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沉思翰藻”说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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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海韵
摘要： “沉思”“翰藻”两词之对举最早见于南朝梁代萧统的《文选序》，清代阮元视“沉思翰藻”为《文选》唯一的择录标准并将其发挥为一种学说。然而考诸事实，这一说法不甚允当。《文选》面貌丰富，选录准则不可笼统而言。“沉思翰藻”说属于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诠释，排斥了对审美客体多样性的考察，归根结底是为了给骈文赢得正统地位，与散文相抗衡。由于阮元的追步者绵绵不绝，“沉思翰藻”说便风行天下;加上这一立论又契合了近代以来人们普遍呼吁“纯文学”的热望，相沿既久，习焉不察，反而使得萧统选文标准的多样性趋于模糊，对《文选》审美接受的丰富性形成了一定阻力。
关键词： 文选序;沉思翰藻;阮元;骈散之争;纯文学
引 言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唐宋以来，局部评判《文选》选文水准的言论不烦缕举，但正如朱自清所说，第一个从全书入手、抽绎《文选》择录规律的是清代阮元。[1]37检视阮元著述，可知他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文选》唯一的选录标准，不仅包含应然的内蕴，也兼有实然的内核。20世纪以来，不少论者继续发挥阮元的“沉思翰藻”说，操觚染翰，与他桴鼓相应。其间偶尔也有反思性意见，如章太炎就曾驳难说：“昭明义例不纯，《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2]75，但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无法对这一论题构成致命威胁，“沉思翰藻”说依旧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那么，“沉思翰藻”是否为《文选》唯一的去取准绳，阮元大力提倡这一论说的缘由和影响又是什么？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沉思翰藻”说释义
“沉思”“翰藻”两词之对举最早出现于《文选序》中，原文如下：
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3]2
清代阮元以“沉思”“翰藻”来指代“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两句话，认为其是《文选》唯一的衡文尺度，在著述中频频论及，如：
《与友人论文书》：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4]三集卷二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4]三集卷二
《学海堂文笔策问》：文笔之义，此最分明。盖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笔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史记》《春秋》“笔则笔”，是笔为据事而书之证。[4]三集卷二
按照常规思维，欲形成“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判断，先要明确“事”“义”“沉思”和“翰藻”各自包含的讯息，然后才谈得上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所以我们拈出“事义”“沉思”“翰藻”这三个关键词，回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语境中，可知“沉思”即是深思，“翰藻”乃是华丽的辞藻。至于“事义”，既能指事实和义理，又可指典故成语。王运熙认为此处当指前一种意思，因为《文选》中符合“翰藻”的这一类文章用典的比重并不多，如果解释为典故成语，不免过于狭窄，不能全面概括这些篇章的艺术美。[5]5本文赞同王运熙的观点。
由此不难推出阮元“沉思翰藻”说的核心：只有事实和义理是出于作者深刻的思考并被华丽的辞藻表现出来的才能算作“文”。
二、《文选》的选录标准
曹道衡、傅刚提出，讨论《文选》的选录标准必须根据《文选序》《答湘東王求文集》及《文选》收录作家作品的实际情况而定。[6]235依循这一理路，本文分别展开讨论。
（一）《文选序》所体现的编纂理念
萧统编定《文选》的理念集中体现于他所创作的《序》中。首先，他勾勒了“文”之演变脉络，说道：
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3]1
