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黑一雄《上海孤儿》中的侦探形象与主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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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上海孤儿》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对班克斯这个形象的解读对理解整部小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不少研究因忽略了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问题，产生了许多对原文的误读。本文主要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细读，弥补这一研究缺陷。本文认为，成年后的侦探班克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父母失踪案的真相，通过破解父母失踪迷案这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班克斯迫使自己从幻梦中醒来，直面人生，并在看到现实的黑暗后依旧保持前行的勇气，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班克斯就具有了某种英雄主义色彩。个体是渺小的脆弱的，人生是艰难的，小说在把“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下的深渊”揭示给我们看的同时，也鼓励我们勇敢地生活下去，这也是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拥有“强大的情感力量”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延宕 叙述视角 不可靠叙述 隐合作者 情感力量
　　在欧美当代小说家中，石黑一雄显得比较独特。作为“英国移民文学三杰”之一，他的作品很少会强烈地体现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或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反人们往往用“多元化写作”“世界小说”来形容他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他几乎每部作品都得到了专业文学奖的肯定。与当代其他小说家相比，他的小说里少有性描写，也很少有激烈的情节冲突，然而在平静克制的叙事下面，却“拥有强大的情感力量”。
　　国内对石黑一雄的研究起步较晚。1987年，《世界文学》上收录了一篇关于石黑一雄获得“维特布莱德图书奖”的消息，2000年《外国文学》上收录了唐岫敏的《历史的余音——石黑一雄小说的民族关注》，该文也是国内第一篇关于石黑一雄小说的学术研究文章。直到2012年前后，学界关于石黑一雄的研究论文才渐渐多起来。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石黑一雄主要围绕“迷失”“错位”“记忆”“创伤”等关键词进行研究，具体到《上海孤儿》这部小说，学界的关注热点也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从创伤角度进行解读，其中周颖的《创伤视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有从身份建构的角度进行解读，有从后殖民的视角下解读《上海孤儿》中的身份问题;还有从女性主义、历史与政治的关系等角度的解读。
　　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不少研究存在着先人为主、偏离文本的误区。有学者虽然意识到了小说存在不可靠叙述，但还是误人了叙述者的陷阱。不少学者没有正确把握隐含作者对于小说主人公班克斯的态度，甚至误把班克斯作为一个“自以为是”“霸道固执”“幸灾乐祸”的反面形象，并认为“班克斯的可笑正是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可笑”。本文结合叙事学方法对文本进行细读后，发现了一个被学界普遍忽略的问题——叙述者的延宕，并由此为切入点对《上海孤儿》进行新的解读。
　　一、叙述视角的转换与延宕的侦探
　　《上海孤儿》这部小说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我”同时隶属于故事层和话语层，因为叙述视角的限制，对班克斯父母的失踪事件，我们基本上只能透过班克斯的视角来观察。回到原文中班克斯父母失踪案的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即叙述者“我”在回忆父亲失踪事发那段时间时，有时会放弃自己当下的视角，而改从作为过去事件中的人物的“我”的角度来聚焦。
　　“我”之所以会一直认为父亲失踪的原因是“父亲挺身而出，对公司老板在那些年鸦片贸易中获取暴利的行为勇敢表示反对。我猜想他这么做使自己与某些人的巨大利益发生冲突，于是就被铲除了”，这似乎是菲利普叔叔和“我”的母亲有意误导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叙述有关父亲是因其英雄的行为而被铲除时，总是采用直接引语，如“只见妈妈目光茫然地环顾屋子，嘴里喃喃道：‘不管发生什么，小海鹦，你都可以为他感到骄傲。你永远可以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妈妈”的叙述对象是“小海鹦”，也就是说，在这里叙述者“我”放弃了自己目前的视角，也即悬置了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著名侦探、一个事后经历者正常应有的判断，而选择采用“小海鸚”的视角来看待父亲失踪这件事，从而不加反思地接受父亲是因其英雄行为而被绑架的事实。小说中这样的视角转换有很多，比如对于哲说他自己会一直生活在上海时，叙述者“我”也同样放弃了自己的追忆往事时的眼光，而采用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好老弟！’他说，‘我们永远在这里生活，永远永远！’‘说得对，’我说，‘我们永远在上海生活。一好老弟！一言为定！”“我”再次不加反思地重新接受了这套记忆，因此，在十几年之后“我”依旧坚定地认为“哲”还生活在上海的想法也就不显得奇怪了。
