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空间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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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笔者通过实地踏勘，基于影响记忆的空间要素分析了南京大屠杀中现存的22处遗址纪念空间的现状，发现了纪念空间在其本身设计、景观、人们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使纪念空间体系化、纪念行为日常化的改进策略，加强公众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传承。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纪念空间;空间要素;城市记忆
　　1 概况
　　与南京大屠杀事件相关的遗址纪念空间主要由集体屠杀场地、零星屠杀点、焚烧尸体场地、遇难同胞丛葬地、国际安全区与难民营等类型的场地组成。[1]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南京现已立碑的22处遇难同胞丛葬地，其中有20处位于南京城区内由政府修建立碑，其余2处位于南京郊区，为村民自发修建。其中有17处丛葬地已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现已立碑的22处遇难同胞丛葬地中，只有江东门丛葬地因为修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且经营维护状况较好，至今仍发挥着传承历史记忆的使命，其余21处场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位置偏僻、可达性差、缺少纪念氛围以及权属和后期管理等问题。
　　2 基于影响记忆空间要素分析现状
　　人们对城市记忆载体的记忆包括两种不同层面，一种是物质空间形态的表层记忆，一种是使用者从社会活动中获得的深层记忆。本文根据实地踏勘和现状问题分析，参照学者朱蓉的城市记忆研究，从影响城市记忆的体化要素、符号化要素、场景化要素、地域要素方面分析场地现状。
　　2.1 体化要素
　　体化要素侧重于记忆过程中人的活动，包括场地内部活动、场地人流。针对这两点，发现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空间存在的问题有：
　　场地内部活动少。心理学的理论提到，有注意的参与是使感觉记忆中的信息进入短时记忆的基础。[2]因此场地内部的活动是评价场地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在南京大屠杀22处遺址纪念空间中，仅有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活动比较丰富，线上、线下活动并行，不仅在公祭日、清明节举办从上而下的公祭活动，在非纪念日也会有大量活动。其纪念空间经过三期设计，无论是对人群的吸引，还是对记忆的传承，都有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其他21个纪念场地除公祭日有官方活动、清明节有民间自发活动外，非特定纪念日活动稀少，场地冷清，无人问津。
　　场地人流稀疏。想要使场地活跃起来，人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能吸引足够的人流，那么场地只是一个围合的空间。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地处城市中心区，位于北极阁公园内，临近凯瑟琳广场和江苏省电视台，人流量极大，经过场地的人也很多，但由于规划等原因，没有吸引到一定规模的人流至此地，因此场地极不活跃，没有实现场地本应拥有的作用。
　　2.2 符号化要素
　　心理学实验证明，人的记忆是与一系列象征符号紧密相连的。人们通过将载体符号化，给予他们在特殊时空中所处的固定位置来加深记忆。符号化要素包括场地的标识系统、碑体的形态、场地的标志性。针对这些要素，发现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空间存在的问题有：
　　缺少成体系的标识系统。除江东门以外，剩下的21个场地都没有成体系的标识系统。有些场地周边山林茂盛，入口感模糊，使人难以分辨，很难进入场地。
　　碑体主题不明。有些场地的纪念碑，如正觉寺等，形态与普通历史纪念碑一致，无特殊性，不能让人产生深刻印象。而有些纪念碑的形态与周边环境、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特点不符，无法使人产生共鸣。
　　场地标志性不足。如仙鹤门遗址纪念空间，不仅碑体无辨识度，周边也没有知名度高的地标性建筑，且围合方式随意、景观设计缺乏层次感、无特色性符号，严重削弱了场地承载记忆的作用。
　　2.3 场景化要素
　　侧重客观对象的性质内容如何形成总体氛围使人产生感情，包括场地尺度、围合。[2]针对这些内容，发现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空间存在的问题有：
　　场地尺度过小。在古典记忆术中提到，场地规模适中是最佳记忆空间的重要特征，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空间、界面与人之间形成的尺度比例关系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情倾向。[2]比如太平门遗址纪念空间，典型的场地空间过于狭小，甚至完全无法容纳人们的活动，忽略了人的感受和场地应该承载的作用。
　　场地围合过于封闭。记忆的承载需要一定的空间氛围，而氛围的营造很大程度上基于空间的围合。舒适的空间围合容易使人感受到自己与空间的关系，对所处的场地产生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与空间产生进一步的互动，这对纪念性遗址空间的塑造是十分关键的。下关电厂遇难同胞纪念空间围有高大的绿墙，仅有小门敞开，人们可以通过其到达场地内部。这种极其封闭的围合方式，使人们在街道上无法感受到纪念空间的存在，而在场地内部又存在空间上的压抑感。
