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为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质量的提升和保障水资源安全，从城镇化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水资源环境、压力、发展等方面入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质量和水资源安全耦合阶段及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且分类探讨了各区域存在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属高水平耦合阶段，基本与中国南方区域性规模的空间分异规律相似;② 广东省地级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度均在0.940～0.999之间，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在快速提高，但水资源安全指数仍存在空间差异;③ 区域耦合度大小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证明不同区域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水资源安全的影响结果不同，且其影响并未改变整体城镇化发展质量。
关 键 词：新型城镇化; 水资源安全; 耦合分析; 广东省
中图法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志码： ADOI：10.16232/j.cnki.1001-4179.2019.01.018
1 研究背景
城镇化质量高低是衡量地区经济结构活跃的元素，是解决城市矛盾的关键[1]。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以来呈现为上升的趋势，由17.9%上升到了2016年的 57.35 %，基本上属于城市型社会的初级阶段。着力于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包括人口、空间、经济和社会等城镇化内容，其中，人口城镇化最为核心[2-3]，而人口安全与水环境安全则是构成水资源安全的主要内涵[4]。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城镇化发展对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大，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压力。其次，在以往的城镇化进程中，我国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造成的水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导致水资源安全危机的产生。而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之间是具有相互影响、相互约束、相互依赖的耦合作用的，只有充分发挥两者的协调性，才能全面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安全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广东省是重要的经济核心大省，也是国家主体功能区的水生态示范区之一，对其城镇化发展与水资源安全的耦合状况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将它作为分析的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了对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相关的研究，比如李珊珊等建立了动态耦合模型，对城镇化与水资源系统进行了分析[5]。徐云锋等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水资源供应两个系统，对水资源支撑力进行评价[6]。张雪茹等运用熵值模型来测度区域城镇化质量，研究发现空间分异主要是受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影响[7-8]。蓝庆新等从城镇发展质量、推进效率和协调程度等方面，综合评价了中国2003～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关系[9]。张引等通过测度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指数，评价它们协调关系并探讨了产生影响变化的因素[10-14]。鲍超利运用关联模型分析了城镇化过程对经济与水资源的利用效益[15-16]。
归纳起来，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展得早，内容丰富，将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来开展研究，但是涉及具体对策及建议方面的内容则仍然比较空缺。相比而言，国内开展的相关研究较为宏观，对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的内在机理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选取了广东省作为研究区域，通过测算广东省2008～2016年的水资源承载力来辨析其水资源安全的变化情况，探索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之间的耦合规律，划分新型城镇化质量对水资源安全异质性影响的空间，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水资源安全效率提升的策略，从而为治理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区域概况
广东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经济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省份。以2016年统计数据为准，全省人口10 849万，GDP达7.28万亿元，水资源总量为1 933.4亿m3。近年来，广东省形成了以珠三角城市群为核心，汕潮揭城市群、湛茂沿海城镇带和韶关等都市区的增长极，省域主要城市、地方主要城市、县（市）主要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从城镇人口规模对广东省各市进行分类，截止2015年，超大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特大城市包括：佛山;大城市包括：东莞、中山、惠州、珠海、江门、汕头、揭阳、湛江、茂名以及清远;中等城市包括：韶关、肇庆、阳江、潮州、梅州以及河源;小城市包括：汕尾、云浮。其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例达到 40.22%，在吸纳人口、集聚经济等方面充满活力。
从经济规模对广东省各市进行分类，则可将广东省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4个区域。
3 研究数据及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08～2016）、水资源公报（2008～2016）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等面板数据。为了准确评价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17-18]，对初始数据正负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式（1）和式（2）中，X ij 为原始值，X′ 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X jmax 、X jmin 分别代表第i个指标在研究时段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2 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若要系统全面地评估新型城镇化质量，就必须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等4个方面挑选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二级指标，将城镇化质量分为4项三级指标、12项四级指标。其次，考虑到广东省四大经济区的水资源安全空间差异，生态保护目标任务不同，借鉴PSR模式，即从水资源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3个方面挑选水资源安全的二级指标，考虑的是基于人类活动对水资源安全产生的压力，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对其进行调节的运作机理。最后，参考《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广东省新型城镇化“2511”试点绩效指标指引》和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5-9]，选取了24个具有代表性的四级指标（见表1）。 3.3 耦合度模型
综合指数计算主要是处理各指标的权重，为了缩小单一赋权法的局限性，确定权重的方法为主观赋值法的模糊层次分析模型（AHP）和客观赋值法。然后，根据各二级指标在同一级别中当年数据所占发展的重要程度得出综合权重。
