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隔”与“不隔”对赋比兴价值认定的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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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重要的词学批评著作。在该书中，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包含“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隔与不隔”“写境与造境”等。其中，“隔与不隔”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该命题是受西方“直观说”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古诗词进行解读和阐释。王国维先生认为“不隔”属于价值肯定的审美范畴;“隔”属于价值否定的审美范畴。但是，本文认为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论述“隔与不隔”时，对于中国传统诗学文论中赋比兴的价值认定却有失偏颇。
　　关键词：隔与不隔 赋比兴 王国维 直观说
　　一、“隔”与“不隔”的论述与分析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中“隔与不隔”是“境界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在《人间词话》的第三六则、三九则、四十则、四一都曾明确提到了“隔”与“不隔”。
　　在王国维先生的文艺理论批评中，“隔与不隔”是一个重要的词学批评概念：“隔”者，诗词写情、写景之病，表价值否定;“不隔”者，即诗词“妙处”所在，表价值肯定。但是何为“隔”与“不隔”？王国维书中只是举例说明，在理论上并无明确界定。近现代以来，诸多文艺批评家对于“隔”与“不隔”，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上面见出。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模糊零乱或空洞，情趣浅薄或粗疏，不能在读者心中现出明了深刻的境界，便是隔。”朱光潜先生认为情趣和意象是诗歌的两个重要因素，“隔”与“不隔”是在阐述二者关系的状态。叶嘉莹先生的观点则立足于作者的角度，认为“不隔”是作者的真实感受能够被真切地表达出来，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者的情愫感同身受;作者有真切之感受，且能做真切之表达，使读者亦可获同样真切之感受;相反，如果作者没有真实感受，或者真实感受难以被真切地表达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之为“隔”。叶嘉莹先生在这里把“隔”与“不隔”这对命题理解为创作过程中作者是否投入了自己的真切感受，是否做出了真切表达。
　　二、“隔”与“不隔”对比兴的疏远
　　以上各文艺理论家对于“隔”与“不隔”都做出了自己的界定与分析。然而王國维先生在论述“隔”时，所举例子：“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等，细细思量，可发现都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运用了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比兴手法。在比较美成与白石咏荷之作时写道：“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盖因美成两首词有“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之句，以“舞衣”“红衣”来比喻荷花，运用了拟人手法，不如周美成白描手法直抒物理。王国维先生在论述“不隔”时，认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夜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在所举“不隔”的诗词例句中，也可看出有一共同点，即主要是运用了赋体白描的艺术手法。唐圭璋先生称此为“专赏赋体”。由此可见，关于“隔”与“不隔”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与“语语都在目前”的区别。要语语都在目前，避免隔，就是要用通俗的白描艺术手法。王国维以“隔”与“不隔”来定词的优劣，讥讽白石词有“隔雾看花”之恨。但是白石的《暗香》《疏影》两首词健笔写柔情，在“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等一些运用拟人、比喻、用典的艺术手法背后，寄托着作者的家国之悲和身世之叹。唐圭璋先生称赞“出语峭拔俊逸，格既高，情亦深，其胜处在神不在貌，最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刘永济认为正是因为白石作词运用比兴手法，将身世之感贯穿于咏梅之中，才深得范成大的赏识。词意幽微婉转，比赋体白描下的直露无余要好。且若是艺术才能不够，白描作品往往最容易流于浅俗鄙陋。从吴文英到周密、王沂孙多是托物言志。藏情于诗词内，欲露不露，是反复缠绵，深加锻炼的结果。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有“隐”“显”之论：“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以此论词，词之妙处在于意内而言外，以隐胜，不以显胜。托物言志，寓情于景。此乃词在比兴手法下表现出的隐秀之妙处，王国维反以“隔”病之，难以认同。
