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重在育人，韩愈《师说》文中“受、授”二字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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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两句，“受、授”二字之别，既准确体现教师进行“传道解惑”教书育人、文化思想教育深层次抽象性的一面，又准确表达了其对“彼童子之师”只教书不育人或重教书轻育人行为的排斥与不满。
　　关键词：教书 育人
　　《师说》为韩愈散文名篇，文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为经典名句，其中“受”字课本解释为：“受”，同授。（苏教版2014年6月第6版）；“受”，通“授”授。（人教版2000年11月第2版）其简单说法，让人颇不理解。既然受，同授，为何不直接写为授？“受”是个象形字。林义光《文源》云：“受，相授受形，授受二字，古皆作受。但韩愈却在《师说》中区别“受”“授”二字，后文“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写为“授”？作为文学大家，其遣词造句一定务求准确，这样说来“受”“授”二字之别，是有其深意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得回到文章《师说》及相关作者、背景中去。
　　韩愈，祖籍昌黎，因为昌黎汉家有名，所以后人也称他“韩昌黎”。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勤奋好学，自学成才。25岁时，他是一个成功的学生。29岁后，他被任命为国家自建酒祭和民政部部长助理。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整个中年生活都是失败的。在文学史上，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初，文坛上继承六朝浮华艳丽文风的余绪，追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形式之美，忽视思想内容的骈体文流行，文章多以四字、六字为句，上下句相对，又叫“骈四俪六”，这种文体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束缚了人的思想。为此，韩愈提倡恢复古文的传统，文章重在传播思想，言之有物。他竭力主张“文以载道”，提出“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之类的的口号。他本人则取法于司马迁、司马相如和扬雄；当时有许多人都跟着学，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古文运动”。当时，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道统。
　　韩愈写这篇文章时35岁，正在国子监任教。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唐代以来，魏晋门阀系统仍沿用至今。所有贵族的儿子都进了洪文殿、崇文殿和国子学。他们有一个官员做他们的研究。韩愈《世说》的社会背景也可以从刘世元《大伟世道论》的一段话中看出。柳宗元说：“从魏晋之下，百姓受益不了师长。在这个时代，我根本不认识老师。我常嘲笑他，以为他是个疯子。世界水果组怪物聚咒，指眼牵引，但以言语递增。它是越来越疯狂的名字。在长安，熟了才能做菜。韩愈抗颜为师，以“传道受业解惑”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师说》是韩愈众多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就本文题目而言， “说” 是一种可以先叙后议，也可夹叙夹议的议论性的文体。 “师说”即”说师“，意思是解说关于“从师“的道理”，针对韩愈写这篇文章是送给他的学生李攀的礼物。他用它来攻击当前的形势，宣讲教师的原则。故文章首先积极概述教师的作用：传道、接受、解惑。因此，教师通过教书和接受勤奋来解决疑问。句中的“道”包含了儒家的“仁”、“义”等具体内容，即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文化、教育等思想。“行业”是以下“六大艺术经典”；“困惑”是上述“道”与“业”的难题。还包括学生的人生困惑。
　　其中，“传道”韩愈把它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并在后文再次指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以此突出“道”的重要性，讲授儒家之道，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正三观，优品质，成其人，然后才是成其才。“受业”，放在第二位，此处的“业”即下文的“六艺经传”，又不同于彼童子之师的“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授之书”的“书”，指文字、书写；“句读”指断句。
　　在韩愈看来，“彼童子之师”从教育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师”，他们授给学生小的知识“书”与“句读”，而大的方面“道”与“惑”却丢了，对这种单纯的教书行为，韩愈予以排除，“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将其与自己心目中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区别，并将此意体现在文字上。“师者”，用“受”字；受，相付也。（东汉·许慎《说文》）此字甲骨文字形，象两手中间有一只舟，表示传递东西，此字側重“传递”，多抽象意义。“彼童子之师”，改用“授”字对其定位。授 ，予也。予者，推予也。象相予之形。从手受。手付之，令其受也。故从手受。（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可见此字侧重点在于“用手交予”， 多形象意义。
　　由此看见，韩愈，《师说》文中“授、受”二字之别，可谓字字用心，强调教师要注重“传道”“ 解惑”，与今天我们的素质教育殊途同归。
　　今天，人民教师，肩负教书育人重任，切勿重教书，轻育人，落得成“彼童子之师”，要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为己任，深思“传道解惑”的重要性，真正做到教书是为育人服务，肩负起育人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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