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他的超然台、乌台、啸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登超然台时，苏轼表现出来的超然，带有刻意的成分。“乌台诗案”后，苏轼在儒释道的交汇处找到了平衡点。啸台则对苏轼人格的塑造意义重大，“且行且啸”平和自持的生活态度让苏轼对个体生命的体悟更为饱满，人生追求与境遇起伏在对碰中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
　　关键词：人格模式;台面;平衡;苏轼
　　北师大康震先生上《百家讲坛》节目时，这么评述：“苏轼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1]的确，苏轼穷其毕生之力，以“轻对超然台，苦渡乌台，笑过啸台”的姿态，完成了由青年自得，到盛年自嘲，再到晚年自释的转换过渡，一步一台，一台一抬，人生模式拾级而上，臻于至境。
　　一、超然台上难超然
　　30岁出头的苏轼怀瑾握瑜，名满天下，潇洒自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出任密州太守，意气风发修建超然台，洋洋洒洒写下《超然台记》，人前身后、文里文外溢出来的皆是满满的超然物外之洒脱。
　　离开京城转任地方，于苏轼而言并不是平迁，更不是升迁，而是不容于帝都的“流放”。在这期间，苏轼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京城生活富足，京官地位尊享，前途似锦，变为终日颠沛流离，温饱时或不至;由朝堂恩宠在握、恩师在侧，沦至政敌落井下石，故人江湖奔走;由夫妻举案齐眉、琴瑟和谐，转眼间结发之妻王弗便撒手人寰。生活的落差和家庭的变故所造成的伤痛，令人窒息。这一系列难以言表的变故，加到普通人身上，极有可能致其瞬间崩溃，哀叹不已。然而，在苏轼的笔下，轻描淡写成“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一切的一切，仿佛如青烟、如细沙般不值一提。这时的苏轼试图拥抱“万物齐一”的观点，以旷达超然的姿态处世，呈现给世人超然的人生哲学：万钟于我何加焉？祸福相倚伏，来不迎，走不送，物有尽时，运有起伏，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为坦然越过“游于物内”的泥潭。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动机和行为，不是上帝启示的结果，而是人类自身本能的需求。他以自己的理论判断和演绎，把人类思想与行动的驱动权从上帝手中夺回，还给人类自己，使这一力量从天上移到人间，将人类从上帝的王国中解放出来。”苏轼在屡遭压抑、一贬再贬的情形下，不屈服，不随俗，从容达观，人格的光芒因挫折的洗礼而熠熠生辉。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苏轼的心理异常现象进行分析，不难看出苏轼做出这些理论判断和行为演绎的背后是自身具备强大的乐观基因。然而，从另一层面分析，也不排除苏轼在演绎过程中用力过猛、掩饰过度。苏轼虽然端起了酒杯，想从屈原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听取渔父的劝告“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可是，苏轼内心深处依旧放不下功业，放不下百姓，更放不下天下，苏轼登超然台时表现出来的超然，是刻意的、表层的、肤浅的。这种未经历自身生死考验表现出来的超然，实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超然。
　　二、乌台苦渡渡非苦
　　苏轼腹有良谋，身怀经略天下、匡扶社稷、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之志。自熙宁四年起，苏轼离京任杭州通判，接着又先后署理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和湖州知州。苏轼所到之处，重民生，革旧弊，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政绩斐然。
　　40岁后的苏轼，盛名之下的苏轼，目下无尘的苏轼，与新党相龃龉，反对当年王安石主导的形而上、偏狭激进的新政。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接到任湖州知州的旨意。奔赴湖州治所后，苏轼依旧例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在奏表中，苏轼不识时务地加入了“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言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公开地对新政大加针砭。王安石主导的新政是经由神宗皇帝钦定的国策，是朝庭的既定方略，岂是苏轼这样的地方臣子所能妄议的。苏轼的“多嘴”和不识时务，在政坛掀起了惊涛骇浪，引发了差点让其身首异处的“乌台诗案”。
