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舸奋争流 万类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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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国安
摘要：21世纪，学校发展进入后名校时代。后名校时代，学校的结构相对动态，比较有活性，学校品类主要包括传统名校、普通学校、新建名校。后名校时代具有传统名校的蜕变、新建公办学校的迅猛发展、民办学校的另辟蹊径等学校发展特征，需要反思教育起点、教师发展、学校管理等诸多问题。
关键词：后名校时代;学校品类;学校发展
196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对接，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这是中小学发展中名校时代的初生期。1978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名校時代便正式开启，并逐渐成形。随着2000年前后民办中小学校越来越多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公办名校的“被创造”，名校时代便慢慢走向终结，进入向后名校时代过渡的时期。200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中小学校发展的名校时代遂告结束，进入后名校时代。
一、后名校时代的学校结构
后名校时代学校结构非常复杂，完全不像名校时代那么清晰。名校时代的学校结构很简单：名校、城市普通学校和乡村学校。后名校时代学校结构就要复杂多了。
在名校时代，学校多是国家开办的，而且自然分层，彼此只在同一层面上竞争，极少发生跨层面角逐的现象。名校时代，学校的结构相对固化，比较稳定。而后名校时代，办学的主体和办学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因此学校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约言之，后名校时代，学校的结构相对动态，比较有活性。
学校的结构分析主要看学校的品类。弄清楚学校的品类，才能知道今天的教育界发生了什么。
1.传统名校
后名校时代的传统名校几乎无一例外地集团化了，或被集团化了。名校集团化办学，基于内外两方面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
传统名校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靠自己的教师一代代承继其传统。在名校时代，教师很少流动，名校主要是自己培养名师。到了后名校时代，像这样长周期培养教师已经不能满足名校发展的需求了，于是就引进名师来加以充实。特别是名校要扩张发展，要开疆拓土，要办分校，就更迫切需要更多名师加盟了。
传统名校办分校品类也很多样，有直管分校、托管分校、合作办学分校[1]，还有冠名分校。除了冠名分校，直观、托管和合作名校都需要本部派出管理团队和骨干老师“再造名校”[2]。名校自己的名师若很有限，那么就会带来资源的稀释[3]，所以引进名师是再造名校内在的动因。
这类名校分校是后名校时代的“新贵”。它们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都拥有后名校时代最好的资源，可以绑在名校的“战车”上获取政策扶持和相对优质的生源。名校办分校，于政府而言，是一种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问题最便捷的办法，也是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最直接的措施。有的区域推广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名校再造的举措被广泛认可。如杭州市教育局局长说：“我们计划，争取到2020年，全市中小学名校集团化参与面达60%，其中跨层级、跨区域新名校集团占比达25%;义务教育段城乡互助共同体比例达98%以上，形成基础教育全域优质均衡发展的杭州样态。”[4]
传统名校除了直接创办新学校外，还与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合作办学，形成另一种形态的名校集团。这一类的合作办学，让合作学校在合作之初会赢得社会的青睐，但因为现有的管理团队以及管理模式的限制，很多合作学校缺乏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时间一久，便徒有其名了。
2.普通学校
后名校时代，一些有一定办学历史的普通学校，因为原有的正常选择生源和教师的秩序被打破了，不得不寻找特色发展的道路，来维持其在第二层次的发展空间。如苏州市第四中学校，是一所创办于1902年的百年老校，其校友有钱钟书，还有著名院士如张青莲、钱钟韩、潘承洞、刘元方、姚熹等。可见，在名校时代，这所学校也很是出名的了。然而，在后名校时代，它的生源始终不够理想，不得不寻找特色发展途径。2004年4月，苏州四中在全国普通高中中第一个建立了中国民航大学“空乘生源基地班”。
当然，后名校时代的大部分普通学校仍然沿着原来的办学路径前行。相对说来，它们的资源有限，生源不够理想。从名校时代到后名校时代，生源由自然选择转换为绝对分层选择，使得普通学校几无获取优质生源的可能。