设正数U1，U2，…，Um为描述城镇化质量综合容量的m个指标，正数R1，R2，…，Rn为描述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容量的n个指标。
f（U） =mj=1ajUj （3）
g（R） =nj=1bjRj （4）
式中，f（U）为城镇化质量容量综合评价函数;g（R）为水资源承载力容量综合评价函数;aj、bj为各项的权重;Uj和Rj均为经过标准化与变向后的数据。根据该公式，可以计算出广东省各年城镇化质量容量和水资源承载力容量的综合指数。为了评价二者的协调水平，根据评价结果，构造水资源承载力-城镇化质量综合容量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Ci=f（Ui）×g（Ri）[f（Ui）×g（Ri） ]2 k（5）
式中，Ci为年份i的协调度;f（Ui）为i年份的城镇化质量容量综合指数;g（Ri）为年份i的水资源承载力容量综合指数;k为调节系数，用来对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容量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容量之间进行组合协调，一般k≥2，0≤C≤1，C值越大，表明f（Ui）与g（Ri）之间的离差越小，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容量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容量系统越协调。C值可以用来判断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容量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容量的协调性。
根据耦合度的极限值，参考相关划分标准[19-20]，协调度数值的计算结果取值范围为[0，1]，可将耦合度 C 分为6种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4 结果分析
4.1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时序耦合分析
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在耦合时序上，如果超过水资源安全的承载限度，则相应的区域水资源安全将衰退，城镇化发展因此会受到阻碍;反之，若水资源安全超出区域经济承受的能力，则城镇化质量也将因此而降低，水资源安全得不到持续健康的保障。本文研究中选取了广东省2008～2016年城镇化质量和水资源安全共计24个单项指标，经过计算，得出了2008～2016年广东全省城镇化质量和水资源安全综合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度（分别见表3和图1）。具体解释如下。
（1） 2008年以来，广东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2016年已達到70%，居全国各省市排名的首位，发展速度和水平处于全国中高位置。尤其是自2014年《关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见》颁布和2015年新型城镇化“2511”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迅速转变了广东省城市发展的模式，强化了资源环保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扩大了绿色生态发展，巩固了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2） 水资源安全综合指数值都较大，并且2014～2016年数据猛突上升，数据结果反映出广东省水资源安全情况较优越。主要是得益于广东省近几年贯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度，积极营造绿色开放空间，保护优质水生态资源以及加强受损水生态空间的修复。但是各个水资源安全指数间仍存在着差异，表明水资源安全建设的力度不均匀。
（3） 广东全省的耦合度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从2008年的0.699上升到了2016年的0.998，即处于 0.8 ≤C<1.0高耦合水平的阶段，也就是说，水资源安全问题与城镇化质量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目标。总体而言，波动较小，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显示广东省的城镇化发展较好且兼顾到了水资源安全承载的能力。目前的成就得益于：① 近几年来广东省启动了绿色建设项目，合理地规划和设置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② 深入推进了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打造绿色生态示范城区;③ 加强了江河水系的治理，严抓城市水利项目建设，提高各市蓄水、滞水和渗水的能力，促使城镇化质量和水资源安全系统的同步增长。
4.2 地级市水资源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截面耦合度分析
对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的指数标准化值进行了截面耦合分析，分析得出了各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水资源安全及其耦合度标准值（具体见表4和图2）。
广东省地级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度分布状况基本上符合中国南方区域性规模的空间分异规律，耦合度范围居于0.940～0.999，都处于高耦合阶段， 耦合大小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与广东省整体结果也比较吻合。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在快速提高，各要素在确定方向上所保持的特征比较符合广东省目前的发展情况，但是水资源安全指数仍然存在空间着差异。
目前，广东省四大经济区域，除了珠三角以外，粤东、西、北地区相对比较落后，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主要原因是广东省不同地区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各不相同，而不同的影响并未改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因此，尽管广东省整体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度较好，然而，由于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不同，对水资源安全的要求方面还存在着差异，仍然还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水资源安全禀赋和城镇化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策略，否则将使区域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倒退，从而给水资源安全造成危害致使下一步治理成本大大提高。
根据耦合程度，结合各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的水平，大致可将21地级市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A）型 ，为高耦合、高城镇化质量;（B）型，为高耦合、中高城镇化质量;（C）型，为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D）型，为中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具体见表4和图3）。
4.2.1 珠三角：高耦合、高城镇化质量型 珠三角位于广东省的中南部，是带动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发展的领头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连绵区。主要城市为广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东莞、珠海、江门及肇庆等。
从耦合度数据来看，属于高耦合水平阶段，珠三角地区有9个市的城镇化率基本上都高于全国的城镇化率，成为全国优秀城镇化质量城市的领军者。
（1） 近几年来，珠三角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政策层面上突出加强了顶层设计，积极破解体制障碍，通过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覆盖水面、乡村地区等全域空间，并将空间管理和控制单元予以网格化、具体化。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基础设施十分完善，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安全压力的影响呈下降趋势，但是空间和经济城镇化的压力依然存在，而且对水资源安全的压力较大。
