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认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华器乐之世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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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华器乐在与西方器乐的交流互鉴中，自有一种在自我认知范式下的以科学理性为艺术根柢，以人文价值为目标侧重的“天人合一”感悟诠释系统，其艺术美学品格表现在“永恒之当机”的瞬间体验之时代性价值和"法天象地"的科学性认知。建构中华器乐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既包容圆融又独树一帜的音乐愿景，就要深入挖掘并激活中华器乐所承载的思想智慧及其知识认知范式，建构起能够真正体认中华器乐生命特质的世界音乐品牌。
　　【关键词】中华器乐;西方器乐;人文价值;科学理性
　　【中图分类号】J632                             【文献标识码】A
　　中华传统器乐文化，或拉或吹或敲或弹，或弦或管或钟或鼓，仿天地自然之声，抒胸中恢宏之情，建立于农业生产文明的经济基础之上和礼乐教化的形上哲思之中，经过几千年儒道佛思想的涵泳，形成了中国器乐殊胜的文化生命价值设计与科学理性诠释的必要条件，伟大中华民族的心灵，在传统器乐中得到了最真最善最美之体现。比如宋·朱长文《琴史》引蔡邕论琴之制“伏羲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平象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象四气”[1];再如宋·陈旸《乐书》论琴曲之名：“‘畅’则和畅，‘操’则立操，‘引’则引说其事，‘弄’则习弄之，‘调’则调理之。”如帝尧之《神人畅》《大章》、孔子之《龟山操》《猗兰》、师旷的《清徵》《清角》等是也。概言之，圣人制琴名道想要传达的是天地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敬畏和尊严，是欲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浑然与浩然。任何率尔全称的论列不同民族音乐文化之优劣，或简化不同音乐文化自身的有机性之联系，或以西方唯美艺术文化作为生命唯一之阐释，忽略不同艺术生命的可能可贵之选择，都是吊诡的泥淖。中华器乐以其礼乐教化的人文价值与“法天象地”的科学理性相圆融的音乐美学为品相，使其在世界多元器乐文化中既互鉴交融，又独树一帜，这是中华器乐的使命担当，更是创造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器乐品牌的必由之路。
　　一、中西器乐的特质比较
　　在中西经济文化互动，注重民心共振，感受不同文化色彩，增进相互了解认知，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器乐必须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析理论道，侃侃而谈，改变充满原始厚重的文化异化窘境，体证独具中华传统文明的人文价值情怀和科学自然理性，使中国传统器乐本具的自圆知识系统熠熠生辉。
　　诚然，人类以不同于文学、绘画等“意义语言”的乐器自然音响，在表达诠释生命情绪上，显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叹气、欢乐、哭泣等声调强弱，明显有跨民族的共同特性;另外，在音乐的时值上，对人类情绪的影响也有其共同的心理和生理基础，例如节奏的快慢常就界定了乐曲的基本属性。慢，一般与抒情、平和关联;快，则带有轻快、畅快之感。然而，这距离丰富的音乐文化世界还差之千里，不同民族的音乐艺术，从价值体系到表现手法都有它文化的殊异性，尤其音乐艺术往往关联不同民族文化生命深层之情感。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器乐艺术如抽象画一般，很难像文学语言一样说它准确的表达什么，这就产生了器乐艺术选择性收听和自由想象的创造性解读空间。西方音乐美学偏重强调“纯粹之艺术”“纯粹之形式”的一套普同性思维来取得艺术聆赏;中国音乐文化强调“文以载道”的艺术表现技巧与人文价值精神合成一完整的有机系统而行音乐认知。比较中西音乐美学的差异，在于能够认知西方音乐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唯美”文化面相和中国音乐建立在价值智性基础上的立德树人“礼乐教化”生命面相，进而能够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自圆系统，更加映现出中国器乐天地人和谐共生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的真正深刻与宽广。虽然中西对音乐的人文价值和科学理性都有关照，但关照的侧重、向度、方式、方法和阐述，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国人跟西方人是各领风骚的。中国传统器乐是一种在人的自我认知范式下的以人文价值为目标的对音乐世界心性、气性、人性等价值生命和理性知识的感悟理解方式;而西方器乐是一种在人的科学认知范式下的以形式唯美为目标的对音乐世界交响、协奏、独奏等唯美生命的感悟理解方式。但中西器乐文化无论是西方的从宗教圣乐之“必须”到形式唯美之“享受”，还是中国的从圣人教化的“必须”到真善美的圆融，其交汇都离不开音乐是人之为人的社会文明轴线。