由上述表达可见，萧统将“文”视为变动不居的活物，以为“文的嬗变”是一个历史进程，由朴至华是必然走向。对于历代更迭的不同文风，萧统并没有否定它们的价值，只是说它们“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即随着时代而变化，难以尽皆把握。
他接着又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3]2
可以看出，“事出”二句原本针对的是史书中的赞、论、序，意为史家所写的赞、论、序，只有那些经过深沉构思并拥有华丽藻采的才能入选。至于其他文类是否必须契合此一标准，萧统未说。
另外，由前引文段可知，阮元在提及“沉思翰藻”时，基本都会顺带强调萧统摒弃经、史、子而不录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文”的标准。对此有必要进行一番申说。
从《选序》中透露的信息看，萧统认为“经”具有神圣性，乃“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不可 “重以芟夷，加之翦截”，即无法进行删节，因而不方便录取;虽然他说由于子部“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所以不可入选，但事实上选集中的《过秦论》和《论文》分别来自贾谊的《新书》与曹丕的《典论》，而《新书》和《典论》均为子书;史部中只有符合“沉思翰藻”的序、赞、论被收录，至于为何不能全篇录入，有论者的观点是，史书卷帙浩繁，南梁不过是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残喘的短命王朝，没有精力、财力网罗宏富的史籍进行大部头图书的纂集，因而只得择其精华。 此处无意深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选序》中，萧统并没有否定质朴文风，也没有以“沉思翰藻”为是否为“文”的唯一标准。经、史、子不被收录，并非因为它们非“文”，而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
（二）《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与雅正的文学趣尚
《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是萧统给弟弟湘东王萧绎的书信。萧统就自己对“文”的体认有这样一段论述：“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7]155可以看出，仅能铺排藻彩的文辞断不会被萧统欣赏，还得兼有“雅正”的意味，不野不浮，才可契合他的文学趣尚。
这种好尚“雅正”的倾向也体现在萧统选文的去取上。《文选》中收录诗歌24类，460多首，却没有艳情诗的踪影;成书时代稍晚于《文选》的《玉台新咏》中则收录了大量的艳体诗，其中不乏符合“沉思翰藻”的作品，如《艳歌行》《合欢诗》等，但都被《文选》弃而不录。另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不受《文选》的青睐，无一入选。种种迹象表明，萧统严格遵循“雅正”的旨趣。
这种尚雅的倾向有着深刻的渊源。观察萧统生平，可知他自幼接受儒学熏陶，恪守礼仪。史书中记载：
（萧统）生而聪叡，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东宫。太子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8]165
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8]167
不难发现，萧统对太子身份有着强烈认同，时刻置经国大业于首位。在这种认同的驱使下，他编辑《文选》的举动就不可被视为单纯的个人爱好，而是代表着官方的态度，有着垂范天下的政治动机，偏好“雅正”自然就是题中之义了。
（三）《文选》的收录实况
考察《文选》事实，可发现符合“沉思翰藻”这一条件的篇章固然占据主流，却并非绝对。譬如，史书上记载《易水歌》乃荆轲即兴而为，并非出于沉思，但也被纳入《文选》;与萧统生活时代大致相当的钟嵘，欣赏“辞采华茂”的诗歌，对古直贞刚的曹操诗和豪华落尽的陶渊明诗评价不高，可《文选》还是收录了8首陶渊明诗歌和两首曹操乐府。
再比如说《文选》中的《博弈论》本是三国东吴时期的韦昭所作，目的在于对“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的社会积弊大加挞伐。[9]998有论者认为，这篇文章被素来喜欢简约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全文引录，可见当时人并不认为《博弈论》风格华丽。萧统之所以对这篇文章青眼有加，是因为梁代弈棋之风大盛，自梁武帝以至公卿皆以博弈为能事，继而荒废朝政。萧统对此等社会风气颇感忧虑，因而选录这篇文章以起到警示作用，看中的是它的社会功能。[10]93
