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视角下的《离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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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宏玲 何雪凝
摘要：《离婚》历来被称为鲁迅创作中比较难懂的一篇，已有的研究从意识形态、多层次内涵、社会史、文化权威符号等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基于此，从空间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挖掘鲁迅小说中凸显空间意义的原因，发现多层次不同空间及其互相影响，分析其中的依据，从而探寻相互并置所形成的特殊美学效果。
关键词：空间叙事理论;空间并置;权利规训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 7836（2019）10 0109 03
《彷徨》产生于五四落潮，新文化运动内部出现分化时期。当时的鲁迅像散兵游勇一样孤独，其文集最后一篇《离婚》也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与封建势力重压下对农民的关怀。《离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1）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爱姑的形象具有双重性。虽然有农民式的野蛮勇气，但也有抗争的不觉悟性。（2）在阐释学理论框架下，有人认为小说显示出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情感，源于作家鲁迅自身的真实体验，是鲁迅关于自身婚姻不幸的思考和与兄弟失和的纠结。（3）以社会史研究为切入口，有学者重点考察七大人与爱姑所处的乡土社会的“绅”—“民”关系，以及其中威严绅权的基础、特征，以及对农民的戕害。（4）在性别政治视域下，有学者深入分析使爱姑彻底服膺的原因——七大人的文化权威符号。自古以来，以男性为主体的精英文化权威，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乃至各个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而女性好似棋子，身份卑下任人摆布，这种精神传承到近代，依然顽固不变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
以上研究无疑对《离婚》这部作品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度阐述，但另一种研究思路也应该得到重视，即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进行解读。王富仁先生指出：“重视环境展现，把环境的展现放在小说创作的首要位置，是《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1]
在研究领域，以单篇形式探讨《离婚》的空间意识的研究并不多。张华的《〈离婚〉的空间形式及其文本解读》与陈娟的《<离婚>：关于近代乡村基层权力空间的寓言》，这两篇论文从场景入手分别探讨了作为空间形式小说的《离婚》对读者阅读时“反应参照”的要求，以及将离婚这一事件从私人空间移入士绅客厅这一具有乡村公共权力的空间，及其所具有的权力结构特征。这两篇论文对发掘《离婚》的空间美学无疑具有开拓和启示作用。但继续思考下去，会有这样一些疑问：为什么鲁迅在小说中凸显了如此强烈的空间意识？与士绅客厅相对的另一些空间——航船，有何美学意义？士绅客厅又是如何将爱姑彻底规训的？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思索，以求能发掘出《离婚》中不同空间相互叠印所形成的特殊美学效果。
一、空间意识的重现与凸显
叙事是一种言语行为，而言语首先呈现出线性、时间性的特点，因此在传统小说中，故事的叙事时间被凸显到首位，而故事中的空间则弱化为背景，仅作为“故事发生在哪里”的后台被忽略掉了。只有到了现代主义的小说中，作家们才着重思考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到底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世，空间意识开始受到重视。
鲁迅关注的是“现在”，而“现在”凸显的不是时间的流动而是空间的存在，时间在鲁迅的思维构架中是一个重复乃至不变的意象。“几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标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2]时间消退，光怪陆离、荒诞离奇的空间凸显到前台。人于“现在”这一特定的时空点上，如何选择存活的方式以及存活的价值。鲁迅是一个与“时间主义者”相对的“空间主义者”，“时间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关注的是空间未来的变化，自我未来的需要，而空间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关心的只是现实的空间环境，现在自我的人生选择：正视现在、正视现在的空间环境;正视自我、正视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鲁迅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3]空间意识是创作构思中的重要一环，是探索鲁迅思想的一扇重要大门，也为挖掘其作品丰厚内涵意蕴提供了依据。鲁迅将叙述的大环境空间设定在相似于绍兴江南水乡的沿海乡村，一是源于故乡情结，一是源于创作目的。