　　中国器乐特质是以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音乐风格内容组成的，有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审美理想等深厚的哲学根柢，它以音乐音响情、韵、色、味的复杂变量音乐语言作为风格和本体的内部因素，以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有机宇宙观相契合的音乐风格演变为根柢，形成了中国器乐特质的宇宙观、方法论和心理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儒释道人文精神的音乐内化及其音乐文化的具体操作和形态特征。相比之下，西方音乐文化是以“乐音运动形式”的和声论音程论为基础，从而认识理性多声的复杂性和音响变量的多样性，其音乐风格史观的主线是以作曲家创作艺术风格的直线进阶式发展为基础，是一种与牛顿的宇宙观相契合的机械史观。因此，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中国器乐，维系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一定是体系性的，是独立完整的，是以儒释道文化意义界定的，不同于西方把音乐的物理数学特征和抽象唯真概念作为理解音乐意义的基础而排除音乐音响的丰富人文性差异。中国音乐一定要从西方音乐体系的附属和补充中站立起来，创建自己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中的独特中国音乐品牌。
　　二、中西器乐的美学追问
　　当以礼乐文明为特质的中国器乐和以唯一真理为标准的西方器乐遭遇时代性和科学性的美学品格诘问时，它们能否关照到“永恒之当机”的时代性价值和“法天象地”的科学理性呢？应该是各有其自圆的肯定系统。
　　第一，关于时代性的美学哲理考量。音乐当随时代，时代乃艺术之生命，生命蕴于“永恒之当机”。时代性的考量在音乐创造和艺术欣赏及文化价值上，是每个人由生命经验而体得的智慧意象，它当机而发，“即身而沒”，无法只是般静止地在人与人之间做纯然“客观”的累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的后来者，并不代表就有新特的创造和较高的成就，反最需以赤子般初心不改的定力而彰其本真;再者，我们所处之“现代”，因信息发达而世界迅速走向同质化，反最需以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下所产生的多样性来给予激发而创造出更多的时代价值和文化资源。也只有像生物基因库般，保持基因的纯正健康和丰富多样性，文化发展才不致因过度的流俗和同质化而趋于疲枯。当然，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原本都有其共同的本质处境，如生、老、病、死，如顺、逆、通、塞，这种生命文化的共通性，一方面提供了人类心灵共鸣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因其本质性，艺术之深刻乃不可能在此回避，经由美学理念及表现手法的掌握，我们也就能领略不同文化中的种种生命感受，时代性在此也只说明不同时空下常见的生命态度及艺术风格而已，过往的一些心靈的生命智慧至今仍为人们所惊异赞叹。就如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是二千多年前仍光照至今的大家;屈原、李白、杜甫是千枯不朽之诗人;释迦摩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是全世界膜拜的宗教圣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永远是照耀人类智慧的先哲。面对原汁原味的中国器乐，不同面相的乐器生命智慧永无“过现”，无论是清微淡远的文人代表乐器古琴，或是“大弦似秋雁，小弦似春燕”的历代宫廷乐器之箜篌，还是唱“大江东去”文武兼备的琵琶，抑或是空灵清透深邃高远的笛箫，抑或“玉柱冷对寒雪”偏圆互见的筝乐，还有如泣如诉的胡琴，喧闹欢腾的锣鼓钟罄，天籁之音的埙，等等，这些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八风”“八音”，所演绎的山水田园之自然生态、人世际遇之生命过往、有情宇宙之宏大史诗、日常生活之美妙情趣，原本都有它本质的主动选择和“永恒之当机”[2]，音乐生命也只有通过内化不同时空、不同器物之智慧，其境界、格局、胸襟、情怀才更能开展。无疑，中华传统器乐的唤醒和光大，务必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典音乐文化传统中，寻找出其“永恒之当机”的文化基因和美学奥秘，因为，中华民族器乐，积淀着各个不同历史时空下的文化品性，融汇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生命律动、爱恨情仇、精神灵魂。