　　为什么在有关事情真相的时候，叙述者总会放弃自己现有的视角，悬置自己的判断而采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聚焦呢？除了小说戏剧性效果上的考量，很可能是因为经过多年以后，“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到了父母失踪背后的真相，但“我”选择给自己建构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关于这一点，小说实际上也有多处提示。“我”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侦探，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有朝一日救出被绑架的父母。然而对于这样一件事，令人奇怪的是，“我”却显得一点也不着急。“……这件案子虽然经上海警方不懈努力，至今悬而未决。顺便说一句，我一直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始这项调查。事实上，要不是实在抽不出时间相信我早就着手进行此事了。”有什么事情比营救被绑架的父母更重要呢？而且“我”在发现了顾汪的身份后，明知道“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或许将对弄清我父母如今的下落大有帮助，成为案件调查的中心线索”，然而“我”的反应居然不是“立即着手调查”而是“不久我就打算付诸实践”。在面对是否回父母理论上的所在地——上海时，“我”在刚开始也呈现一种逃避的姿态，“我”似乎并不愿回到上海，比如当科南·莫利反复提醒“我”罪恶的中心在上海时，“我”的反应是：“‘我想你会明白，先生，’我不再掩饰怒气，‘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工作，及时发现罪恶，防止它散播蔓延。当然，我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这件事。至于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先生，你总不能期望我也……”’而直到莎拉-海明丝告诉“我”她将和塞西尔爵士前往上海时，“我”才真正下定决心回到上海。 　　《上海孤儿》这部小说是一部类似日记体的小说，“我”通过不时放弃自己的当下视角，采用作为人物的童年时期的“我”的视角，悬置了自己的判断，把许多“肥皂泡”当作真正的事实接受了下来，导致我对许多事情的误判，再加上“我”在处理父母案件时所表现出的延宕，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我”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父母失踪案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因此，对于父母失踪的谜案，班克斯虽然不一定了解事实的全部真相，但他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到了谜底背后指向着什么，否则他在面对父母失踪谜案所表现出的延宕就是无法解释的。
　　二、关于“正义”与“责任”的身份建构
　　如果班克斯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父母失踪案的真相，为什么又大费周折来到上海营救“被绑架“的父母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班克斯为自己建构的那个幻梦中，父母都是因为追求正义才遭到绑架的。母亲戴安娜自是不用说，在班克斯有关母亲的回忆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母亲的反鸦片贸易活动的情节。父亲虽然刚开始一直表现得消极软弱，但在父亲失踪前，文本呈现给我们的最后有关父亲的信息，便是“父亲”与“我”的一段对话，在此，叙述者再次使用直接引语，以人物视角取代自己当下的视角，“我正要张口再问，只听他轻声说道：‘……但你妈妈不同……她让你爸爸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结果终于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好人，时间虽然花了不少，但总算是成功了……我敢说，总有一天你会为你老爸感到骄傲的”’。紧接着，叙述者建构的文本中，父亲就遭遇了失踪事件。班克斯为什么要为父母建构这样一个形象呢？我们可以从记忆与身份建构的角度来观照这个问题。回忆在班克斯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有很多研究，我们就不再复述。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班克斯通过对父母为正义而遭暗算的幻梦的认同，为自己确立了与罪恶作战的身份和职责。也就是说，虽然他有过延宕，但他最终选择了去承担现实的重负，与邪恶作斗争，而不是袖手旁观罪恶的蔓延。
　　这样，小说中许多情节的设置也能够得到解释。许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可能会觉得非常困惑，班克斯解决父母失踪案件和拯救世界有什么关系，前者是一个私人事件，后者则是世界性的，为什么不仅班克斯甚至上海、英国整个上流社会，都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不言自明的联系。这实际上因为，对于班克斯来说，拯救父母更多的具有某种象征性，它是一种自我实现方式，通过与绑架父母之恶作斗争，它意味着对整个人类所面对的恶的正视，对人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下的深渊的正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班克斯最终决定真正踏上解开父母失踪之谜的路途时，他就像那个拎着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令人感动。
　　三、“隐含”的立场
　　对于班克斯的这种勇于承担的行为，有学者将其视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下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表现，这种观点是实际上误读了隐含作者的态度，隐含作者实际上对其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感情而非反讽，这也符合石黑一雄的一贯创作态度。
　　首先，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并非像全知视角里那样高高在上，而是和人物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而整部小说基本上都把主人公班克斯作为聚焦者，我们不仅从故事的最开始，就和班克斯一起经历所有的事件，而且“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还保证了我们能够时常透视主人公内心活动，从而使我们能够有可能和主人公之间建立一种亲密关系。
