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人心理因素对其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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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探讨驾驶人内源性心理因素（人格、认知胶情绪）及外源性心理因素（压力与职业倦怠）对其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以为促进驾驶员安全驾驶行为干预提供实证依据。本研究对214例驾驶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象一般信息，研究对象的冲动性人格，愤怒认知、焦虑抑郁情绪及压力和职业倦怠等心理学变量对驾驶人风险駕驶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对象冲动性人格，愤怒认知，抑郁、焦虑情绪及压力和职业倦怠等变量均与风险驾驶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其中运动冲动人格，躯体攻击想法，焦虑，压力及职业倦怠为等因素可显著预测驾驶人风险驾驶行为。驾驶人培训与交通安全教育应包括提升驾驶员对自我与驾驶行为相关性的认知，并加强认知行为干预。
　　关键词：冲动性人格；愤怒认知；焦虑抑郁；压力；风险驾驶行为
　　Influence of driver’s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their risk driving behavior
　　WANG Yanbo1， QIN Hongyun1， YOU ZHidong2， WANG Xuesong1， ZHAO Xudong1
　　（1.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2. Traffic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Wuxi 21415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the driver’s risk driving behavior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214 drivers using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survey included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subjects， endogenous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personality， cognition and emotion） and exogenous psychological factors（stress and burnout）， and risk driv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Impulsive personality， anger cognition，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and burnout were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isk driving behavior. Motor impulsive personality， physical assault， anxiety， stress and burnout are the main predictors of driver’s risk driving behavior. Drivers’ safe driving behavior should be managed from multiple levels of safety education and behavior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Keywords： Impulsive personality； driver’s anger though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ress； burnout； risk driving behavior
　　道路交通事故是许多国家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数据显示，世界上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达135万，是导致儿童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 [1]。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非常严峻。道路交通事故致死率及致残率高，社会危害大，经济损失严重。
　　大量研究表明，驾驶人风险驾驶行为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已成为公共交通安全的重要关注点。引发风险驾驶行为的因素涉及环境及个人因素。从个人心理层面寻找驾驶人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一直为近年来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
　　综述已有文献，影响驾驶行为安全的心理因素大致有两类，即内源性心理因素（包括人格，认知，情绪等）和外源性心理因素（如压力和职业倦怠等）。在人格方面，研究者已证实A型人格，感觉寻求人格，神经质人格等与风险驾驶行为呈正相关性[2-3]。国外有研究表明，具有冲动性人格倾向的驾驶人，更易出现风险驾驶行为[4]。鉴于不同文化及社会背景的差异，我国驾驶人的冲动性人格是否会影响驾驶行为，目前缺乏相关研究。近年，有研究者尝试从认知层面理解驾驶情境下主体的认知过程和风险驾驶行为背后的原因与机制，以为认知行为干预提供证据，某些认知歪曲，敌意归因等成为导致敌意驾驶行为的常见原因[5-6]。而情绪方面，驾驶愤怒成为探讨危险驾驶行为机制最为关注的情绪 [7]。人群中最普遍的焦虑、抑郁情绪对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效应如何，仍有待深入探讨。
　　压力与职业倦怠均为外源性心理变量，我国高速经济发现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人的压力感及职业倦怠等体验在职业人群中普遍存在，两者与一般驾驶人的风险驾驶行为的关系如何，也是本研究探讨的内容之一。
　　本研究目的是探讨内源性心理因素（冲动性人格，驾驶愤怒想法及焦虑抑郁情绪）及外源性心理因素（压力与职业倦怠）与驾驶人风险驾驶行为的关系及影响效应，以为提升驾驶人安全行为干预提供指导。本研究假设冲动性人格，愤怒认知、焦虑抑郁情绪及压力和职业倦怠等因素均可不同程度影响驾驶人风险驾驶行为。 　　1 方法
　　1.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如下：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驾驶执业执照；年龄18～65岁；愿意接受调查者。研究对象为持有C证的私家轿车驾驶人，调查者主要在停车场，加油站或大型购物中心车库接触到研究对象。调查前首先告知参与对象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承诺会严格保密被调查者所填写的任何信息，以便研究对象能够很好地配合并诚实作答，同时为每位完成问卷的司机提供5元红包奖励。随机发放问卷250份，除去36份缺失大量信息的问卷，有效问卷共214份，试卷回收率为85.6%。其中男性调查者占54.7%，女性调查者占45.3%，年龄均值为40.73。
　　1.2测量工具
　　1.2.1 风险驾驶行为