从故乡情结来说，鲁迅在十八岁到南京读书之前，一直生活在绍兴，故乡是他最重要、最熟悉并投射了感情的存在空间。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眷恋故乡，如《故乡》里回忆与闰土少年时的友谊，《社戏》里水乡看戏的热闹温馨，《朝花夕拾·小引》中忆起儿时故乡所吃蔬果的鲜美可口等等。但另一方面，鲁迅自己却又不止一次说到他不爱他的故乡。少年时由小康坠入困顿而被称为“乞食者”的经历，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但不管是眷恋的爱，还是创伤的痛，故乡是个体经验的首要来源，也是最重要的来源，尤其是对故乡的复杂情感，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当故乡进入审美创作时，便承载了创作主体的价值态度，“故乡情结提供了鲁迅的创作素材和灵感的源泉。”[4]
从创作目的来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他的创作目的是对国人的魂灵进行暴露、拷问和改造，由此也决定了鲁迅必然将笔触伸向最能暴露国人魂灵的地方。与城市相比，乡村当然显得极其封闭，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病态思想更为严重，更显出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6]的等级森严的权力秩序。正是这样的文化权力空间，使本来泼辣野蛮的爱姑最终心悦诚服地以“谢谢慰老爷”而接受了离婚的命运，人的奴性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但《离婚》中的沿海乡村又不同于完全封闭的内陆乡村，沿海鄉村由于地理优势，其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新的思潮比较能够进入当地人的视野，因此爱姑的离婚能够拖了三年之久，由此空间中呈现新旧文化的复杂纠缠，其矛盾在这种空间凸显与碰撞的反应下，显得尤为激烈。
二、空间维度的并置
加布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叙事中空间再现的三个层次”[7]，强调了空间是一种读者积极参与的建构过程。按照这一理论分层，可以将《离婚》的叙事空间划分为：（1）地志的空间，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航船、魁星阁、慰老爷家等。（2）时空体空间，由事件和运动形成的空间——爱姑与木三爷从木莲桥坐上航船，途经魁星阁、庞庄而经慰老爷家大门、大厅最终进入客厅。（3）文本的空间，主要是视角结构，从而影响叙事中空间的重构，形成不同的关注点。《离婚》中采用两种视角，在与村民交流的航船上采用全知者视角叙述，这样的视角有利于快捷介绍小说的人物及背景。而一旦进入慰老爷家大门，则几乎完全使用爱姑这一内视角来完成。在爱姑眼中，慰老爷家这一本来是物理形态的存在空间，便转换成为权威空间的象征。空间再现并非是场景的简单组合，而是由一系列流动场景构建起来的包括地志、时空、文本及其他多种因素在内的复杂精致的空间复合体。之所以要先划分出《离婚》的三个层次的空间，首先是要明确《离婚》文本中所具有的强烈空间意识，其次是理清其空间的具体呈现，为探讨多层次空间相互叠印所显现的丰厚美学效果提供依据。 总的来说，《离婚》呈现出两个“并置”的空间形式，一是在航船上爱姑与村民的交流空间，二是爱姑与七大人、慰老爷等人交锋的空间。从时间上看，从航船到慰老爷家存在时间上的顺接，看似不是“并置”，但其实在航船上发生的事与在慰老爷家发生的事，没有传统小说中时间的因果逻辑关系。“现代主义作家总是通过‘并置’这种手段来打破叙事的时间顺序，从而使文学作品取得空间艺术的效果。”[7]因此这种写法突出的是爱姑在不同空间里与不同人群形成的空间对峙，从而呈现出两个空间并置的效果。
三、空间蕴含的权利规训意义
鲁迅将航船作为叙事空间，是具有特殊含义的。航船是水乡民众日常出行的工具，也是人们进行公共交流交往的开放性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信口直言。所以在航船中，爱姑与不同的“熟人”相遇，通过“熟人”之口简洁地说明爱姑与父亲的目的。因为乡邻对爱姑婚姻情况的了解，众人对庄木三的霸道的敬畏，爱姑要离婚的主张便轻易赢得了大家的支持。不仅如此，航船这一空间的交谈还为爱姑营造出自己及父亲地位的优越感。可以说，航船这一空间被构建成了客观和主观都对爱姑有利的社会环境。
除此之外，航船也存在文化意味。江南水乡的航船，由来已久，周作人在《乌篷船》谈到：“在我的故乡那里……除了在城内或者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蓬的大抵作航船用。”[8]乌篷船是大户人家自有的专船，而爱姑与庄木三坐的是靠站下客的航船，说明即使庄木三在“沿海三六十八村”吃得开，他也只是普通的乡民而已，与慰老爷相比，二者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判然有别。
爱姑从航船走进慰老爷家，其路线是颇有含义的。“他们跨进黑油大门，便被邀进门房去。”经长年领着经过大厅，最后才得以跨进客厅的门槛。繁复的房屋设计不单单具有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其所具有的符号功能，在物质形态的“能指”之外，始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它的“所指”——意识形态。在进入慰老爷家大门前，爱姑首先看见的是“一列地泊着四只乌篷船”，这其实暗示了她潜意识里已经有了地位高低的念头。当跨进门房，坐着的是船夫和长年，是最低等的人。爱姑暗中受到了等级森严的建筑物空间秩序的规训。因而在航船上信心百倍的爱姑，一进入慰家大门，便处于劣势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局促不安起来：“难道和知县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么？”但她坚信“知书达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又自认为当时自己是“三茶六礼定下来的”，“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所以泼辣的爱姑坚持要进去为自己的婚姻争辩。如果说此时爱姑的蛮性还能支撑她去寻求所谓的“公道”，那么接下去进入到慰老爷客厅这一私人空間的遭遇，则是让爱姑彻底地屈服的关键。