诚然，受六朝风习的浸染，萧统本人也好尚华丽，因而使得“沉思翰藻”成为《文选》的典型特征。然而，将典型特征等同于纯一特征，就未免武断， 排斥了对审美客体多样性的考察。萧统在个人著述中并未明确鄙弃质朴的文风，也没有将经、史、子驱逐出文学的苑囿。另外，他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这就决定了其在编纂《文选》的过程中必然要收摄种种政治因素，所以他也注意作品风格的雅正，希望有裨教化。再者，他的文学趣味是多元的，虽然喜好雍容典丽，但也不排斥气韵沉雄、质朴纯真的作品。概言之，“沉思翰藻”绝非能够包揽全书的去取准绳，《文选》的选文标准是多元的。
三、阮元“沉思翰藻”说的缘起、缺陷及影响
（一）“沉思翰藻”说缘何而发
由上述分析可知“沉思翰藻”说是阮元对于《文选》的一种片面阐释。那么他为何要置事实于不顾，以“沉思翰藻”为文章的根本特征呢？本文认为主要是为了给骈文争得文章正统地位。而他之所以青睐骈文，当是出于以下两点原因：汉学家的文学趣尚和对《文选》的尊崇。
阮元是乾嘉汉学后期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曾说，阮元“长于归纳，其法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乃为之统整，加以条贯”[11]53。可知，阮元才学富赡，“宁繁勿漏”，有着充足的知识储备。而骈文这种体裁恰好注重对偶、用典和藻饰，避免言之无物、浮泛空疏，要求创作主体学养深厚，是驰骋才华、炫耀博学的最好载体，这也恰恰契合了阮元这位汉学家的好尚，因而受到他的推尊。
其次，阮元一生与《文选》有着不解的缘分，对《文选》很是尊崇。虽然他祖籍为江苏仪征，但是长年生活于扬州。扬州一地的选学传统极为悠久，隋唐时期的曹宪、公孙罗、李善、李邕等选学名家即为扬州学派代表人物;阮氏家族即坐落于扬州旧城的文选巷;在阮元42岁时，文选楼建成，他十分郑重地写了《扬州隋文选楼记》和《扬州隋文选楼铭》，以此彰显他对于《文选》的重视。
其实早在阮元发蒙时，就跟从甘泉老儒胡延森学习《文选》，正如他在《定香亭笔谈》所说：“甘泉老儒胡延森，年八十，而精神强囿，为里中诸老之最。余八岁时初能诗，有雾重疑山远，潮平觉岸低之句，先生亟赏之，即以《文选》授予，因以成诵。元幼时卽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纂诂》二百一十二卷，犹此志也。”[4] 二集卷二可见，《文选》对于他的影响十分深远，对他成年后的治学道路有所引导。
王运熙曾指出：“萧统选文，重在骈文家的语言辞藻之美。”[5]11正如前文所说，华丽的确是《文选》风格的基本价值尺度，因而受《文选》影响颇多的阮元对博雅典丽的骈文更为倾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清代文坛上发生过影响深远的“骈散之争”，即围绕骈文和散文孰为文之正宗的大讨论。桐城派宋学家以继承唐宋八家为宏旨，以道为本，排斥骈文，强调古文不可入“魏晋六朝藻丽俳语”，好尚骈俪的《文选》自然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焦点。而汉学家孔广森、汪中、江藩等则工于骈文，他们认为古文家束书不观、学养浅薄，所作散文也极尽空疏之弊，因而要大力扭转此等风气。面对宋学家的大肆攻讦，他们极力给骈文正名。毛先舒从《周易》等先秦古籍寻找骈体的起源，以为骈体源于天壤自然之妙。凌廷堪也说：“屈、宋鸿篇，为辞林之正轨;班、张鉅制，乃文苑之大宗也”[12]78，以屈原、宋玉的楚辞和班固、張衡的大赋为文之正宗，不过是为了给骈文张目。 到了阮元，为了使骈文理论更为完备，他不仅强调“沉思翰藻”，还挖掘了远在魏晋的“文笔之辨”，藉此厘定“文”义。他在《文言说》中申述道：
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笔者按：在《书文选序后》中，阮元指出《文言》“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几三十有五”。）……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4]三集卷二
在《文韵说》里，阮元进一步做了补充：
福问曰：“《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据此，则梁时恒言有韵者乃可谓之文，而《昭明文选》所选之文不押韵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论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4]三集卷三
这两篇文章一脉相承，都在探讨文的标准，概言之，即有韵律、藻采、骈偶的才可以算作文，缺乏文采的单行无韵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就是说只有骈文才是“文”之正统，而古文只能算作是“笔”。当阮元之子阮福质疑为何《文选》之文多不谐韵时，阮元辩驳道梁代所说的韵“固指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之所言平仄也”[4]三集卷三。在把“韵”由单纯的脚韵泛化为句中声律（即平仄）后，阮元将《文选》中虽然不押脚韵但是富有藻采、行文骈偶的篇章也纳入合韵的范畴，让自己的理论形成一个闭环。
