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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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与教育机会的扩大，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已不可忽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描述统计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分析了1996年以来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不显著;在高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家庭资本;教育机会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9）01-0032-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抓住机遇与应对挑战中不断发展。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人力资源储备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多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在不断扩张，教育机会在不断扩大。我国专科院校数在2004年至2016年期间从1 047所增长至1 359所，年均增长24所;高职院校学生数在1998年至2016年期间从117.411 7万人增长至
　　1 082.889 8万人，年均增长50.81万人。[1]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也在逐步增强，通过向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来缓解社会矛盾，成为了提升劳动力质量、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
　　然而，在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扩大的现实背景下，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过去20年里，在接受了高中阶段教育之后，谁选择直接流入劳动力市场？谁选择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其教育决策？对此类问题的探索极具理论价值与政策意涵。在当今社会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关乎个体就业机遇与生涯发展，更关乎新时代国家人才培养质量与技术发展。一方面，受教育程度在决定个体知识能力与社会阶层流动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谁能向社会上层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谁能获得高层次教育”[2];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城乡差异问题突出等客观现实也凸显了我国家庭资本差异过大的严峻现象。而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不仅是衡量教育机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更是长期以来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热点。因此，探索家庭资本与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相关关系，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教育扶贫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教育机会获得在社会学领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职业教育领域，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实证研究还十分缺乏，这一现象与其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现实地位不符。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中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探索性地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家庭资本及其三种形式是否影响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第二，随着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与教育机会的扩大，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在扩大还是缩小？
　　二、相关文献回顾
　　關于家庭资本的定义，目前教育界诸多研究都倾向于延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家庭资本的解释。他认为，家庭资本依赖于家庭这一场域，并以价值转换为代价，这种转换是它在家庭场域中产生功效的先决条件，因此，根据其转换价值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家庭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直接转换为资金，并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2）家庭社会资本，它是以家庭所处社会地位为参照，这种资本是以某种职业地位或职称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家庭文化资本，这种资本能通过教育这一过程进行传递，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
　　相关研究表明，在中等教育领域，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学生的学校教育质量呈正相关，具体表现为影子教育的出现与民办教育的发展。[4]那么，在完成了中等教育之后，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是否还存在显著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国内外相关文献大致呈现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持续不平等”和“减弱不平等”。
　　“持续不平等”观点主要基于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ality，MMI）和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ality，EMI）。这两类假设依据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家庭把家庭资本优势传递到子女的教育中，通过推动子女教育机会获得来使他们在未来的社会地位竞争中占据优势。如，西方学者汉森通过对欧洲各国的比较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父亲职业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产生正向显著影响。[5]我国学者刘志民等通过分析江苏省14所高校大学生的调研数据得出结论，即优势家庭通过直接资源排斥与间接文化传递将家庭资本优势转化为高等教育机会优势。[6]
　　“减弱不平等”观点主要基于工业化假设（Industrialization）。这一假设主要依据工业社会分层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而来的是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从而倒逼满足这一需求的必要途径——教育，必须进行机会扩张，而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就开始不断减弱。比如，美国学者梅尔发现，在控制了学业成就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及社会经济地位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没有显著的影响。[7]我国学者李德显也推测出随着年份的推移，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并没有显著影响。[8] 　　在职业教育领域，鉴于国内缺乏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根据其它教育研究领域已得出的结论，同时，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现状，提出以下三点假设。
　　假设1：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产生显著影响。根据持续不平等观点，为了避免社会阶层向下流动，处于社会上层的家庭会通过家庭资本优势传递来实现教育机会的获得。这一点在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中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已经逐步被社会上层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在家庭资本中，文化资本是被学界公认的最有效的资本传递形式，具体体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教育期望以及学习习惯的培养。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2：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不显著。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背景下，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家庭对职业教育“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考量更加理性，家庭教育经济成本很难成为阻碍家庭对个体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因素。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不显著。