中国文化论人有“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而“器识”又常以“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涵括之。在趋于同质化和抽离生命实际经验的科技、信息、理性社会，我们能够强调文化的多元独特，赋于生命以多彩鲜活，尊重世界之多样性，其实乃“良有以也”。鉴于中国传统器乐经典在历史的时空中已成就的精微与自圆，要提升音乐的生命境界，拓展人们的现实心灵，就必须谦虚如实地面对原汁原味的传统器乐。中国传统器乐既广涉情感、心灵、价值、教化的儒佛道文化特征，又涵括音响、音律、音韵的古代诗词、歌赋、元曲、杂剧不同体裁指涉的文学艺术和物理数学知识，许多研究者发觉，仅以客观理性的科学概念和实证求真方法去研究中国器乐，就会南辕北辙，连门都进不去。因为，器乐音乐鉴赏的主观性、习惯性、选择性、想象性，在涉入丰富文化审美意义或特质性极高事物之解读时，一定会仁智各有其见，这也是音乐情态时值“描述”常比音乐概念“分析”更容易接近当机时空下音乐真相的原因。其实，中西器乐的很多经典作品，不乏有追问天地、叩指上帝、诉于神明、合于道妙、命运交响、灵魂安放等终极性主题，其品质的高远、哲思的深度、形上的超逸、内容的丰阔，都远远超乎时空而成为人类的永恒宝藏。 　　第二，关于科学性的美学品质诘问。人类认识音乐世界的途径和方法，一方面通过人文的、价值的、心性的、多元的文化思维，使我们深刻体味到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鮮活而生机盎然的音乐生命面相，这种殊胜是感性的、致远的、意象的、描述的， 是客观性科学性所无法实证分析丈量的，这尤其是中国传统器乐极强人文价值性的一面。然而，这本来极鲜明殊胜的特征，若忽略音乐的客观性、科学性、逻辑性之理性一面，则罔而如坠迷雾，殆而走火入魔，也犹如“车之两轮”“羽之两翼”而失之平衡，无能行稳致远。西方器乐产生于工业革命的科学理性背景之下，形成乐器的工业化生产制作、技术工艺水平的统一美、乐律音响的数学物理指涉考量，追求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普遍规则的“唯一真”主客二元哲学思维，把人的主观意识、精神情绪、价值观念与物的客观存在、性状机能、形式表现二分起来，强调人对物的主宰、支配，或物与人的非融会贯通，这是西方音乐文化的特有面相。概括中西方音乐器乐，或人文价值优势，或科技理性强势，“逆科技”抑或是“逆文化”的不同音乐面相，都是偏执困厄的，我们应该敞开胸怀，优势互补，因为多元的文化成果，都是在彼此互动欣赏、吸收中成就自己的。其实，中国传统器乐在历史时空的磨洗中也不乏科学理性、技术工艺的探索追求，深入挖掘传统乐器在材质选用、结构造型、音色音质的技术路径;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的和谐成律;琴弦、弓索、梁轴、品相、孔口的匠道工艺;金、木、水、火、土五常乐性的相生相克之理;“八器”“八风”之规制;钟、鼓、磬、柷等乐器之创造;阴、阳、刚、柔四气之协调;天地精神之效法;吟诗、歌唱、服饰舞蹈、器乐演奏、乐队配制之礼乐等等，通过对这些千古传承的工艺技术、遗器遗曲、功夫艺道、文学哲学的科学探索和美学品读，使中国器乐不仅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根柢和道德价值底蕴，而且为衔接古代音乐技术理性而融入现代音响科技、传播科技、舞台科技等时尚元素打下坚实的客观性基础，破解“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渐趋枯竭的延续祖先记忆式的中国传统器乐传承瓶径，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的时代转型与全面升级，使中国乐器以国际的视野和话语方式走向世界，以中华优秀传统器乐文化为灵魂和根基去融通多元音乐世界的文化品格和价值取向，以中国殊胜的人文价值底蕴和鲜活的生命故事去感动影响世界，以中国器乐追求的“等比数列平均音律”（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和“中正之雅”美学表演理论，即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彩、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明·徐上瀛《溪山琴况称其为二十四况》），去融合中西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相吊诡的二元世界。
　　三、中华器乐的品牌建构愿景
