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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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波兰语写作，这就意味着你要接受波兰历史赋予的全部复杂的遗产。一个用法语写作的人，他的写作有意无意都会带上讽刺和优雅以及一点诗意，不只成为蒙田与帕斯卡尔的继承人，也会带上一些路易十四的特点，或至少是其宫廷的氛圍，俏皮的谈吐，凶恶的名句，对道德的关注，以及革命的蛊惑。而用波兰语写作的人，其血液和墨水中流淌的则是另外的基因，十八世纪社会体系的崩溃，被分割的不幸，起义失败的不幸，以及我们的国家长久而戏剧性地存在的脆弱性;以一种也许不够正直与冷静的方式，这基因会转化为一种幻想的怪物，容易成为一个受膜拜的对象（如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对立之歌》一剧中那样，或类似于一种法国式热情）和蔑视的对象（如俾斯麦和德国或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代表的种种）。波兰像植物般生长于欧洲的想象中，有点像托马斯 ·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里可爱的塔齐奥——美丽、纤美、难以理解、天真。或者相反，它常被视为一个落后、肮脏、醉醺醺的国家（例如，在歌德对波兰旅途的简略记叙里，它是由克拉科夫中心广场的一块牌匾而被纪念的）——这是一个应该尽快被制服的国家。要么美女，要么野兽，没有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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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语写作——但是，用什么语言写作真的那么重要吗？任何一种语言，只要用得好，难道不是一样能够打开通往诗歌的门，向我们揭示世界吗？写作的人通常独坐，面对蛮横地反盯着他们的空白纸张或黯淡的电脑屏。他们都是孤独的，如果不计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为自己。他们既受益于传统的鼓舞，又承担其妨害——那些已逝者声音的喧哗;他们试图深入到未来的年代，现在却保持沉默。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似乎属于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内在的吼声像是火、风和水之外的一个元素。
　　作家是孤独的，表达喜悦或悲伤。他的探索的见证者，既不是护照办理处，也不是大学的文法专家，只是太阳和死亡——这两种力量，用拉罗什福科的话说，我们都不能正视。
　　——摘自[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著：《波兰语写作》，李以亮译，《花城》2015年第2期
　　尽管语言这种东西在本质上是与他者共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让千万人抱有“惟我独为理解者”之类的感觉，这里既有语言的趣味性，也有它永远让人间充满谜的烦琐特性。而所谓喜欢读书的人，正是被这些谜牵着鼻子、无法抗拒解谜魔力而不断朝向前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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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六七岁那会儿，正赶上始于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战败时期。当时，我们都切身体会到了书的珍贵，时至今日，这种战后时期的情景也还记忆犹新。中学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出了一本油印的同人杂志《鬼词》，作为年长的同仁参与其中的茨木清次先生是个复员兵，这位年轻的国语教师的藏书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库。那些在空袭中因消防作业而变得湿漉漉的书，荡着大大小小的褶子的波痕，被立在四叠半大小的客房四壁旁。我们活像少年侦探团员，小心翼翼地探着险，翻找、借阅。十数年后，我得以写下《保田与重郎笔记》这篇相当长的评论，其中的一个理由，就在于当时茨木先生的书斋兼寝室中摆放的关于保田先生的那些书。
　　然而，尤为壮观的，还是占了茨木先生整整一书架的岩波文库。它们首先是作为漂亮摆设而吸引我（们）的目光的：它纸质上乘、印刷精美、书脊整齐、封皮典雅。家父的藏书中虽然也有岩波文库，但是数量与茨木先生那间小屋里的文库本的数量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中借来《春夫诗钞》（今为《春夫诗抄》），贪婪地阅读起来。当时我还不知道佐藤春夫这个人是多么了不起的小说家，但是他的诗却紧紧抓住了一个少年的心。尽管用词颇具古风，但其中潜藏着的现代感，却将诗歌魅力的多样性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为此，我做出了现在无法做到的事情——用偶然弄来的几十张结实的洋纸，誊写下《春夫诗钞》的前半部分，用我独家炮制的装订法穿针引线，做成了一部自家制作的佐藤春夫诗集。我已经记不得没有誊写到后一半是因为纸张不足，还是因为考虑到译诗可以不要。《殉情诗集》时代的春夫或许是最好懂的，但是译诗中诸如罗巴特·布里捷斯的《如果六月来临》这样的诗，也是令人爱不释卷的。可以肯定，这些诗歌的影响，在我中学时代那些拙劣的诗作中也多少留下了一些痕迹。
　　当时，我曾否想过真正读懂了佐藤春夫诗作的人只有我自己？没有。我那时不过是惊蛰时分刚刚爬出地表的小虫，诗歌文学的世界，还只是令人炫目的辽阔而广漠的世界。
　　——摘自[日本]大冈信著：《成不了读书家·读书人的读书论》，田原译，《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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