客厅本是私人场所，但在《离婚》中，客厅成为半开放性的议事场所。这与中国近代的国情是分不开的，乡村内的领袖，不仅具有领导治理能力，还具有一定的威望，在维持秩序、解决乡村内部的矛盾方面具不可逾越的的权力。家住在象征了文运的魁星阁的慰大人就代表了当地权威，而他家的客厅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进行判决的权力场所，而这个场所，也被戴上了看似公平公正的道德帽子。但沿海乡村毕竟也感受到了城市的新风潮，爱姑折腾的离婚才能一拖三年之久，由此也可见，此时乡绅的权威与完全的封建宗法社会相比已有弱化。但慰老爷的客厅还是让爱姑乖乖地接受了离婚的结果，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七大人。七大人在慰老爷的客厅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慰老爷家的亲戚，家住城市而非沿海乡村。七大人的存在使慰老爷的乡绅客厅扩展为城绅的空间，从而使爱姑最终被彻底驯服。
空间对爱姑的驯服是渐进的。爱姑刚进客厅，于众多客之中只一眼见到七大人“红青缎子马甲发亮”。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明显的身份地位的标志。如果说之前爱姑因建筑物的空间秩序受到了潜在规训，那么客厅里七大人的服饰则进一步让爱姑认识到等级的差异和权利的威严，服装将权力空间划分为等级空间。其后，七大人逐渐强化了他比乡绅（慰老爷）更具权威资本的城绅身份。爱姑努力为自己争辩，声称实在不行就“大家家破人亡”。面对爱姑的蛮横肆意，慰老爷已无他法。
此时爱姑和七大人的交锋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一开始爱姑寄希望于七大人能主持公正的幻想，到客厅这一封建地主阶级运筹之地的描摹;从对七大人形象描写的丑态毕露，到爱姑的被人孤立、局促不安。她和七大人之间的交锋，是和封建势力的交锋，但同时爱姑的这种抗争也是盲目的、悲哀的。最后七老爷对爱姑说的几句话，成为压垮爱姑的关键。七老爷的一番话中，首先摆明的是“年纪轻轻”——以长幼尊卑来压制爱姑的身份;然后用传统宗法制度的准则来训导爱姑——“公婆说‘走！’就得走”;随后说出更能显示他城绅地位的话——“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七老爷将各地排了次序，将沿海乡村的空间延伸到府里、上海北京以至于外洋的空间，这样的排序成为表征文化权威的空间符号，最终经由从洋学堂回来的尖下巴少爷毕恭毕敬地证实，旧的封建文化资本与来自北京上海乃至外洋的新文化资本相互勾结，形成新旧夹杂的文化权威空间，七老爷坐实了文化资本的权威代表，容不得爱姑反驳，最后一声“来兮”，让爱姑彻底服膺。
四、结束语
航船与慰老爷的客厅本是两个并置的空间，但这两个空间都展示了由上对下的权力逼压，不仅沿海乡村是这一状况，七大人还牵出了上海北京外洋。沿海乡村的生存困境推及到全国乃至世界，各个原本独立的空间于此汇集为一个充斥着权力规训的整体。读者最终感受到的不再仅仅是发生在小乡村的简单故事，而是由爱姑离婚牵出的一个个或可怜或反抗或借势的众生相，以及由此建构的人类长久以来逼仄的生存环境。正如巴赫金所说：“创作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贯穿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绝对不是。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9]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魯迅.热风·随感录（54）.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王富仁.时间·空间·人[J].鲁迅研究月刊，2000（4）.
[4]刘思源.鲁迅的故乡情结[J].鲁迅研究月刊，2002（8）.
[5]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5.
[8]周作人.周作人作品精编[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9]陈婵.《离婚》：关于近代乡村基层权力空间的寓言[J].中国文学研究，2011（4）.
Interpretation of Div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ory
NI Hong ling1， HE Xue ning2
（1.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Zunyi Normal University， Zunyi 563000， China）
Abstract：Divorce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difficult article in Lu Xun s work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make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ideology， multi level connotation，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authority symbol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interprets Lu Xun 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ory，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highlighting the spatial significance in his novels， discovers the multi level different spaces and their mutual influence， analyzes the basis， and thus explores the special aesthetic effect formed by mutual collocation.
Key words：space narrative theory; space collocation; right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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