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对当今应用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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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是散文发展较为繁荣的时期，与前代相比，散文作者辈出，作品众多，各有特色。散文与诗歌相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具有更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这对我们今天的实用文体写作来说有着比诗歌等其他文学形式更高的影响价值。从距今较近的清代看中国古代散文对当今应用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散体文崇尚质朴，不拘泥于形式，偏重立意，对当今应用文的主旨把握产生了影响;骈体文讲究对偶平仄，又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学问并重，注重引经据典，为现今应用文写作中材料的选取打开了思路;赋体文严其体制，标其高格，为应用文结构上的程式性和条理性提供了帮助。
关键词：清代散文;骈体文;散体文;赋;应用文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烟台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清代散文对当今应用文的影响”（54317）研究成果。
清代是散文发展较为繁荣的时期，与前代相比，散文作者辈出，作品众多，清末编成的《国朝文汇》就收录作者1356家，收文一万余篇。清代散文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其作品题材广泛，表现形式多样，在古代文坛中具有独特之处。散文与诗歌相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具有更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这对我们今天的实用文体写作来说，有着比诗歌等其他文学形式更高的影响价值。应用文写作和文学写作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和要求的两种书写形式。文学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而实用写作是以适合社会实用性为目的的写作实践，具有实作性、规范性和简明性的特点。当今社会，应用文是我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处理实际事务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文体。如何写好应用文，除了要掌握一定的体式特征，从中国古代散文中汲取营养也是尤为重要的。而从距今较近的清代看中国古代散文对当今应用文的影响，我们也能积累优秀的语言范式，为我们现在的应用文写作提供裨益。
一、散文及应用文的定义
人类自从有了文字便开始了写作活动，而写作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需要才产生的。就写作目的而言，写作活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文学写作，一类是应用写作。能够抒发作者情感，为人们的欣赏而进行艺术创作，如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被称为文学写作;而为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而写，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作品被称为应用文写作。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文章总集是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尚书》，这大概可视为古代散文和应用文的滥觞。《尚书》以记言为主，主要记录春秋战国之前历代帝王和部落首领的言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后散文和应用文随社会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但二者之间仍有交叉，可以说，古代散文中实用类文章和古代应用文是相辅相成的。
（一）古代散文
在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名家名作浩如烟海，极为丰富。在内容上，诗歌重在言志和抒情，而散文重在记言叙事和说理，“以立义为宗”;在形式上，与诗歌讲究音韵和节奏，以便演唱和记诵相比，散文的主要特点是形式自由，语言不受韵律的约束，表达方式亦不拘一格。一直以来，“散文”的界定较为模糊，有的学者在对中国古代散文进行界定的时候，认为应当将赋和骈体文归于散文类，因为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保持了散文概念的严整性。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既然散文同韵文相对，那么那些讲究韵律的辞赋和骈文，就应当不予讨论。郭英德先生曾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中从韵律、语体、典籍目录和中国文学源流变迁四个方面试图为散文定义分类标准，仍旧认为中国古代散文难以“正名”。因此，他认为：“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1]在这里，笔者采取了郭英德先生的分类方法，将中国古代散文分类为散体文、骈体文和赋三个部分，三者在体式上各具特征，但都为散文的发展做了贡献。
（二）当今应用文