　　善于舞文弄墨的苏轼，自恃颇有文才口才的苏轼，这一次差点就被自己的文字掩埋了。由文字引发的“乌台诗案”，经由好事者发酵，快速地催生出超乎寻常的致命的毒性。狱中的103天，在斗室之中，在方寸之地，苏轼舔舐自己亲手酿造的“毒药”，也被动地接受命运的锤炼与雕刻，开始清醒地、客观地、透彻地剖析自己人生的运行轨迹，探究天地间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在蝉蜕与蝶变中涅槃飞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达观了然。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惟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大悟。”[3]苦难能把人击倒，人也能把苦难毁灭。经“乌台诗案”，苏轼虽伤痕累累，但并未一蹶不振，跪地求饶，他在前人的智慧药囊中找到了疗伤的良方。历代的文人大多因文气逼人而多灾多难，在一次又一次的受伤后，文人们用泪水和鲜血浇筑出几种有效的疗伤方式：韩愈式的造福百姓，揽责于自身，在大爱中自我救赎;王维式的诵经吃斋，圆润通透，在蚕茧中化蝶;欧阳修式的纵情山水，举杯自酌，在诗酒中忘忧……苏轼集众家之长，融会贯通，杂采众长，最终在儒释道的交汇处找到了平衡点，恬然自安，学会了放下，观自在。
　　三、啸台缓过拈花笑
　　“啸”指发出口哨声的一种动作。经《诗经·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咏颂后，开始带上感怀的文化特质。魏晋时，“啸”盛行一时，“长啸”与“弹琴”成为文人雅士的标配，甚至于出现阮籍专属啸台。“啸”逐渐演化为文人雅士抒发性情的指定动作，附有孤傲、激昂、率性等文化品格。
　　“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对个体生命的体悟更为饱满，人生追求与境遇起伏在对碰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谪居非但没有改变苏轼的人生气度，反而让苏轼习惯于在困境中突围，在逆境中涅槃。苏轼登上阮籍啸台，意有所指地创作了《阮籍啸台在尉氏》，发出“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的激越啸声，以啸声传递旷古之幽情，传递内心深处的不恼不怒不卑不亢，凭借高贵的灵魂与阮籍等古人互述衷肠。远离庙堂，远遁江湖间，苏轼乐饮风露，比肩嵇康，竹下开啸轩，啸出“饮风蝉至洁，长吟不改调”，用长啸与今人进行深层次的哲学交流。晚年的苏轼，虽精神极度压抑，境遇愁苦不堪，但平和自持，遇而即视，听而耳顺，挫而不败，感而不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同行遇风雨惊散四处，苏轼竹杖芒鞋雨中“且行且啸”，遇风雨而能无风无雨，啸声与山林同在，一笑一啸，醒醉全无，胜败两忘，已然触及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完美投影了天人合一的大彻大悟。
　　天纵的聪颖，跌宕的人生，多舛的命途，最后，慢慢熬成一枚洞徹岁月、洞察人生的胶囊。苏轼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写道：“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在这封为欧阳修荣休而作的贺信里，苏轼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明悟天地万物运行的大道，遵循世事轮回变迁的轨道，恪守自己的人生价值尺度，就可以忘记得失与荣辱;志向足够澄澈，心智足够归一，就可以掌控自己精神状态的旺盛与衰落。心中没有咸鱼，自然了无牵挂，可以忘乎所以，进退有度，自在呼啸，登阮籍啸台，竹下开啸轩。苏轼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疾驰，用自己起伏不定的生命历程对“啸”进行注解，给啸注入了平和冲淡的气韵，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余音不绝的绝妙啸声，也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生命的韧性和维度。
　　
　　参考文献：
　　[1]康震.康震评说苏东坡[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张广森，李尚信等.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3]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南京：译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
　　作者简介：田舜龙（1979—），男，福建省漳州市第三中学高级教师，主研方向为语文学科教学研究、青少年人文素质研究。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51213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