　　正如石黑一雄的其他小说中的叙述主人公一样，班克斯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叙事学中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论述有很多，这里我们主要借用詹姆斯·弗伦的相关概念。弗伦在布斯的“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不可靠叙述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相应区分了六种亚类型，即“‘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班克斯时常因为“知识/感知轴”的错误判断或不充分判断而导致他在“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比如班克斯记忆中的自己，不仅保持了想做一名侦探的秘密，而且很好地融人了英国社会，但是通过班克斯的同学之口，我们却发现班克斯很可能并不像他自己所想的那样。此外我们前文中也提到过，叙述者时常通过视角转换，悬置自己在“知识/感知轴”上的判断，有时也会造成在“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但班克斯的不可靠并不会引起我们的反感，这不仅是因为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可以使我们透视主人公的内心，看到主人公自己的反思、挣扎和内心深处最为脆弱柔软的一面，而且也和班克斯在“价值/判断轴”上的可靠性密不可分，班克斯在价值轴上始终是可靠的，他善良有责任心，热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因此，当读者意识到班克斯没有对“知识”“事实”进行正确报道时，并不会因此对叙述者产生厌恶感，相反，读者往往会对人物产生理解和同情之感。
　　小说都是虚构的，读者在阅读时实际上就意味着和作者签订了其为“真实”的“契约”。小说中不可靠叙述的设置有主题和戏剧上的需要，但是过多的不可靠，也有可能损害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契约”，从而削弱小说的戏剧效果和主题表达。但是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中却很好地平衡了这一点。事实上，班克斯在“知识轴”“事实轴”上时常表现出的不可靠，难免会使读者对他“著名侦探”的身份造成怀疑，毕竟有关他侦探身份的直接证据也只有几件我们除了名字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的案件。如果读者对班克斯是否真的是一个“侦探”产生怀疑的话，那么整部小说的叙述框架都会受到动摇。作者在文中实现平衡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人物海明丝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海明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势利眼”，“除了名门显贵谁都不会放在眼里”。但“我”却在第一次见到海明丝时，就展现了自己作为侦探非凡的观察力，在海明丝“明显想取悦与之交谈的男人”的微笑中，“我”却看出“她微笑中有某种可以将微笑立即化为讥讽的东西”，“我”不仅注意到了她看起来“诡计多端、城府颇深”，也注意到了她眼神中的“某种严厉的、不由分说的严厉神情”，而随后的故事证明，“我”对海明丝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海明丝的确是只结交大人物，但是她的目的其实和班克斯类似，只不过性别的不平等使她不得不借助男性来实现自己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贡献的愿望。因此，当海明丝对“我”的态度从视而不见到爱答不理再到主动接近时，也像路标一样，反映了“我”在破案中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侧面证实了“我”的“著名侦探”身份。而如果“我”的确是一个“著名侦探”的话，也就意味着“我”实际上拥有敏锐的判断力，因此“我”所表现出的延宕、不可靠以及最终直面真相的选择，才更能激发读者对人物的感情。
　　作者不仅对班克斯给予了理解，对于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作者都给予了理解。对于被班克斯误认为“哲”的受伤的日本士兵，小说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侵略者的残忍，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人性的一面，以他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就像《浮世画家》中的战时男主人公一样，都坚信自己在“捍卫，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间”。对于抛弃妻儿带着情人逃走的父亲，背叛“我”和母亲的菲利普叔叔，堕落的塞西爵士等等，小说实际上都给予一种理解的视角，善与恶、好与坏，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绝对的对立，在巨大的历史背景下，在现实的深渊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脆弱而又孤独的，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一条出路。
　　在理解人物不同选择的基础上，隐含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自己的立场。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中，二十年后的“我”在回首往事时，虽然以一种苦涩的口吻侃自己年轻时的事业，但“我”也明白，“对于我们这样的人…一只有不断努力，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否则将不得安寧”，而完成使命之后的“我”，也“确实感到了某种满足”。也就是说，通过破解父母失踪的谜案这个有象征性行为，班克斯从自己的幻梦中醒来，直面人生的真相，并在看到现实的黑暗后依旧保持前行的勇气，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班克斯就具有了某种英雄主义色彩。个体的确是渺小的脆弱的，人生是艰难的，小说在把“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下的深渊”揭示给我们看的同时，也鼓励我们直面现实的黑暗，勇敢地生活下去，这才是石黑一雄的小说拥有“强大的情感力量”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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