（2） 珠三角地区的水资源丰富，比如2016年的水资源量约为607.9亿m3，流域总的可利用量约为712.8亿m3，而其中东江供水三市（深圳、东莞、惠州）的水资源量占水资源总量的2/3，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度约为30%，西北江流域水资源丰富，但仅约1.3%的开发利用度，说明了水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考虑到人口、产业对水资源安全产生的压力，珠三角地区应重视上下游地区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的配置，在对产业集中区、城镇建设区等开发区、专项规划及建设项目的水资源利用时，有必要对其他建设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考虑，建立水价改革模式和水权交易机制，以维持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的和谐耦合关系。
4.2.2 粤东：高耦合、中高城镇化质量型
粤东毗邻福建，与中国台湾省隔海相望，主要城市有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4市，城镇化率在全省排第二位。截至2016年年底，汕头市的城镇化率为 70.22% ，潮州市的为63.41%，揭阳市的为50.53%，汕尾市的为55.08%。
从耦合数据来看，粤东的城镇化耦合度值也较高。主要分析如下。
（1） 取决于粤东4市“四推”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即推进中心城区扩容升级、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体制机制创新。
（2） 粤东地区实施了最严格的水资源制度，以断源截污、清淤清障、生态修复为重点，全面实施“河长制”，促进水资源综合整治。比如4市在加强饮用水源水质保护的基础上，汕头市联防联治韩江流域，推进梅溪河、鸥汀片区水域改造;潮州市推进枫江流域工业污染整治;揭阳市对榕江、练江、龙江流域加强保护;汕尾市实施农村自来水普及工程。
粤东地区的资源环境质量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待提升，特别是省控断面水质环境功能的达标率、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等指标，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存在着较大差距。
4.2.3 粤西：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
粤西毗邻广西，与海南隔海相望，主要城市包括阳江、湛江和茂名3个市，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该类型城市为城镇化水平未达到国家平均值的中低速发展区域，粤西地区在广东省的城镇化率最低，只有41.03%，其中，湛江的城镇化率为50.00%，阳江市的城镇化率为49.05%，茂名市的城镇化率为39.01%。粤西地区的城镇化耦合度值居中，凸显出了一定的空间差异。与其他3个经济大区相比，城镇化水平不高，水资源安全与城镇化耦合关系呈现为拮抗阶段。原因分析如下。
（1） 由于粤西地区产业发展不平衡，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缺乏;中心城镇规模偏小，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有特色的产业群，城镇化驱动能力有限;现有城镇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对短缺，需要加大建设力度和资金投入。
（2） 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单位 GDP 能耗控制和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等方面表现较好，其中，常住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保障性住房开工任务完成率、省控断面水质环境功能达标率和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等方面排名靠前，但是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水平靠后。其中，城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有效处理和污水有效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农村供水覆盖率以及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等方面还有待提高。
4.2.4 粤北（山区）：中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
粤北与中国内陆省份接壤，主要城市有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等市。粤北的经济增长较慢，城镇化水平超过了粤西沿海3市，虽然增长率位于全省第二位，但只有46.37%。从城镇化耦合度数据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偏低，资源开发强度小，城镇化发展对水资源安全影响不大，耦合度呈现为最小。在该类型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经济增长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方相对落后，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粤北5市的经济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状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比如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资源配置短缺、供需失衡、供给区域交割化等问题对城镇化质量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文化特色3个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其中，城市燃气覆盖率、城市用水覆盖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及生态环境各项指标值均位于全省前列，而在城镇化质量、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均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农村供水覆盖率以及城市人均公園绿地面积等方面均有待提升。
从城镇化耦合度数据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低，资源开发强度小，城市化发展对水资源安全影响不大，但耦合程度最小。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融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特点，全面、系统地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的内容和水资源安全PSR内容等方面拟定了评价指标，并将其作为构建耦合度分析模型的依据。借助于耦合分析模型，利用广东省2008～2016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的耦合度进行了分析，以明确区域城镇化发展与水资源安全耦合的状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广东省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度处于0.8≤ C <1.0高耦合水平阶段。总体而言，呈稳定增长的趋势，波动较小，趋向于优化发展。表明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广东省在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工作与水资源安全能力提升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呈现出了良好的局面。然而，水资源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位于高耦合阶段，反映了原城镇化发展拓展空间受限且形势滞后，具有进一步调整城镇化发展模型的迫切需求。优化水资源安全环境，不以牺牲水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应当慎重考虑绿色资源成为经济的模式，避免对水资源安全造成压力，使下一步治理成本上升。
（2） 对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的指数标准化值进行了截面耦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水资源安全及其耦合度标准值的耦合度范围居于0.940～ 0.999， 都处于高耦合阶段，耦合度大小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与广东省整体结果也比较吻合，而且地级市耦合度的分布基本符合华南区域规模的空间分布规律。这同时也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在得到快速提高，但水资源安全指数仍存在着空间差异，有必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地方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比如，调整水资源利用方式、重置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转移过剩人口到区域中心，降低城镇化对水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提高水生态的修复技术，增强水资源安全保障。