　　“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还可看出“隔”与“不隔”也是对词史的价值判断。王国维认为唐五代、北宋词为“不隔”，南宋以后词则多“隔”。唐末诗衰词兴，词之初起，词人作词未曾过分修饰雕琢，词风真切自然，保留着相当浓厚的生活气息。杨海明先生《唐宋词史》中说：“王国维论词，曾提出过‘隔’与‘不隔’的论题。借用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说，民间词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之间，是关系密切而‘不隔’的。举凡时政大事，生民疾苦，战争动乱……它都有所描绘有所反映。”受此风格影响，北宋词大多相当率直地表达情感，时有真趣。及至周邦彦，词法遂立，南宋诸家作词更是精雕细琢，律精语密，使得词体发展受到限制;且姜吴典雅派词人作词多用典故代字，王国维病之为有隔而境界不高，词道逐渐凋敝。
　　王国维先生在论述“隔”与“不隔”时，“不隔”为价值肯定的范畴;“隔”为价值否定的范畴。在其书中所举“隔”的例子多是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不隔”的例子多是用赋体白描。我们或许可以由此看出，王国维先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比兴手法存在某种价值认定上的偏颇。赋体白描固然重要，“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感慨人心深处的悲凉、无奈，是至真至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艺术境界浑然天成，动人心弦，给人以或幽美或壮美之感受。然而在历来诗歌创作中比兴手法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唐圭璋先生在《评（人间词话）》中说：“赋体白描，固是一法;然不能谓除此一法外，即无他法也。比兴亦是一法，用来言近旨远，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慨遥深，固不能斥为隔也。” 　　三、传统文论中赋比兴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诗论中，赋比兴与风雅颂同属于“诗之六义”。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作为有感情有灵魂的人类，诗歌应是有我们兴发感动时的一种美好表达。“人禀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面对世间万事万物，我们都应该有所感应。叶嘉莹先生一向推崇作诗要注重个体生命力的感发，认为诗歌是内心与外物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而“赋、比、兴”则是《诗经》以及古典诗歌借助外在事物传达内心感动，并引起读者感动的三种艺术表现方式，“兴是由物及心，比是由心及物，赋是即物即心”。
　　楚辞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屈原的“香草美人”实为后世无数“托物言志”手法的滥觞。苏东坡咏鸿、王沂孙咏蝉、陆放翁咏梅等诗都是托物言志寄意于物，通过对事物的描写和叙述，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意愿。由诗人词，南渡以后，一些愛国词人开始运用比兴手法抒发黍离之悲、家国之思，比兴逐渐成为作词的重要艺术手法。姜夔将“比兴”手法运用得浑化无迹：“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千树压西湖寒碧”。于是，“比兴”遂成功地由诗的王国进入词的王国，并成为词王国的主宰，且促进了词体的成熟和雅化。由此看出，“比兴”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审美价值及其重要地位，成为历代诗人学者所重视的内在前提，成为我们创作与解读诗词时不容忽视的艺术方面。
　　四、“隔”与“不隔”的西方思想来源
　　在叔本华美学中，“直观”是一个核心术语，叔本华认为诗歌是人类直观地认识真理的一种方式，直观的诗歌能够调动激发人类的想象力，让人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在脑海中完成一幅生动明晰的图画，获得美的体验。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把“直观”称为叔本华哲学的“全体之特质”，受此美学思想的影响，将“直观说”作为界定“隔与不隔”的标准，又将“隔与不隔”来批评阐释中国古典诗词。
　　在近现代，王国维先生作为学贯中西成就卓著的文艺理论家，无论是他的《（红楼梦）评论》，还是如今我们在探讨的《人间词话》，都是借用西方的哲学与美学思想来阐发中国古典的文艺作品。在这样一个世界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大背景下，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在探讨“境界说”中的“隔”与“不隔”时，王国维站在叔本华“直观说”的美学角度品评中国古代诗词，却对中国古典诗论中居于相当重要地位的比兴传统予以疏远否定。“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冯班：《钝吟书要》），在接受吸纳西方文论的同时，却割裂了我们自己优秀重要的比兴诗学传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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