　　采用郑东鹏等修正的曼彻斯特风险驾驶行为问卷（Manchester driv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 DBQ）进行测量[8-9]。该问卷中国版由27个条目组成，分为认知错误（条目1～9）、违规行为（条目10～17）、无意失误（条目18～24）和记忆流失（条目25～27）四个维度。问卷的填写采用Likert5点量表法，“0”代表从未发生，“4”代表总是发生，程度逐步增强。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 α信度0.854。
　　1.2.2 冲动性人格
　　采用李献云等修訂的中文版Barratt冲动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进行测量[10]。Barratt冲动性量表中文版与英文版量表均为30个条目，由认知冲动、无计划冲动与行动冲动三个维度组成。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法进行测量。每个分量表的得分范围是10～50分，计算时将分量表得分和量表总分的得分范围转换成0～100分，个人得分越高，冲动性越强。
　　1.2.3 愤怒想法
　　采用葛燕等修订的中文版（Driver’s Angry Thoughts Questionnaire， DATQ）进行测量[11]。该量表包括20个条目，共5个维度，即报复想法，判断与不信任想法，轻蔑与愤怒想法，躯体攻击想法及应对自我指导，其中应对自我指导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范围为20-100分，得分越高，说明愤怒想法越强。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α信度0.91。
　　1.2.4 焦虑、抑郁及压力
　　应用抑郁-焦虑-压力简版（the short from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scale，DASS）量表测量驾驶人的焦虑抑郁情绪及压力体验。该量表是由Lovibond等编制，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2-13]。该量表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从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维度评估个体过去一周内的负性情绪水平及压力感知。每个维度由7个条目组成，量表按Likert四点评分法，0为“一点也不符合”，3为“非常符合”，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
　　1.2.5 职业倦怠
　　采用李超平、时勘等修订的适用于一般人群的工作倦怠量表。量表包含“情绪衰竭、玩世不恭、低成就感”三个因子， 共15个项目，采用Likert 7点记分（0=从不，6=非常频繁），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严重[14]。
　　1.3统计分析
　　用SPSS22.0软件对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2 结果
　　2.1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各研究变量的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
　　2.2 相关分析
　　本研究首先探讨了一般人口学资料与风险驾驶行为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仅罚款数额与风险驾驶行为呈正相关（r= 0.15，P< 0.05）。其次检验了各心理变量与风险驾驶行为的关系（见表3）。结果显示，冲动人格与风险驾驶行为呈中度正相关性（r= 0.33，P< 0.01），其中运动冲动维度与风险驾驶行为相关性最强。在愤怒情境下的愤怒想法与风险驾驶行为呈正相关（r= 0.51；P< 0.01），其中躯体攻击想法与风险驾驶行为相关性最高（r= 0.45，P< 0.01），而应对自我指导维度与风险驾驶行为呈负相关（r= -0.21，P< 0.05）。焦虑，抑郁及压力与见险驾驶行为呈较强相关性（r分别为0.42，0.36，0.46；P均P< 0.01）。职业倦怠与风险驾驶行为呈正相关，其中与无意失误维度相关性最强（r= 0.34，P< 0.01）。
　　2.3 回归分析
　　为探讨不同相关变量对风险驾驶行为影响效应的大小，本研究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法。以风险驾驶行为及各分维度为依变量，以人格、愤怒想法、焦虑、抑郁、压力及职业倦怠为自变量，探讨不同变量对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效应（见表4）。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风险驾驶行为的解释效应为30.1%。其中运动冲动，躯体攻击，压力三个维度是风险驾驶行的最主要预测因子。
　　3 讨论
　　本研究对象为一般私家车驾驶人，且研究对象过去一年违反交通规则扣分均未达满分。研究对象风险驾驶行为得分与以往研究结果相近。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本研究未发现一般人口统计学因素与风险驾驶行为的相关性[15-16]。可能与样本分布特征有关，本研究样本最低年龄22岁1人，最高61岁1人）。相对以往研究，年轻驾驶员及老年驾驶员等风险驾驶行为高危人群较少。 　　考察驾驶人心理因素对其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是本研究的目的。与假设一致，研究结果显示，驾驶人冲动性人格，愤怒认知，抑郁及焦虑等内源性心理因素均与风险驾驶行为显著相关。冲动性人格是指对内、外刺激没有进行谨慎思考，没有评估行为的负性后果，便做出快速反应的一种倾向。本研究回归分析结果证实运动冲动维度是驾驶人风险驾驶行为的主要预测因子，驾驶人冲动性与愤怒想法也表现为较强相关性 （r= 0.44，P< 0.01），这一结果对于从人格角度解释路怒现象提供新的视角。认知是个人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本研究证实愤怒认知各维度均与驾驶行为显著相关，与已有研究不同，躯体攻击想法与风险驾驶行为相关性更强，且是风险驾驶行为的主要预测因子。这一结果支持对驾驶人员风险行为管理及效能安全培训项目中，可适当应用认知行为干预技术，如认知重建与放松技术等，可能会帮助驾驶人处理驾驶愤怒想法并提升对冲动的控制能力[7]。焦虑和抑郁作为最常见的负性情绪，两者与风险驾驶行为呈显著相关性，但不是风险行为主要预测因子，说明在本研究中，相对其它心理社会因素，焦虑抑郁等情绪状态对风险驾驶行为影响暂未显现。但在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群体里，两者对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效应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驾驶人压力感知与职业倦怠与其风险驾驶行为也表现为正相关，且两者均为驾驶人风险驾驶行为的主要预测因子。这一结果说明，驾驶人员安全驾驶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其日常压力抵御能力及职业状态等也是其风险驾驶行为的危险因素。针对我国车辆拥有人数越来越多的现实，提升驾车族的压力应对技能，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也可能在无形中提升交通安全。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驾驶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除了技术层面，也受个人心理素质、生活及职业压力等影响。因此，应从系统视角分析风险驾驶安全行为特征，对驾驶行为的安全管控，在一般性安全教育同时，增加认知行为干預，压力情绪管理技巧等策略。安全教育宣传方面，使民众意识到，个人身心状态与风险驾驶行为的关系，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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