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与中国文学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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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禅宗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课题。禅宗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在过去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甚至在现代仍在世界范围内为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活动提供某种刺激。禅宗只能产生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同样，禅宗与文学的结合也发生于特殊的中国历史环境，始终体现出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征。
　　关键词：禅宗;中国文学;诗禅
　　中图分类号：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3-0020-02
　　1 缘起
　　一般认为，被尊为禅宗六祖的慧能是禅宗的创始人。在他之前，从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的禅法区别于慧能以后的禅宗。禅宗之所以产生，是因它对旧禅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在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发展中独树一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般说来，在禅宗产生之前，佛教思想远不如神仙或道教思想与文学结合得那样自然紧密，这可以从大量的游仙诗以及从曹操，阮籍，嵇康到笃信李白作为总结的魏晋至隋唐的文学创作主流中得到证明。在这些文学创作中，长生也好，游仙也会，均内在化为作者的精神过程和精神需要，非常真切地体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相反，佛教的抽象义理和过于静止的修行方式，却很难在文学中得到源自于生命的真切生动的表现。甚至可以说，佛教如果不发生根本变化，不真正深入到士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世界观中，就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
　　禅宗思想，尤其是它在文学中的表现，常常被人们描述成一种只能意解，心求的难以把握的禅味或特殊境界，或者是包含机锋和理趣的一种隽永而逸出常规的特殊概念活动或机智训练。因而，文学中的禅宗思想与其他思想比较起来，似乎是最不适于分析，最缺乏客观判断标准的。然而，这种窘境也恰恰是一般性地描述诗禅关系，无论是古人的片言只语还是近人的皇皇巨著所难以避免的。它所忽略的恰恰是禅宗影响于文学的具体媒介，即创作者的具体的社会人生感受和思想活动。我们所了解的接受禅宗影响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文学途径帮助我们认识禅宗。
　　禅宗思想在士阶层知识分子中保持着持久的影響，形成可与儒道思想相提并论的一种精神传统，成为一般士大夫必不可少的精神修养内容。这种影响也渗透到士大夫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接受禅宗影响的文艺批评思想和美学思想，更成为传统儒家文艺思想必不可少的补充。文人画的兴起，神韵说的流行，都反映出禅宗文艺观对士大夫艺术趣味的深刻影响。然而就总的格局而言，这种趣味并未突破司空图，严羽等人所奠定的基础。在理论思想上，虽有一些融合儒释，会通禅教的更精密的表述，但并没有发生真正突破性的，全新的创造。
　　2 历史进程
　　尽管如此，禅宗在走向近世的历史过程中，至少在两个方面也与新的社会思潮发生了结合，为其提供了某种刺激或权词。其中之一便是明代的狂禅之风，这股狂禅之风与王学左派人士掀起的思想解放风气相互呼应。陆王心学本来与禅宗有某种血缘关系，王阳明已经放弃了公开反佛的立场。王学左派进一步受到禅宗即心即佛观的积极影响，抬高了心本体的地位，肯定人性即是人的自然欲求，取消“天理”与“人欲”的对了，开启了走向近代自然人性论的道路。王学左派中的激进人士如李贽，后来转变为禅宗和佛教思想的狂热信奉者。文学家中如汤显祖，袁宏道，也深深濡染禅宗思想。禅宗的心性论和自性觉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艺领域内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形成。如李贽鼓吹“童心”说，袁宏道主张“性灵”说。所谓“童心”，“性灵”，都受到了禅宗心性观念的一定启发，并与同时代程朱一派的理学思想和拟古主义的文学思想针锋相对。由于这种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鼓舞。许多文学家更热衷于提倡并参与创作新的表现世俗生活和性爱题材的文学样式小说，戏曲。不过应该指出，这种思潮自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佛教思想并不能够为它提供充分的理论表现，仅仅在某些条件下为反传统思想提供若干刺激。而这股思潮对个人感性存在和自然情欲的肯定和强调，它的商业社会气息和世俗生活味道，与禅宗和佛教思想之间缺乏思想上或逻辑上的必然关联，并没有给禅宗思想本身注入新的活力。狂禅之风也往往演变成自居旷达的方便托词，并没有形成为普遍的叛逆性的思想活动。