　　中华器乐的每一件传世乐器，每一个经典曲子，每一段精彩典故，每一部博大精深的乐著，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密码，承载着我们祖先的过往、兴趣、爱好、记忆和艺术美学追求。比如古琴曲《归去来兮辞》的平静淡泊、奇情逸氣，《樵歌》的空寂浑厚、拙朴苍劲，《平沙落雁》的写意写形、慷慨爽快;二胡曲《良宵》《江河水》《二泉映月》听之直指人心，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要揭开传统器乐它美妙的面纱，让其靓丽动人，就要激活传统器乐所承载的智慧、思想和自圆的古代音乐器乐的知识认知范式，特别是面对西方音乐话语霸权，中国传统器乐要汇聚自身古往今来的研究阐释成果，固本开新，集其大成，创其品牌，开辟“新境界”，确定名实相称的中国传统器乐的特质名分，正如孔夫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3]。称谓和名实作为社会标识，其规范、创制、使用具有重要的并彼此而检虚实的重要作用。中华器乐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中必须建立起鲜明的诠释边界，显示中华器乐的独立性、主体性，比如我们对五音、五行、五色、八风、八器、十二律、二十四况等音乐理性世界的论证方式;比如我们对伏義琴、黄帝琴、仲尼琴、焦尾琴等乐器生命典故的人文精神向度思考;比如我们对古代《乐律全书》《律吕正论》《溪山琴况》《琴曲集成》等中国音乐美学、律学、乐学等理论著作的研究发掘[4];再比如我们对传统器乐与乐种的界定、沿革、类别、艺术特征的史鉴等等，使我们不仅能够听到远古的钟磬遗音，看到千年的乐器舞韵，复活遥远的生命温度，感悟千古的理性智慧，更激发出我们在新时代固根铸魂，寻梦开新，建构中国器乐的世界品牌，开拓创造出闪烁中华器乐精神的新场域、新公众、新方法的全新表达，展现中华器乐的前生今世和独特的现代价值，使它们不仅有丰富的生命历程和灿烂的过去，更要有尊贵的现在和走向世界舞台的风致，把中国传统器乐一向善于表达的关于家国、史诗、人生、自然、生态、情趣等不同的主题性演绎，充分地向世界展示表达出来，达到雅俗共赏、中西相融的目标，实现走出国门独树一帜的中国器乐品牌愿景。
　　在当下浮躁和功利的社会风气环境中，一些流水线式的音乐产品，抄袭模仿西方音乐牙惠，导致艺术价值匮乏、心灵情感枯竭的疲态音乐节目充斥媒介，缺乏对音乐作品原创力的挖掘和音乐本身的尊崇，缺乏新的音乐风格、作品和创作者输送的新鲜血液，缺乏对传统有限音乐资源的创新铨释和引发情感共鸣的故事，特别是中国高校的音乐教学和研究仍停留在以西释中的迴境中，这对中国传统器乐音乐的发展来说，都无疑是守着金碗讨饭吃、身边富矿不知采的最大悲哀。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器乐音乐，其生态系统必须是相与滋养的关系，比如音乐创作与音乐批评的健康互动，比如音乐教育与人才成长的规律把握;比如演奏、歌唱、互动的音乐沉浸;再比如千古遗曲、传世乐器的现代性时空回穿，等，都要建立在回归音乐本质的内容和精髓上，靠艺术家更加敏锐的感知力、更加深刻的理解力和更加细腻的表达力，靠音乐的心灵震撼力、艺术创造力、价值感染力而获得旺盛之生命，让创作者感受到创造演绎之崇高，让聆听者感受到器乐音乐心灵抚慰之美妙，奠定音乐作品宏大的叙事视野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在拨动心弦、净化灵魂、找到生命依归的音乐感悟中，体证关于中国传统器乐音乐的品牌特征。
　　中国传统器乐是人文性的，传承礼乐教化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寻求善良包容中正尔雅的美学精神;是艺术智性的，对天地人生有独到的发现和独特的表达，对生命的影响刻骨而久远;是科学理性的，能够帮助人类发现自然奥妙创造生活美好，能够探寻到音乐的真知真谛悟得天地人圆融合一。
　　中国传统器乐的人文心性 、艺术智性、科学理性，涵盖了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学、宗教学、数理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构建的生态系统，更开放地聆听对话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和智慧。中国器乐走上世界舞台，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和价值融通，必先从山脚下的沃土中扎根，于山顶处比肩站立，这就是中国传统器乐艺术大厦的建构高度和走上世界舞台的坚定自信。愿景已到来，不仅能够在中国的音乐厅领略西洋交响乐的雄辉和大气，而且也能够在乐迷们推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达拉斯麦雅森音乐厅、西雅图梅登堡中心……听到来自东方中国的优美旋律，感受到中西音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和谐共鸣。
　　参考文献
　　[1]（宋）朱长文，林晨编著.琴史[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2010.
　　[2]林谷芳.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M].北京：北京线装书局，2013.
　　[3]（宋）朱熹，喻岳衡编著.四书集注[M].长沙：湖南岳麓书社，1985.
　　[4]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刘剑（1985—），女，汉族，河南济源市人，现工作于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讲师，教务处副处长，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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