　　假设3：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尽管根据国外工业化发展状况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强烈需求将会带动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在过去20年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工业化发展起步较晚，劳动力市场需求处于逐步遞增的过程，因此，必须有一部分家庭资本处于弱势的群体迅速流入劳动力市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家庭资本处于优势的群体将有机会进一步获得培养，并且这种趋势不断扩大。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收录于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http：//opendata.pku.edu.cn/dataverse/CFPS）。该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我国社会、经济、人口及教育等方面的变迁。自2008年起，该平台每两年向社会公开一次调查数据，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使用较为广泛的数据库。在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中，样本覆盖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标家庭样本大小为13 000余户，其中，包括家庭成年人样本34 000余个。
　　鉴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地位的确立是在1996年《职业教育法》出台后，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出生年份在1978年至1996年，并满足最高学历为“高中/中专/技校/职高”或“大专”的样本，以显示近2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变化情况。此外，根据研究需要提取了以下几方面指标数据：（1）样本的基本特征：性别、户口类型、最高学历、生源地等;（2）家庭资本特征：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家庭年收入。剔除奇异值与缺失值后共获得样本1 419个，即为本研究最终使用样本。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个体是否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在数据库中通过“个人最高学历”题项获得。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其中个人最高学历为“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和“大专”，并将之转化为二分类变量：“高中/中专/技校/职高”赋值为0，表示“未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大专”赋值为1，表示“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描述统计结果显示，本次研究中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比例占样本总数的45.0%。
　　2.解释变量。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将家庭资本视为影响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解释变量，并根据布迪厄的家庭资本定义将其分为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以及家庭社会资本。
　　（1）家庭文化资本：主要关注父母受教育程度。在数据库中以样本家庭编码匹配父母，并以父亲、母亲个人最高学历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水平的指标，设置了“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和“大学及以上”六个类别，以“文盲/半文盲”为参照组。
　　（2）家庭经济资本：主要关注家庭年收入。鉴于家庭年收入属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因此，以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家庭经济资本的指标变量引入模型。
　　（3）家庭社会资本：主要关注父亲的职业地位。在社会学研究中，父辈的职业地位通常被视作衡量家庭占有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因此，本研究也以样本父亲的职业地位来表达其家庭社会资本水平。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依据职业类型将我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十个阶层。[9]本研究将数据库中的父亲职业编码一一对应十个阶层，并依据各阶层的社会资源占有情况与数量分布比例，将十大阶层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下层包括产业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以下层为参照组。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性别、户口类型、生源地等作为人口学特征也会对个体获得教育机会产生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处理。其中，户口类型包括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组;生源地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以西部为参照组。表1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状况。
　　（三）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个体是否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属于二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假设，本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p/1-p）b0+b1culf+b2culm+b3inc+b4sec+b5X]
　　其中，[p]代表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1-p]表示个体未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ln（p/1-p）]表示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与未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相除后的对数值。[culf]，[culm]，[inc]，[sec]分别指的是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数以及父亲职业地位四个解释变量。[X]则包含人口学特征中的年龄、性别、户口类型等控制变量。[b0]为常量，[b1，][b2…b5]分别代表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边际影响。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分类变量，则通过分类协变量处理将其转变为虚拟变量后引入模型。 　　四、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显示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影响的动态变化，本研究依据近20年来我国颁布的职业教育层面三个较具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对样本的入学时间进行分类，并分别建立回归模型。首先，1996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开启了职业教育有法可依的新时代，为高等职业教育地位的巩固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200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世纪之交重申了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扩大了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比例;最后，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职业教育放在突出地位，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改革。[10]因此，模型1（1996—2001年）、模型2（2002—2009年）、模型3（2010—2014年）分别表示在控制了入学年份范围的前提下，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阶段性影响，模型4（1996—2014年）则表示近20年来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总体影响。经过Hosmer和Lemeshow检验，四个模型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四个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良好。回归分析检验了研究假设中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影响的预测，结果表明，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表2报告了具体回归分析结果。
　　（一）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由表2中的模型4可知，以父親、母亲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本对于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容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如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半文盲的个体的8.245倍。此外，与国外诸多研究结论一致，相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更容易影响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这一点在回归模型中显示为，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胜算比也越高。
