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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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一语出自《礼记·乐记》中的《乐本篇》，此处的乐为礼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制度，在教化人民、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均发挥着特殊且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礼乐文明;礼乐制度;重要性;社会功能
一、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文明特征，古代先贤通过制礼作乐，利用“礼”教与“乐”教，从而在先秦时期确立了礼乐制度，以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
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则是以乐器和礼器为主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礼乐”的重要地位。文献记载进入青铜时代是传说中的夏代，目前考古上还没有找到明确的夏文化遗址，初步把豫北的偃师二里头和晋东南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看作是夏文化所在。在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陶铃以及用红铜合范铸制的铜铃，二者造型相似，这件红铜铃纯度有98%，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铜制乐器。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此之后又陆续发现了三件铜铃，无论是质地、音乐性能等方面都比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有了进步。这三件乐器基本相似，都有扉棱，说明了当时乐器制作已经趋向于规范。器物上的形制规范，反映了它使用上的成熟。此时的铜铃已经不再是红铜或者是纯铜，而是开始使用了青铜，也就是铜的合金。纯铜加入锡或者铅做成了锡青铜或者是铅青铜，使铜的硬度大大提高，性能上也比纯铜更加优越。青铜的出现降低了金属的熔点，铸造技术方面也更容易掌握。从时间上来看，早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把“乐”看作一个重要的象征和手段。“音乐通乎政”，《乐记》中也强调了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二、“礼”与“乐”
（一）礼乐之“礼”
所谓“器以藏礼”，礼制变化的外在表现就是礼器的变化。商周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繁荣时期。目前商代出土的青铜数量繁多，以纹饰华丽，造型精美为大家所知。以晚期的河南殷墟妇好墓为例，其中青铜乐器就出土了468件，其中礼器数量多达210件，有食器、水器、酒器等。陕西岐山京当凤雏村宫室基址从丧葬制度看，墓葬中出土的成批礼器就说明了周代礼乐制度的系统与森严。其中以“列鼎制”最能反映周礼的本质，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三鼎，反映了奴隶主与贵族不同的地位。
（二）礼乐之“乐”
乐器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在西周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钟磬乐悬。相传它与周公“制礼作乐”这个事件有关。从文献上看，周人建立政权后，就在全国推行了礼乐制度，规定了“乐悬制度”。“悬”即编钟悬挂。据《周礼·春官》记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也就是说，王摆列四面，诸侯三面，卿大夫两面，士一面。考古发现的战果时期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就是三面，与史料记载相符。西周时期的甬钟，目前出土的都不是完整的旋律乐器，缺少“商”音。如1992年在山西曲沃县出土的晋侯苏编钟，共16件，也是只有“宫、角、徵、羽”四声，无“商”音。可见，西周甬钟在演奏中主要演奏骨干音，不能演奏完整的曲调。由此判断，这种乐器似乎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关，可能是为了礼仪和政治上的需要而产生。
三、“乐”的社会功能
礼是关于“尊卑之差上下之制”等级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乐是音高、节奏、强弱等配合起来而产生的旋律之和。一个是“序”，一个是“和”，二者相互作用。“礼乐”的影响不仅在古代宫廷中帝王的使用乐队编制、乐器组合等方面，而且在与其他国家表示友好的情况下也展现出来它的重要性。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在《乐记》中，对于“樂”的社会功能，它主张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中国自古就有采风的传统，君王在巡查时，地方官要展示当地流行的乐歌。考察民歌，可以知道地方官的志向，以及民风的正邪。乐教是使人民接受良好影响的最便捷有效地途径。
所以，“乐”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是极高的，仅次于礼。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在物质艰难的时代，青铜器的制作十分困难，而大部分都制作了乐器，并且在许多等级较高的墓葬里都出现了乐器的陪葬，装饰华丽，制作精美。可见，“乐”在古代人们的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不仅在古代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我们通过这些乐器，可以补充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错讹和空白，如在山西曲沃县出土的晋侯苏钟上的铭文，纠正了厉王在位的23年的谬传，实际是33年。还证明了《史记》里有关系周晋世家排列定位上的问题。晋苏侯不是宣王时期，而是厉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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