作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文体，应用文是人们传递信息、处理事务、交流感情的工具，有的应用文还用来作为凭证和依据。应用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区别于文学作品的特色。首先，应用文注重“实用性”，这是应用文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本质属性，应用文的价值正是通过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产生直接的实用价值而体现出来。其次，应用文种类繁多，但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程式化结构，应用文的规范化使得作者书写时简单便捷，也使得读者阅读时一目了然。最后，应用文大都篇幅短小，这就要求作者用最精炼的文字准确地说明事由，以达到处理事务的目的，这也是提高应用文实用性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事件处理越来越复杂，应用文的功能也随即愈来愈多，形成了行政公文、商务应用文、管理事务应用文、科研事务应用文等多种类型。应用文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其特征，使其效力更显著地表现出来。
二、清代散文对应用文的影响
（一）散体文对应用文主旨的影响
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即为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桐城派创作的文章主要是散体文。首先，在句式上，散体文以散行单句为主，不特意追求排偶。其次，在语言上，散体文不特别讲究平仄和声律，不受韵律的约束，崇尚朴质平易，不着意于铺采摛文。再次，在表现手法上，散体文以叙事说理为主，不以铺陈描绘为能事。虽也往往熔史入文，以古鉴今，但其旨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2]。在散文创作中，桐城派最为讲究“义法”。所谓“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所谓“法”，就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以义为经，以法为纬，然后才能成文就体。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今属安徽）人，是桐城派的奠基者。关于“义法”，方苞的观点是要写出一个人的精神实质，而尽去无关紧要的文字，如《游雁荡记》中对于雁荡山一开始就明言“兹山不可记”，而对于其景色仅用“山容壁色，则前此目见者所未有也”几个字来概括，转而写“修士守身涉世”“圣贤成己成物”[3]的道理。他认为在前人的笔下雁荡山的山色景物己经描写得十分详细，而为人处世的道理才是此文的写作重点。这种写法体现了方苞最为推崇的雅洁文风。再如其最富盛名的《狱中杂记》，文章记录了其在狱中的种种现象，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现状。文中所记事情很多，但都围绕着治狱之弊这一主线来组织，真切而深透，多而不杂，井然有序，深谙“义法”。 方苞的“义法”观，为人们在文章创作过程中抓住主旨、锻炼文字方面做出了表率，这也同样影响了现在应用文的书写要求。在應用文写作中，首先就要保证主旨正确，即指应用文的行文目的要符合撰写所需要的基本要求和主张，能反映出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解决撰写过程中紧要需求解决的问题。所谓“意杂文必乱”，主旨必须单一集中，行文目的单纯，不蔓不枝，才能完成一篇应用文的书写。主旨集中，是指作者必须要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击中问题的要害并能解决问题。主旨要鲜明准确，是指作者的基本思想要明确，态度明朗，是非清楚，前后一致。应用文的主旨决定着材料，制约着结构，指挥着语言。
（二）骈体文对应用文材料的影响
在桐城文派号称古文正宗，高举“义理、考据、辞章”的大旗绵延二百余年之时，能与桐城古文抗衡的是清初开始复兴的骈文。清代骈文不仅作家众多，而且佳作频发，风格多样，名家辈出。乾嘉时期为清代骈文创作的黄金时期，乾嘉考据学在此时风靡一时，使得这一时期骈文创作深受影响，从题材、内容到艺术技巧方面都打上了考据学的烙印。在这样的“学文并重”的背景下，作者们就不自觉地把经世思想引入了骈文创作，从而展现出骈文创作的新面目。这一时期骈文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市）人。在骈文创作上，汪中取材现实，情感上吐自肺腑，其名作《哀盐船文》被誉为骈文中的绝作。作为一位经学大家，汪中将其经学成就不遗余力地表露在了其骈文创作中，这主要表现在其善于用典。汪中在其骈文中运用了大量的经典典故，为其文章增色不少。如《广陵对》一文：
兵者凶器，当唐全盛之时，武氏积威所劫，海内莫不听命。敬业举乌合之众，起而与之抗，故欲扫定江表，厚集其力，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发谋之始，义形于色。握兵日浅，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备责之哉？春秋贤反经，礼毋测未至。推斯义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4]
短短一段话就引用《韩非子》《报任少卿书》《曾子》《孙子·形篇》《春秋公羊传》《礼记·少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典籍中的八个典故，丰富了文章的内涵。
散文当中的用典是为了让文章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用典既要师其意，更要求其新，如同己出，不露痕迹，这就需要作者对经籍中的典故广泛阅读与整理。在应用文中虽然不需要用典，但是同样需要对材料收集、选取及运用的把控能力。应用文中的材料由原始素材提炼加工而成，它是表现观点的支柱。对于应用文写作而言，必须凭借事实，让材料说话，才能确定观点，写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章，真实是材料可信的唯一标准。应用文的观点要靠典型的、有说服力的材料加以说明和印证，否则观点就成了抽象的和笼统的概念。典型材料的掌握需要日积月累，就如同撰写骈体文要掌握大量的典故，这样才可以增强文章的表现力。
（三）赋体文对应用文结构的影响
清代是赋体文学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赋的源流与诸子散文尤其是纵横家的散文息息相关，因此赋体文也应是散文的一种。马积高先生在《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谈到清代辞赋作品超出以前历朝辞赋总和几近一倍。康熙年间博学鸿词科考试中开始试赋，使清人开始注重律赋的创作。从嘉庆后期开始，时人逐渐兴起对本朝律赋的肯定与推崇之声，到了道光年间，律赋的评价标准更是以时赋为优，尤其是馆阁赋成为了这一时期律赋创作重要的师法对象。林联桂的《见星庐赋话》即为较早关注嘉庆后期至道光初年馆阁赋创作情况的著作。