后名校时代新建的公立学校，除了一部分成为新名校外，大部分是为了解决城区扩张而导致的学生入学问题的普通学校。这些学校的发展直接受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经济发展得快，新居民聚集得多，而原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又相对薄弱，学校就建得快而且多。
3.新建名校
后名校时代的普通学校，无论是特色发展还是常规发展，都不会对名校产生任何压力;让名校产生了“后有追兵”压迫感的，是新建名校。
新建名校与那些经过岁月长期积淀而成长出来的名校不一样——在政府从创办一开始就注入大量优质资源加以打造的进程中，它们的办学不同于名校时代的学校发展节奏。新建名校往往出现在缺少名校，但因经济迅速发展而需要名校来满足老百姓更高的教育需求的地区。在苏州，新建名校以工业园区的星海学校和高新区的苏州实验中学为代表。
后名校时代另一个“黑马军团”便是新创办的民办学校（新建的国际学校也可归入这一类）。民办学校从2000年开始逐渐受到关注，它们机制比较灵活，尤其管理机制比较有活力，再加上创办伊始政府有政策的倾斜（如部分教师保留公办编制），发展快速，成为后名校时代学校版图中的“新秀”。新建民办名校是后名校时代学校建设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它们一旦创下了品牌，就会迅速集团化扩张，异地复制分校。如苏州外国语学校，自2017年创建相城校区分校开始，目前已经办了超过十所分校了。
二、后名校时代的学校发展特征 后名校时代的学校品类已如前述，进入后名校时代的十多年来，这些学校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样子？
1.传统名校的蜕变
进入后名校时代后，原来的资源获取途径的平衡被打破了。除了位次相当的名校之间开始竞争资源，让传统名校感到压力更大的是与新建名校竞争各种教育资源：生源、政策、师资以及其他各种评比所需要的支撑性资源。这样的资源竞争始于2000年之后，于江苏省来说，是星级高中评估直接将高中学校分层，之后名校与普通学校在高中首先界限分明，由此带来高中招生时生源的刚性分层。高中的分层竞争又迅速下移，从原来完中名校分离出来的初中自然而然成为初中的名校，而学区制让这些初中又与附近的小学形成生源上的对应关系。随着这样一个由名校诱发的新型的生源流动系统的形成，教育的“决战期”被提前了、加速了。现在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就力图让孩子进入优质生源的流动系统。“在上海，民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如果小孩能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就是‘牛蛙’，若没考上，就是‘青蛙’。为了备战‘幼升小’，孩子往往从3岁开始，就被家长打鸡血，以便赢得这场‘牛蛙战争’。我们可由此窥探到当前教育的现实：为入名校，学习的竞争已经出现了低幼化的问题。”[5]传统名校在后名校时代蜕变为追逐优质生源的“牛校”，前一学段的学校以自己的学生能考进后一学段的“牛校”来“自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传统名校在后名校时代的蜕变不仅体现在成为学生追逐的“牛校”，还体现在成为名师改变身份的“华山”——毕竟可以到那里“论剑”的才是“武林高手”。名校利用自己原有的声誉和政策优势，以市场化的方式引进“成品”或“半成品”的名师，名师“自培率”持续降低。后名校时代，很少有名校像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那样，校长薛法根是自己学校培养的名师，又在自己的学校继续培养了一批名师，而且这些培养出来的名师都留在这所学校工作。所以说后名校时代，传统名校在教师的培养和引进问题上已经有所蜕变了。
2.新建公办学校的迅猛发展
新建公办学校，是因为政府有需求;尤其是新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是政府必不可少的投入，也是吸引人才的最好手段，更是城市发展的刚性需求。2000年之前，苏州工业园区有15所学校;近20年左右，苏州工业园区先后建成30多所学校，大多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并且，几乎每一所学校在创办三年之后，都迅速达到预设的学额数，并且生源在不断增长。很多学校不得不另办分校，如星港学校和东沙湖学校。苏州工业园区的新建学校现象值得研究，这是新建学校迅猛发展的带有样板意义的现象。
新建公办学校是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是一项民生工程;因此，在配置优质生源和名师方面，政府会给予新建公办学校最大力度的政策保障，甚至有时会允许这些学校运用非常规的手段截留优质生源、获取名师。因此，在后名校时代，新建公办学校一般不会太差，它是学校发展版图上的“新锐”，是目前探索教育机制创新最有活力的地方。
3.民办学校的另辟蹊径
在后名校时代，民办学校有着机制灵活的优势。公办学校最大的限制就是已经固化的管理机制难以激活——教师荣誉获得上论资排辈，机会获取上“长幼有序”，职称评审上排队轮候。民办学校虽然无法完全避免这些问题，但还是有一些机制作为补充，如按教师的实际工作量和工作实绩来给予其职业荣誉和薪酬待遇。