（二）“沉思翰藻”说的理论缺陷
推敲阮元的思维方式，可发现诸多不甚恰当之处。首先，通過查考文献便可知，六朝时期“韵”多指脚韵，并非如他所说乃是平仄，如：（曹）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13]1356
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14]1416
其次，“文笔之辨”与“骈散之争”并没有形成有效对话。骈文、散文之根本区别在于散行和骈偶，不在于韵。章太炎就曾批评道：“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偶丽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籍此证成，适足自陷。”[2]75阮元极力辨析骈文和散文之差异，却没有抓住两者的根本不同，所作论断也不攻而破。
最后，他以《文言》为千古文学之祖，不免有些不着边际了。果真如此，那么《十翼》中其他体制异于《文言》的篇章就不得为文了吗？章太炎说：“即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象》为占繇，占繇故为韵语;《文言》《系辞》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说卦》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 [2]76可知《十翼》各篇因所司职能不同而各有体制，并非仅有《文言》才算作是文，阮元的说法过于狭隘。
由此我们不难得知，阮元以“深思翰藻”说和“文笔”说为支柱的骈文理论看似封闭自足，实际上都有师心自用的成分，掩盖了古人的自身理路。与其说“沉思翰藻”乃是否为文的裁断尺度，不如说是因为它更接近阮元心仪的审美传统。阮元意欲压倒古文为骈文争得正统地位，因而无限放大骈文富于藻彩的典型特征，以与当时声势显赫的桐城派针锋相对。也许对自己的偏执有一定觉察，但为了有效地支撑个人观点，他不惜对“沉思翰藻”作主观性阐释。
（三）“沉思翰藻”说的后续影响
阮元仕宦显达、著述宏富，在政坛和学界都颇具威望，追步者绵绵不绝，因而他的学说很容易流播天下，得到广泛认可。“沉思翰藻”说的风靡当与此有莫大干系。
阮元之后半个世纪，仪征学人刘师培赓续阮元文脉，也对“沉思翰藻”进行了阐释：“文笔区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辑《文选》也，以沉思翰藻者为文，凡文之入选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谐畅，默契律吕之深”[15]290。刘师培并不认同阮元将“韵”泛化为句中平仄，但依然认为《文选》以“沉思翰藻”为选录标准，就算不押韵的文辞也必然“默契律吕之深”，有着抑扬顿挫的规律。可见事实上他仍处于阮元说法的余波中，没有彻底修正阮元的观点。
为何“沉思翰藻”说在近代以来被普遍认同、光景常新呢？笔者推断，是因为它迎合了广受推举的“纯文学”观念。翻检近现代的文学史不难发现，诸家都将“沉思翰藻”视为文学独立的先声，击节称赏。杨鸿烈评价道：“（萧统）认为是文学的，必须有两个条件：在内容方面要有情感，在形式方面要美丽。这样的文学观念在齐梁时代就有过，这很可以算中国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光荣的事。”[16]4莫砺锋指出：“萧统在他的《文选序》中所表达的文学观，特别是他的文学‘独立’观就显得难能可贵了。”[17]170曹道衡认为：“《文选序》不录经、史、子三部之作，实际上是将集部与经、史、子三部区而别之。此举虽与今天的‘文学作品’仍有不小差异，但毕竟较之前人有了一个更接近今天的文学概念。”[18]4
总而言之，阮元的“沉思翰藻”说虽为片面阐释，但恰好顺应了近代以来人们广泛呼吁文学独立、脱离经史子的愿望，所以众多论者在狂欢之余，往往没有客观冷静地分析《文选》选文多样化的事实、没有细细寻绎阮元拈出这一论题的理路，就先入为主地将“沉思翰藻”视为应然的原则和判断。这种预设色彩过于鲜明的阐释起点容易导致对相关文献的解读流于机械。 结语
阮元的“沉思翰藻”理论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并不全然符合实际。究其原因，“沉思翰藻”说不过是阮元为了给骈文争得正统地位而刻意标举的主张，属于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诠释，故而有以偏概全之嫌。后学没有查明阮元运思之发端，未及客观考察便大力推举，使得这一观点风行天下、积重难返;加上此一立论又契合了近代以来人们在西方思潮影响下普遍呼吁“纯文学”的热望，相沿既久，习焉不察，反而使得萧统选文标准的多样性趋于模糊，对《文选》审美接受的丰富性形成了一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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