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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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特殊群体，占我国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他们从事城市基础建设、制造行业以及部分服务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文以消费这一普遍经济活动为切入点，对北京市农民工展开实地问卷调查，从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个体、经济、社会、心理四方面因素出发，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影响农民工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态度、消费意愿的具体因素，为保障农民工消费、引导农民工合理消费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   消费行为   影响因素
　　北京市农民工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问卷设计采用结构式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个人基本情况，包括被访者性别、年龄、在京工作年限、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从事职业、收入等;二是消费行为调查，根据这些行为表现确定各因素对他们的消费影响。取样的地点范围主要包括北京物资学院周边的建筑工地、餐馆、街头以及八里桥市场，还有部分数据样本是在通州区宋庄镇及周边村庄获得。发放调研问卷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随机抽样和偶遇抽样，问卷按照是否在外地从事非农产业进行身份识别，然后当面访问或者当面发放回收。前后共发放问卷258份，有效回收问卷230份，有效回收率为94.2%。230个有效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从性别上看，男性占60.0%，女性占40.0%，这说明男性依旧是外出务工的主力军。从年龄上看，在样本数据里新生代农民工占比47.7%，第一代农民工占比52.3%。从婚姻状况上看，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占比82.0%，已婚占比16.4%，离异占比1.6%。第一代农民工中，97.1%拥有婚姻家庭，离异和丧偶的各有1个。这也就决定了当问及存款目的时，有一半的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将娶妻生子当作头等大事，68.8%的已婚农民工将子女教育作为存款主要目标。
　　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集中在36岁以上农民工中;大部分农民工的学历水平处于初中和高中阶段;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占比86.7%。这说明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取得良好效果，他们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拥有较为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从事行业方面，女性农民工在餐饮业居多，占比80.0%;男性农民工在建筑业和快递配送行业占绝大多数比例，达到85.3%;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男女比例差别不大。当问及打工原因时，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回答是改善家庭状况，还有22.3%和13.8%的人表示是为了谋求个人发展和开阔眼界。这说明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在慢慢改变外出务工农民工的观念，他们由传统的“出来挣钱”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北京市农民工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
　　自变量方面，本文以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四大类影响因素为基础，对问卷里的各因素进行筛选整理，具体选取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月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单位购买保险情况、消费权益维护、消费参照、收入预期和留城意愿（综合考虑留京意愿和是否在城里有买房打算两项内容）10项因素作为自变量。婚姻状况没有进入备选自变量是因为婚姻状况与年龄有密切关系，与指标x2有重叠部分;行业没有进入备选自变量是因为行业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收入和行业特征产生效果的，与指标x5有重叠部分;月储蓄情况没有进入备选自变量是因为无法对问卷中的“每月会有不定额储蓄”和“每月有定额储蓄”进行比较排序;价格因素没有进入自变量是因为短时间内物价水平保持不变。因变量方面，根据消费行为依次选取能够量化的在京月消费支出、医疗消费行为、主观消费意愿3项指标。在所有变量中，月收入、在京月消费支出为定距型变量，因此使用原始数据进入模型;其他变量均为定序型变量，需要进行变量赋值。为方便进行后文的数据分析，将这些变量处理为虚拟变量，具体赋值情况见表1和表2所示。
　　（二）研究假说
　　根据上述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取，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1.性别和北京市农民工月消费支出水平、在京医疗消费态度以及主观消费意愿这些消费行为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2.月收入水平是影响北京市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越高，月消费支出越多，主观消费意愿越强。
　　3.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对其在京医疗消费态度有积极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更容易接受到正规医院看病买药。
　　4.消费参照群体对北京市农民工消费行为有影响。参照消费水平高的群体，能够促进农民工在京消费支出增加，主观消费意愿增强。
　　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SPSS软件首先对所有变量做相关性分析，其结果见表3所示。从表3中明显看出性别（x1）与北京市农民工在京月消费支出（y1）、在京医疗消费态度（y2）和主观消费意愿（y3）无明显相关关系。而在京月消费支出（y1）与自变量x2、x3、x4、x5、x6、x7、x8、x10相关性较强;在京医疗消费态度（y2）与自变量x4、x5、x6、x8、x9有较强相关性;主观消费意愿（y3）与除性别（x1）外的其他自变量都有较强的相关性。
　　然后对因变量y1、y2、y3和与之对应的相关性较强的自变量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并采用向后筛选策略，对自变量加以筛选和控制，最终得到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命名为消费支出回归结果、医疗消费态度回归结果、消费意愿回归结果，三个模型的具体分析結果如下：
　　（一）消费支出回归结果
　　将8个自变量全部引入消费支出回归方程后，SPSS经过五步自变量筛选，完成回归方程的建立。其中调整后的R平方等于0.89，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P值等于.000（α=0.05），DW值等于1.787，VIF接近于1。整体来看，建立线性模型是恰当的，其系数结果见表4所示。 　　最终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1=0.263-0.257x2+0.278x4