（3） 对广东省四大经济区域进行了城镇化质量划分，除珠三角（高耦合、中高城镇化质量型）以外，粤东（高耦合、中高城镇化质量型）、粤西（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粤北（中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地区相对落后，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主要原因是广东省不同地区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对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而不同的影响并未改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因此，必须加强四大经济区域间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惠，在水资源治理方面，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加强区域间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的合作交流，构建水资源安全治理网络，寻求水资源安全与城镇化质量效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高度协同发展的态势。
参考文献：
[1]Potts，Deborah.Conflict and Collisions in Sub-Saharan African Urban Definitions： Interpreting recent urbanization data from Kenya[J].World Development，2017（97）：67-78.
[2]刘贺贺，杨青山，张郁.东北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脱钩分析[J].地理科学，2016，36（12）：1860-1869.
[3]侯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重庆市的面板数据[D].重庆：西南大学，2014.
[4]畅明琦，黄强.水资源安全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5]李珊珊，马海良，侯稚如.北京市城镇化与水资源系统的动态耦合分析[J].人民长江，2018，49（1）： 60-64.
[6]徐云锋，刘玉邦，刘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水资源支撑力评价[J].人民长江，2017，48（19）：62-65.
[7]张雪茹，尹志强，姚亦锋.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36（3）：66-70.
[8]王怡春，黄煌，石培基.中国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研究[J].经济地理，2017，37（1）：91-97.
[9]蓝庆新，刘昭洁，彭一然.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J].南方经济，2017（1）：111-126.
[10]张引，杨庆媛，闵婕.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分析[J].地理学报，2016，71（5）：817-828.
[11]崔木花.中原城市群9市城鎮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J].经济地理，2015，35（7） ：72-78.
[12]谭俊涛，张平宇，李静，等.吉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J].应用生态学报，2015，26（12）： 3827-3834.
[13]马力阳，罗其友，李同昇，等.半干旱区水资源-乡村发展耦合协调评价与实证研究-以通辽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7，37（9）：152-159.
[14]尹风雨，龚波，王颖.水资源环境与城镇化发展耦合机制研究[J].求索，2016（1） ：84-88.
[15]鲍超.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及用水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J].地理学报，2014，69（12）：1799-1809.
[16]刘传哲，刘娜娜，夏雨霏.时空耦合视角下我国省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J].生态经济，2017，33（9）：130-136.
[17]赵宏波，马延吉.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以吉林省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2014，25（2）：515-524.
[18]Tapio P.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Transport Policy，2005，12（2）：137-151.
[19]赵安周，李英俊，卫海燕，等.西安市城镇化与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2，19（6）：152-156. [20]王少劍，方创琳，王洋.京津冀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定量测度[J].生态学报，2015，35（7）：2244-2254.
引用本文：郑 炜.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水资源安全耦合分析[J].人民长江，2019，50（1）：95-101.
Coupling analysis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waterresources safe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ENG wei
（School of Busines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built from aspects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space， economy，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pressur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Coordin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upling periods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water resources safet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8～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with water resources safe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highly coupled， basically similar to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law of South China's regional scale; （2）the coupling degree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water resources safety at prefecture level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between 0.940～0.999， indicating the rapid increase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index; （3）the coupling degrees of the regions from big to small are Pearl River Delta，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proving that different regions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n water ecological security is different， and its influence has not change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coupling analysis; Guangdong Province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74745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