民办学校更重要的优势则是课程的变革。民办教育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课程的重构和特色课程的研发让学生的潜力得到激发，而这是公办学校难以做到的。如西交利物浦附属学校的森林课程、马术课程、皮划艇课程等，便是目前苏州公办学校所无法提供的。很多民办高中还引进了国外课程，如IB课程、A-Level课程、AP课程等，为学生提供更多元的升学选择。教育需求越来越多元的后名校时代，基础教育需要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名校时代，可供学生选择的路径很少;后名校时代，民办学校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种进步。
民办学校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很多都是十五年一贯制的。学生的成长有其连续性，对学生的影响，尤其是价值观的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一贯的教育会有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一所民办学校从幼儿园读到高中的学生对这所学校有着如同家一般的感情。对学生的父母来说，选择一所民办学校，从小学到高中的升学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由此少了很多升学焦虑。
三、后名校时代的教育反思
后名校时代是中国学校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问题复杂纷呈的新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学校发展百舸奋争流、万类竞自由的时代，我们除了需要高歌猛进，更需要理性反思。
1.教育起点的追问
所有的学校都是需要诠释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的，后名校时代的学校对这一教育起点问题需要进行更严肃的追问。
在后名校时代，打开学校的官方网站，几乎都是告诉浏览者学校的办学实绩，而很少浓墨重彩地介绍自己的教育价值观;即便是办学实绩，也被很多学校窄化为了学生的考试成绩、获奖情况等，这无疑是对教育理解的偏误。我们的学校应该更多地思考以下教育起点问题：希望学生拥有怎样的人格结构？希望学生带着怎样的“三观”、怎样的品质进入社会？如何用适切的教育活动达成这样的目标？这些教育起点问题在办学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好的解答，学生就会健康地发展，其学业成绩自然就能得到有效提高。一言以蔽之，在学校教育中，教育起点问题是根本，教师是枝叶，学生成绩是花朵。树大根深，则能枝繁叶茂;枝繁叶茂，则能花团锦簇。
2.教师发展的瓶颈
教师发展是学校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前名校时代，衡量一所名校的影响指数，似乎师资队伍远比学生成绩重要得多。如浙江省春晖中学，在现代学校史上毫无疑问是名校，若以杰出的学生来看，春晖中学在南方学校中并不算最强的。仅以院士校友来说，春晖中学一百多年来仅培养了3位院士，而苏州中学培养的院士则有50多位，但这丝毫不影响春晖中学与苏州中学同为南方名校。春晖中学名师如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丝毫不逊色于苏州中学的名师如罗振玉、王国维、钱穆、吕叔湘、顏文樑、吕思勉、胡焕庸、孙起孟等，他们俱是一代大师！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套用这句名言来描述真正的名校：所谓名校者，非谓仅有传统之谓也，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名师之谓也，有天地良师之谓也！ 良性的教师流动是教育具有活力的表现。教师流动的原因多样——为了自己的发展;出于家庭的考虑;获得更好的尊重;希望生活在那个城市;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些原因都应该得到尊重，甚或因为特定的人事关系也未尝不可。当下，由于人事档案的牵制、有无编制的影响，教师的流动似乎不那么顺畅自由。尤其民办学校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主要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所谓“吃皇粮，心不慌”，教师很难接受没有编制的身份。民办学校无论在机制上做出多少保障，教师队伍始终不能实现良性循环。
学校发展在后名校时代的一大瓶颈就是教师流动体制。目前，公办学校手上有编制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民办学校找到了合适的人却没有编制。学校与教师都面临着适切选择的尴尬。只有真正给教师松绑，让教师获得真正的流动自由，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流动程序，以体制的改变消除有无编制的差异，后名校时代学校发展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对民办学校来说如此，对公办学校来说也是一样的。