　　+0.302x5+0.826x8
　　根据消费支出线性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发现对受访农民工在京月消费支出影响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是消费参照、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月收入水平。其中年龄与在京月消费支出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在京月消费支出减少0.257个单位，这验证了前文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上更加大胆，而第一代农民工在消费上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态度。月平均收入、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消费参照与在京月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即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在京月消费支出增加0.278个单位，家庭经济状况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在京月消费支出增加0.302个单位，消费参照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在京月消费支出增加0.826个单位。这表明消费参照对农民工在京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更大。
　　（二）医疗消费态度回归结果
　　同样，将5个自变量引入医疗消费态度回归方程，经过五步自变量筛选，方程仅保留一个自变量。此时，调整后的R平方等于0.725，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P值等于.000（α=0.05），DW值等于2.011，VIF接近于1。整体来看，在京医疗消费态度线形回归模型的建立是恰当的，其系数结果见表5所示。
　　最终的线性回归方程：y2=1.575+0.279x6
　　这里发现单位购买保险情况是影响受访农民工在京医疗消费态度的主要因素。其中单位购买社会保险的数量越多，他们对待医疗消费态度越积极。这是因为社会保险包含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在内，这对于他们出现意外病患时在医院看病有巨大作用，能帮助农民工报销部分医疗消费支出，减轻生活负担。而没有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会采取谨慎的医疗消费态度，他们宁愿扛过去或去药店买点药，也不愿意去大医院看病。
　　（三）消费意愿回归结果
　　将备选的9个自变量列入意愿回归方程，经过七步自变量筛选，得到最终回归方程。在该方程中，调整后的R平方等于0.703，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P值等于.000（α=0.05），DW值等于2.062，VIF略大于1。整体来看，符合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的条件，其系数结果见表6所示。
　　最终的回归方程为：y3=0.424+0.231x4+0.476x5+0.231x8
　　根据最终线性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发现对受访农民工消费意愿影响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是家庭经济状况、消费参照和月收入水平。它们都与农民工消费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即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消费参照消费水平越高，月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工的主观消费意愿会随之越强烈。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农民工的家庭重担大，个人收入不仅要维持自己的消费支出，还要兼顾整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因而其主观消费意愿弱，即便有自己中意的商品也很可能放弃购买。反过来，高收入的刺激会给予农民工消费信心，使他们在中意商品面前更加大胆消费，而城市居民衣食住行娱消费示范和网络电视广告宣传效果也会增加其主观消费欲望。
　　相关建议
　　第一，促进收入稳定和增长，提高农民工消费能力。一方面，要规范不同行业用工标准，实现农民工同工同酬、同职同权，尤其是在工资支付上一定要明确责任，对于已发生的欠薪事件，政府有关部门要多渠道介入，一旦发现情况属实，立即与其他部门多方联动，严厉惩处恶意欠薪行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强与用人单位及培训机构的合作力度，为农民工提供专业的、具有针对性的、适合用人单位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以此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第二，转变农民工消费观念，倡导适度消费。新闻媒体应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帮助农民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社会金融机构应和用工单位积极合作，以举办专题讲座的形式，帮助农民工学会合理分配自己的工资收入。政府部门要以身作则，带动全市市民，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着力构建节约型消费模式，在全社会引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风尚，以此带动农民工共同形成适度消费、理性消费的良好社会风气。第三，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工消费信心。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民工纳入体系，用法律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从事高危工作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要尽快实现医疗保障制度在城乡之间有效对接，使农民工在家乡参加的合作医疗能在北京医院诊所使用，从而降低大家对未来消费的担忧。同时，还要帮助失业农民工就业，比如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存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全市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发布招工方面的相关讯息等，从而多途径就业，增强农民工消费信心。第四，加快市民化、城镇化步伐，优化农民工消费环境。就北京市而言，政府应跳出户籍改革形式上的条框，更加注重农民工市民化实质上的需求，分类有序推进市民化发展。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為农民工开启绿色通道，减轻他们在京各项支出负担。另外，在顺应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有序迁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做好农民工随厂外迁的安置工作，使他们的身份更容易转化为当地居民身份，从而在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当地社会保障，获得较为轻松的消费环境，实现农民工消费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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