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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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动机、自我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城市适应程度、维权意识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别;而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遇;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又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市民化的主流群体，这一切都表明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和特点
1.1 外出务工动机：由“生存型”转向“生活型”
基于人口流动的“推力-拉力”理论，第一代农民工出外务工往往是源于农村的推力，农村贫瘠的生存、务农条件迫使他们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追求“生存”的基本温饱需求是第一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的主要动机。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过客”心理，过着一种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频繁往返流动的“候鸟”式的生活方式，把赚钱养家糊口作为在城市务工的主要目标。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期盼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渴望在城市实现安家立业的理想，成为城市户籍市民。
1.2 身份认同：由农民向工人或市民身份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中学毕业后即外出务工，并没有体验过农村的务农耕种方式，许多年轻一代农民工根本干不了农活，也不愿干农活，此外，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自幼便随父辈在城市生活学习，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显得更为陌生，而更加喜欢城市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要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长期在外的务工经历使得他们并不将自己视为农民，他们更倾向于对工人的身份认同感，并期盼能在城市买房落户，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成为城市市民，摆脱农民工的标签。
1.3 职业选择：由体力劳动向技术型劳动转变
早期第一代农民工由于缺乏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在城市多从事建筑、搬运、家政清洁、维修等苦力型劳动，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则更加偏好酒店、商贸、制造等相对体面且对职业技能有一定要求的职业。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工作的性价比，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他们不再只看重薪资待遇，而是对工作环境、职业上升空间、个人特长、行业前景等进行全方位的考量和权衡。他们意识到了单纯依靠体力劳动难以在城市立足，认识到了职业技能的重要性，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学习了至少一种职业技能，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质与工作技能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
2.1 面临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窘境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消费方式、职业技能、意识形态等诸方面都更接近于城市发展要求，但于户籍、城乡医疗教育体制等差异的存在，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市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服务。事实上，没有市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获得少量城市的边缘性资源和服务，而无法真正享受到城市的核心资源和服务：平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城市成为了他们想融入但无法真正融入的大社区。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远离乡村，新生代农民工已与农村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大相径庭，职业技能与农村生产方式需求不匹配，且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接受农业生产的艰辛和劳累，农村成为了他们回不去的家乡。
2.2 高房价成为阻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最大壁垒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历来都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城市，而高昂的房价令新生代农民工望而却步，2015年一线城市房价高涨也带来了县级城市楼市的升温，如今许多县级城市房价也纷纷突破了五千元大关，原本作为“备胎”选项的县级城市也成了许多低收入新生代农民工跨越不过的坎，买不起房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壁垒。
由于教育资源的紧缺，我国城市的教育资源是与学区房紧密挂勾的，使得买不起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后代享受不到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此外，城市的医疗、就业也与住房、户口息息相关，住房是获取城市优质资源的门票，是使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到市民待遇的保证。
2.3 人力资本不足，职业技能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
第一代农民工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低廉的农民工劳动力迎合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人口红利不仅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了充足的工作机会。而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基础工业体系的建立、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我国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降低，逐步由“数量型”向“知识型”转变，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改革开放早期，珠三角是依靠转口加工贸易发展壮大起来的，第一代农民工为珠三角的加工贸易提供了充足了劳动力。而如今广州和深圳大力发展高科技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只接受过中小学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无法填补高学历人才的空缺，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
2.4 社会保障程度低，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
尽管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们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以医疗保险为例，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参保率仅为10%，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一大困扰，除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致的农民工医疗报销额度低于城市市民，也存在地方政府担心农民工参保会影响本市投资环境、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不给农民工参保等因素。据上海市抽样调查显示，47%的农民工居住面积不足7平方米，远低于城市户籍市民人均住房面积水平，此外，随迁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也无法进入当地公办中小学入读，被隔绝在校门之外。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3.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于中国而言，它更是度量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尺度，我国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一千多万农民转移到城镇，其中农民工占比最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农村在劳动就业、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公平方面与城市接轨，剥离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各种福利差别待遇，放宽中小城市农民工落户限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配套体制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防止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尤其是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权利，保障他们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防止再出现农民工三代。 3.2 扩大城市公共服务范围，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建立涵盖全体农民工的医疗保险、教育、失业补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要强化对政策实施的监管，监督地方政府和企业确保落实事关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政策福利，建立行政绩效考核制度。
改变公共服务双轨体制，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把农民工纳入到公共服务主体范围，同时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建立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享有同等公共服务权利的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从经济物质条件上，更从心理认同、福利待遇平等方面更深刻地融入城市。
3.3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转移就业
县域城镇如今已成为吸纳安置农民最多的城市层级，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要加快县域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的能力，提升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县域吸纳本地人口就业能力，带动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在本地安置就业，实现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转移安置定居。
强化县域经济基础配套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提高行政效率，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更多劳动力、资本、技术向县域流动，给予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创业扶持，给予用地、税收减免、贷款等方面更多便利和政策优惠，强化县域经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效应。同时要稳定县域房价，防止房价上涨，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域城镇买得起房，实现在县域城镇的市民化。
3.4 强化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培养新生代职业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的主体，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转移到城市安置就业。一方面要强化对转移新生代農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应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一代农民越来越少，将来我们面临着谁来种地的问题。面对农业生产精细化、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趋向，也要同时强化对新生代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尤其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农业生产机械化操作能力，鼓励一批有技术、有乡村热情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务农，给予返乡新生代农民创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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