3.学校管理的难题
学校管理是学校发展的关键。理性而健康的学校管理既包括学校管理团队的建设、文化观念的形成、教学的管理、课程的管理等不同方面，又包括校长引领作用的发挥、教师培养机制的完善、学生评价系统的优化，以及学校与政府、家庭之间关系的处理等等。
课程问题是后名校时代学校发展的核心问题。后名校时代几乎与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伴而生，后名校时代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课程的管理能力和校长的课程领導力。名校在课程建设过程应义不容辞地发挥引领作用，因为它们有足够优秀的教师队伍和优良的办学传统，这是保证课程研发不跑偏的重要因素。很遗憾的是，现在大部分名校在课程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上是力度不足的。不同名目的班级在名校中花样不断翻新：创新班、国际班、火箭班等等。这些创出来的“新班”有自己独特的课程吗？哪怕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实施的探索？
课程管理外，人事管理也是学校管理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名校时代的人事管理相对简单，主要是教师的岗位管理。后名校时代学校人事管理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在现有体制下激活人最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这一点对于新创办的学校来说尤为重要。譬如，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学校创建的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招聘的教师团队非常优秀。这一团队的成员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非常有激情，也非常有理想，踏实教学，乐于为学生付出。他们创造了奇迹：短短20年，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了后名校时代的新建公办名校。这一奇迹的创造，与学校创办伊始的人事管理激活了所有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很大的关系。
学校管理千万不能忽视发展的常态节奏，如没有理性对待发展的常态节奏，管理就会陷入困境。譬如，当下不少新建公办名校都进入了发展的“高原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学校创办主体的政府需要它们“赶英超美”式地超越传统名校，将它们与传统名校直接对标进行评价，这就大大打乱了新建名校常态发展的节奏。“欲速则不达”，这种突破常态的“超越”让新建名校忘掉了发展自己才是硬道理，而时时处处盯紧对标的传统名校，受其牵制，学校发展非常被动。其实，“改革在实质上是每个学校自己的事情，最有希望的改革方法就是寻求开发学校自身的能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成为基本上可以自我更新的学校”[6]。因此，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发展节奏推进改革，以实现不断自我更新。
后名校时代也许是现代学校发展的必经阶段，问题和机遇共存，发展的空间和限制同在。各品类的学校必将在这一转型阶段实现自我转变、自我革新，然后逐渐定型。后名校时代之后会迎来怎么样的学校发展格局呢？会不会是我们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为了教育的自由的学校发展时代？姑且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自由名校时代”的美好图景吧！
参考文献：
[1]庄嘉.名校分校的泛滥与洗牌[J].检察风云，2018（1）：74-75.
[2]段恒耀.论名校集团化办学中的学校组织间关系形态及其治理[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16）：21.
[3]刘先强，范小梅.从制度到资源：解构名校集团发展矛盾的成都实践[J].上海教育科研，2019（7）：35.
[4]沈建平.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杭州探索[J].上海教育科研，2018（2）：32.
[5]上海退休教授发6000字长文批幼升小“牛蛙战争”[EB/OL].（2017-09-05）[2019-12-18].http：//edu.163.com/17/0905/14/CTIUL4PB00297VGM.html.
[6]古得莱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胡玲，陈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
责任编辑：杨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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