　　另一方面，随着王朝社会日趋衰落，禅宗以及佛教思想袁琳包含的悲观厌世哲学，在一些思想家手中也可能成为表达对现实的绝望，批判和否定传统社会的思想武器。在这方面，《红楼梦》显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红楼梦》中被作者作为一个纲领宣布的色空观，对作者来说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在作品内容的层次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教思想在作者真正感到他周围的社会秩序似大厦将倾时，为他对生活世界所采取的根本否定的态度提供了宗教观点的合理解释。其他传统思想和一些新思想的萌芽，都不能为他提供这种解释。因而，他必须回到佛教思想中去，运用色空观为全书的现实生活内容设计了一个寓言性的外在框架。因为他对现实的理解最终必须以这一观念为归宿，而如果不将他所感所知的全部丰富的生活内容安放到这个寓言框架中去，他便无法真正表达出他对现实的悲剧性认识。换句话说，曹雪芹在把握现实方面不可能像十九世纪批评现实主义小说家所作的那样彻底，对现实的某些方面还必须转化到寓言世界中来理解。作为近代哲学，美学观念评价《红楼梦》的第一任，王国维敏锐地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性质及其求宗教解脱的含义，尽管在细节甚至主要论点上多有穿凿之处，但在整体精神的把握上应当说是虽不中亦不远矣。此外，既然全书有一个寓言性构架，书中的细部除了它的真实生活内涵外，也不可否认常常被作者赋予了某种象喻意义。在另一个层次即作品的艺术形式层次上，色空说则为作者真实的生活化描写方法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在谈到白居易的文学虚构观时，我们已涉及这种创作现象。面对叙事型的虚构文学，白居易和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都不能不向佛教寻求理论上的托词。曹雪芹的色空说也同样起到这种作用。
　　当然，就与佛教的关系而言，《红楼梦》还具有一种意义，即它提供了一副社会末世佛教渗入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真实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禅宗在社会上，在佛教思想中已日益显示不出自己的特色。宝玉谈禅，王夫人念佛，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在他们各自的人物塑造上自有其意义，但对大观园的其他人来说，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另一方面，佛教与世俗生活也日益达成一片，愈来愈缺乏神圣，超脱的性质，而只具有恐骇，趋附的性质，佛教本身也不时成为作者揶揄嘲笑的对象。在寓言层次上，在抽象概念中，作者将佛教当做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力量，并安排暴雨的最后出家作为解脱的结局。而在生活世界的层次上，在具体描写中，作者却不断揭露僧人道士，善男信女的庸俗可鄙，龌龊肮脏，把佛教也当作被否定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无疑揭露了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精神遗产的佛教，与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作为一种教俗混一的意识形态的佛教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样一种矛盾，正是佛教和禅宗在走向近世时愈来愈突出地表现出来的。
　　3 结语
　　禅宗在现代，在世界范围内，经过一些信徒和学者的热情介绍，仍在为各自色彩的哲学或后哲学思想提供借鉴和刺激，这其中也包括了对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当然，这些影响或理解已带上了各种各样的现代色彩，努力适应于现代社会和现代意识形态的需要。禅宗本身，如人们所熟知的，是对原始印度佛教的一次最彻底的变革，但它仍保持了与原始佛教的血缘关系。今天的各种各样谈论禅宗的文字，也许与禅宗的本来面目有着无法消除的距离，然而谁也无法否认禅宗作为一种精神遗产仍在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方立天.佛教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钱钟书.谈艺录[M].中华书局，1984.
　　[3]叶维廉.历史、传释与美学[M].东大图书公司，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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