内外华人包括国际友人的齐心投入。2020年3月6日，Science杂志发文建议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战疫实践，应对COVID-19全球大流行[27]。最近，欧洲呼吸学会向钟南山院士请教和借鉴中国抗疫经验，意大利、西班牙整个国家也在借鉴武汉封城的中国实践。预计更多的国家将会学习和借鉴中国战疫富有成效的实践经验。2020年3月13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彭志勇、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通过线上视频交流向美国顶级医疗专家和政界人士分享抗疫经验。所以，中国在COVID-19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为世界及时贡献了战疫的知识和信息，能够指导其他国家的战疫实践。
二 CSG采用的命名方法和对该方法的评价
2020年3月2日CSG在Nature Microbiology杂志介绍的命名方法[4]，是根据基因组序列这一明确特征定义病毒的，命名原则基于病毒之间的种系关系和分类学（分析方法是聚类分析）。他们根据2019-nCoV基因组测序信息，分析了它的进化史，认定它不是一个新的病毒种类，而是与SARS-CoV基因接近，属于同一个种类。但CSG在文章中也提到，从病毒新颖性上看，SARS-CoV-2与 SARS-CoV和MERS-CoV不同;又根据已有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方面的资料，指出SARS-CoV-2与SARS-CoV也明显不同。CSG在文章中指出SARS-CoV-2虽然确实不是SARS-CoV的后代（见文中图2），但这两个病毒在基因上如此接近，以致它们的进化史和特征可以互相提供信息。
显而易见，即便是基于CSG自己的描述，把2019-nCoV命名为SARS-CoV-2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第一，SARS-CoV和SARS-CoV-2在系统发生上是否属于亲缘关系应有客观标准，从系统发生关系上，CSG的文中图2显示SARS-CoV-2与SARS-CoV既不是并列也不是后代关系。
第二，二者感染致病在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病毒的命名应当对防控和临床实践提供指导，将2019-nCoV命名为SARS-CoV-2无助于防控和临床实践，甚至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三，在既没有SARS-CoV-1命名的，也没有其他冠状病毒按照该编号命名的情况下，却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随意性较大，给人类冠状病毒的命名体系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第四，CSG中没有中国大陆的专家，也没有征求中国大陆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专家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发现者的意见，这也与惯例不符。
从CSG文中图2可以看出，分析时纳入的冠状病毒种类数量少，这会影响聚类分析結果的可靠性。任何统计分析方法都有适用条件和局限性，统计分析是为专业服务的，脱离了医学专业知识和常识的统计分析方法和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总之，我们认为，在已经有可用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总的临床结果数据时，仅仅基于基因测序信息给新出现的病毒命名，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三 新型冠状病毒需要一个独特名字的充分理由
21世纪暴发了3次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分别是2002—2003年的SARS流行、2012年的MERS流行和2019—2020年的COVID-19全球大流行。SARS和COVID-19都首先在中国暴发流行，SARS在2003年夏季突然消失，至今没有再出现;COVID-19是否在夏季消失，目前尚不确定，有专家认为可能明年再度暴发或成为像季节性流感那样的疾病[28]。SARS和COVID-19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和总的临床结果完全不同，二者病毒的基因测序信息相似度只有79.6%。实际上，国际组织如WHO和Anthony S.Fauci、Lane H.Clifford、Robert R.Redfield、Kristiam G.Andersen、Mike Osterholm等知名学者在其文章中尽量不使用SARS-CoV-2[5-6，26]。WHO在官方文件中使用COVID-19 virus 或virus causing COVID-19，也有人使用中国学者建议的HCoV-19，全球流感数据共享组织（GISAID）网站已经全部改用HCoV-19。
2020年2月5日，姜世勃等人发文建议将2019-nCoV命名为 “肺炎相关的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pneumonia-associated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简称PARS-CoV）[29]。2020年2月9日，姜世勃和石正丽建议将2019-nCoV改名为 “传染性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transmissibl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简称TARS-CoV）[13]。2020年2月19日，姜世勃等7位中国病毒学专家（包括4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人）以“新型冠状病毒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为题目，在Lancet杂志上发文，强调基于特殊的临床、病毒学和流行病学特征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的不确定性，为了避免误导和困惑以及帮助科学家和公众更好地沟通，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uman coronavirus 2019，简称HCoV-19）[8]。这个名称既可以将之与SARS-CoV相区别，又使其与WHO命名的疾病名称COVID-19保持一致[6]，同时，也与既往的HCoV-229E、HCoV-HKU1、HCoV-OC43和HCoV-NL63等长期在人间循环感染的人类冠状病毒的命名习惯一脉相承。 CSG提出的病毒名目前還只是建议，最后的定名要等ICTV开会确定。建议中国的相关机构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的命名议题。中国专家达成共识后，写一份正式的提议分别发给ICTV的有关专家和WHO。中国专家共识中应建议ICTV采用传统的病毒命名方法，新出现病毒的命名应与该病毒引起的疾病相关联，因为目前已经有较为充足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总的临床结果的数据;也建议CSG今后将根据疾病和根据基因序列信息命名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出以基因测序信息命名的适用场景。比如，对不引起人类疾病而只有基因组信息的病毒，可以仅根据基因组信息命名。2013年WHO命名的MERS曾引发抗议，该疾病名及其病毒名MERS-CoV有地域性。为了避免不准确或污名化的命名，WHO在2015年推出全新的命名规则[30]。COVID-19是依据新规则命名的，CO表示corona，VI表示virus，D表示disease，19表示出现的年份。疾病名称和对应的病原体名称最好保持一致，便于记忆和交流。由于冠状病毒种类较多，这种命名方式将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冠状病毒命名提供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命名因为不冒犯任何人和地区故不会引起争议。病毒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本文作者建议将引起COVID-19的病毒命名为“人类冠状病毒2019”（human coronavirus 2019，简称HCoV-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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