　　2.4 地域要素
　　侧重场地的地理位置和所在区域后期管理，包括区位、可达性、后期管理。针对这些要素，发现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空间存在的问题有：
　　区位偏僻。场地的区位会影响场地的活跃度，过于偏僻、难以寻找的纪念空间，会为记忆的传承和纪念活动的开展增加难度。煤炭港遗址纪念空间位于东炮台街旁，周围道路老旧失修，同时缺乏标识引导，除附近居民外，人们很难自行前往场地，从根本上降低了场地活跃的可能性。
　　可达性低。场地的便利程度是影响人们选择是否在此地活动的首要条件。如果不易到达，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场所的满意度和关注度。湖山村遗址纪念空间，由于位于郊区，可达的公共交通方式仅有90分钟一班的公交车，并且村里至场地的道路狭窄不平，使场地的可达性极低。
　　后期维护不足。以汉中门遗址纪念空间为代表的多个纪念空间中，不仅存在构筑物老化、场地周围垃圾无人清理等问题，场地内随地大小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堪的物质环境使纪念空间无法被正常使用，也丧失了对人群的吸引力。同时，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天文学院内），由于学院搬迁施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对外开放。鱼雷营纪念碑也因在工厂内，其他人员无法进入。这种形式的管理不仅影响了场地活跃度，对南京大屠杀城市记忆的传承也有一定阻碍。 　　3 改进策略
　　3.1 整体连续性
　　以体系化的纪念空间引导公众的偶发祭奠行为转变为自觉的日常行为，[1]增加整体性和连续性，把每个单元组织成为在活动和形式上相互有关联的集中点，建构一个整体连续的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空间体系。
　　将分支按照要素特征组织起来，形成以纪念馆为核心，遗址纪念空间为基本单元的层级体系。
　　3.2 活动组织改进策略
　　通过公祭日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祭奠活动，地方政府或民间团体组织的中等规模的祭奠活动，引导个人为主体的日常偶发祭奠行为。[1]同时，政府应认识到日常纪念活动的重要性，组织在非纪念日的祭奠活动。整合信息资源，采用线上、线下同祭模式;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宣传，加强城市记忆。
　　活动内容作为影响记忆的重要因素，我们从活动的文化内涵、活动的日常性两方面分析其作用方式。
　　提高活动文化内涵。在塑造城市形态体化要素时，我们需要考虑场地在使用中，如何使其包含社群交流、历史教义等文化内涵与意义。只有场地中的活动有一定的特色、内涵，才会让人对场地印象深刻，使人的思想意识得到提升或知识水平有所提高。高品质的活动，会吸引其再次到达场地，而记忆也就由此传承下去。
　　增加活动日常性。城市记忆的传承不能脱离公众在公眾生活之外产生，还需要记忆载体使用者通过社会性、日常化的行为实践来维持与认同。[2]活动内容更加日常化，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轻易地参与到活动中，从而将遗址纪念空间真正地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在散步、游览、休闲中慢慢记住曾经发生的历史。
　　官方纪念日活动与日常活动结合。南京大屠杀记忆传承很大一部分依靠于官方主旋律的引导，因为当前社会是以“从上而下”为主导，与“从下而上”活动方式相结合的活动模式。
　　3.3 局部设计改进策略
　　不同感官结合产生协同作用。虽然视觉印象是记忆过程中的主导因素，但人对环境场景的记忆是多种感官共同作用的结果。场地通过一系列的景观设计，使人在场地中能够调动视、听、触、嗅等多种感官，协同产生记忆场景。这有助于纪念空间形成区别于其他场地的特点，加深人的印象。
　　空间景观与生活场景结合。纪念空间不仅承载着这一个区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同时承载着这个区域不断发展的社会网络关系。空间活动应具有可参与性，使纪念日、日常都有可参与的活动;注重真实性、叙事性感受的营造;通过纪念空间的整体空间布局和景观环境设计，形成多种感官感受的纪念氛围;注重景观的层次性和丰富度，营造纪念空间的层次感;注重场地的特征性，与周边环境相融的前提下适当结合南京大屠杀历史立纪念碑;增加其便利性，相邻两个场地、局部区域之间的可达性需要完善的交通网络来支撑。
　　4 结语
　　目前，南京大屠杀主要的22处丛葬地纪念碑遗址纪念空间从最初设计到后期保护管理皆存在很大问题，难以满足由国家主导的创伤记忆建构对纪念空间的要求，[1]所以，保护、重塑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空间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 张帆，邱冰.南京大屠杀纪念空间调查与问题分析[J].建筑与文化，2017（04）：129-131.
　　[2] 朱蓉.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D].东南大学，2005.
　　作者简介：慈慧（1998—），女，山东威海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学院本科在读。
　　李雨霏（1998—），女，内蒙古包头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本科在读。
　　嵇薪融（1998—），女，江苏淮安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本科在读。
　　闫婷（1997—），女，黑龙江大庆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本科在读。
　　通讯作者：张帆（1980—），女，辽宁沈阳人，博士，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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