林联桂（1774—1835），字道子，一字辛山，广东吴川县人。林联桂在《见星庐赋话》中对当朝馆阁律赋多有关注与推崇。首先，林联桂所选所有清代赋作（除其本人赋作外）均为馆阁类赋作。全书从卷二至卷九均评述与讨论了嘉庆时期的馆阁律赋，所征引整篇或整段的律赋作品多达二百余篇。其次，林联桂关注馆阁赋的创作题材、作赋技巧。如卷二专论赋题，卷三论述历法赋、治河赋等，卷四论述禁体赋、拟古赋等，卷五论述理题，卷六论馆阁律赋，卷七云“近来馆阁喜用干支巧对”，卷八卷九记录时人一些优秀赋作等等。
清代的馆阁赋尤为讲究规范律赋，如审题、层次、用韵、平仄等，都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对于赋题，林联桂认为：“赋题不难于旁渲四面，而难于力透中心，而名手偏能于题心人所难言之处，分出三层两层意义，攻坚破硬，题蕴毕宣，乃称神勇。”[5]对于用韵，林联桂有言：“赋题所限官韵，近来馆阁巨手，固须挨次顺押，不许上下颠倒。而且顺押之韵，每韵俱押于每段收煞之句，此亦见巧争奇之一法。”[6]关于理题，则言：“赋遇理境之题，更难工雅，须得蹑根探窟之思，印泥划沙之笔，语无理障，文即赋心，乃称上乘。”[7]等等，每种论述均带有时人馆阁赋的案例，帮助学子掌握律赋的撰写规范，即便今日读来也倍觉精妙。
律赋在起手、用韵、平仄、对偶等方面的规则与限制，既对时人的文学修养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也通过在试赋评阅中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可被遵循，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这种规范化和程式化对当今的应用文格式多有影响。律即为法律、规范，应用文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也同样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规范化格式。一篇应用文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各个部分怎样排列组合，该用什么样的语言，都已有固定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有的是约定俗成的，有的是规定使然。遵循固定的“模式”写作，才能把文章写得规范得体。例如公文的格式，在《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就有明确规定：“公文一般由标题、发文字号、签发人、秘密等级、紧急程度、主送机关、正文、附件、印章、发文时间、抄送机关等部分组成。”由此可见，各类应用文均有固定格式，必须严格遵守。
三、结语
散文作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文体之一，具有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比拟的文学价值。“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为八股”[8]，中国古代散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期，到清代终于臻于成熟。因此，加强对清代散文中蕴含的丰富独特的文学价值、实用价值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散文与应用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但不可否认，作为同根同源的文字书写形式，二者之间亦有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更况乎中国古代以来文学作品一直表现出互融的倾向，有时很难划分文学散文和应用文的界限。《文选序》在列举了各类散文文体之后，总结道：“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9]可知在萧统看来，各种文体都具有审美价值和娱乐作用。诗赋等以抒情体物为主的作品固然是这样，诏诰表奏等各种实用性文体也是这样。因此，对当今应用文而言，除了与古代应用文一脉相承外，也一定会从古代散文中汲取营养，增益自身。
清代散文，在清代特殊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既有对传统散文中的经典概念和范畴的深化与总结，又有对新的文学观念和语言观念的探索与开拓，散体文、骈体文和赋体文均得到了长足发展。散体文崇尚质朴，不拘泥于形式，偏重立意，对当今应用文的主旨把握产生了影响;骈体文讲究对偶平仄，又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学问并重，注重引经据典，恰好为现今应用文写作中材料的选取打开了思路;赋体文严其体制，标其高格，在审题、层次、用韵、平仄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范，为我们现在应用文撰写时结构上的程式性和条理性提供了帮助。通过对清代散文不同体式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文学作品的特色与范式，也可以丰富现在应用文的撰写，从而更好地发挥应用文在当今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N].光明日报，2015-04-02（016）.
[2]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52.
[3]方苞.方苞集[M].刘季高，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28.
[4]汪中.新编汪中集[M].田汉云，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5：443.
[5]林联桂撰.见星庐赋话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9.
[6]林联桂撰.见星庐赋话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4.
[7]林联桂撰.见星庐赋话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4.
[8]陈柱.中国散文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
[9]萧统.昭明文选[O].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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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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