　　（二）家庭经济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在政策支持与经济水平提高的双重支持下，个体受教育基本条件得到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收益与教育成本的投入产出比不断增加，这也加深了家庭对教育决策的重视。理论上，家庭经济资本并不会影响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或者说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在不断减小，而模型4也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设。回归结果显示，以家庭年收入对数为代表的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三）家庭社会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使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不同阶层所获资源与利益存在差异。尽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社会阶层固化，但却无法完全阻止，因为家庭社会资本本身就对个体教育产生催化作用。模型4显示，以父亲职业地位为代表的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产生显著影响。相比父亲职业地位下层个体，中层与上层个体更易于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其中，父亲职业地位中层的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是下层的1.663倍，父亲职业地位上层的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是下层的1.799倍。中层与上层的胜算比差距不大，也间接说明处于这两个层次的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较为相似。
　　（四）人口学特征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由于人口学特征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已经被诸多研究所证实，且其并不是本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因此，只根据模型4显示结果进行简要说明。首先，男性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显著低于女性;其次，非农户口的个体相比农业户口的个体更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最后，生源地位于中部地区的个体比西部地区的个体更易于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但东部地区学生与西部地区学生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差别不大。
　　（五）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动态变化
　　横向对比分析模型1至模型3中家庭资本特征，结果显示，随着入学年份的推进，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扩大。首先，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胜算比都在不断增大，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随着入学年份的推移越来越显著。其次，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随着入学年份的推进，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胜算比在不断缩小，虽然并未达到显著水平，但也无法忽视家庭经济资本影响力减弱的事实。最后，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父亲职业地位为中层和上层的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胜算比不断增大，说明这两类层次的个体越来越容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对于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反思。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基于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研究验证了之前提出的三点研究假设：第一，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产生显著影响，假设1成立;第二，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影响不显著，假设2成立;第三，在高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家庭资本对个体提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力呈现减弱趋势（未达到显著水平），假设3成立。
　　基于上述结论，立足家庭资本的视角，本研究认为，当前应从以下三个层面来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
　　（一）政府层面：聚焦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加大高职教育机会补偿
　　职业教育作为关注民生的“平民教育”，应当在政府的支持下聚焦贫困群体入学机会，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社会地位下层的家庭。[11]因此，教育考试部门可以通过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制度改革，扩大教育扶贫受众范围，加大对家庭资本弱势群体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补偿的力度，在政策层面减轻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负面影响。 　　（二）学校层面：完善贫困学生帮扶制度，加强下层学生学业关怀
　　学校作为个体受教育的外部环境，应当在其教育机会获得中发挥重要引导作用。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高中阶段学校应积极培养家庭资本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期望与自我效能感，完善学校内部帮扶制度，通过师生帮扶与生生帮扶的形式关心下层学生学业动态，从而弥补因家庭资本弱势所带来的学业影响与心态影响。
　　（三）家庭层面：提高家庭文化资本水平，营造终身学习家庭氛围
　　在家庭层面，家长应努力通过参与非学历教育或者增加家庭文化产品拥有量等方式努力提升家庭文化资本水平，不断更新自身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同时，家长应努力改善家庭文化资本的有效传递，通过长期的沟通与情感积累营造良好的终身学习家庭氛围。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家长应给予子女更高的教育期望，不断强化其学习动力，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各级各类学历学生统计[EB/OL].（2017-01-01）[2018 -05-01].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991/201309/157939.html.
　　[2] 李忠路.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J].社会，2016，36（3）：86-109.
　　[3]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93一1995.
　　[4] 薛海平.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影子教育的视角[J].教育科学研究，2017（2）：31-41，48.
　　[5] HANSEN，MARIANNE N.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Educational Career：Do the Effects of Social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Deline？[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13（3）：305-321.
　　[6] 刘志民，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12）：18-27.
　　[7] MARE，ROBERT D.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ea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80，75（700）：295-305.
　　[8] 李德显，陆海霞.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家庭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5，44（4）：50-60.
　　[9]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0] 葛道凯.中国职业教育二十年政策走向[J].课程.教材.教法，2015，35（12）：3-13，81.
　　[11] 李鵬，朱成晨，朱德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理与实践反思[J].教育与经济，2017（6）：76-82.
　　[12] 刘兴楠. 终身教育理念下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13] 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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