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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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旅游扶贫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国内外旅游扶贫的概念、内容、模式、绩效评估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对今后的旅游扶贫研究提出了展望：即在旅游扶贫概念上，应加强与可持续战略的融合，结合宏观与微观层面综合考虑，对旅游扶贫与旅游精准扶贫概念深入研究，统一定义。在旅游扶贫内容上，加强旅游精准扶贫与以贫困人口为主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在旅游扶贫模式上，要在以加强旅游扶贫模式的理论为基础，结合贫困区的特点来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模式多方式推动旅游扶贫的发展。在旅游扶贫绩效评估上，要把握深度贫困区，从贫困人口的角度评估旅游扶贫的效应，加强对贫困人口利益、贫困人口参与度等方面的关注。
　　[关键词]旅游扶贫;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决胜期，精准构建扶贫脱贫绩效评估体系更具紧迫性。旅游扶贫就是在贫困地区利用丰富特色的旅游资源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的一种扶贫模式。近年来，旅游扶贫成为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方式。2015年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明开展旅游扶贫的详细措施。2017与2018年国务院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发展旅游产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工作之重。本文将对国内外扶贫旅游概念、内容、模式、绩效评估展开梳理与综合评价，并对今后旅游扶贫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1    国内外旅游扶贫的概念研究
　　1999年在联合国发展委员会上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DFID）首次提出PPT（Pro-Poor Tourism），即为贫困人口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综合净收益来减少贫困发生的一种方式，并于2005年对PPT战略的参与原则、净收益原则、广泛应用原则、整体生活水平原则进行详尽的阐述。Davide（2008）对这四项原则的本质深入分析认为：PPT是一个导向，是利用多样的旅游形式或者旅游类型使贫困人口获益。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联合提出ST-EP（Sustainable Tourism and Eliminating Poverty），与PPT相似的是，ST-EP也是发展旅游业的一种途径，而不是一种新形式或者旅游产品（黄渊基2018）。同年，世界旅游组织出版《旅游扶贫》（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并在2003年将“旅游：消除贫困、创造就业与社会和谐的动力”确定为世界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随着这些概念的出现，旅游扶贫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
　　在我国，早在1999年国家旅游局召开全国旅游开发工作座谈会，就已经开始对扶贫旅游理论进行研究（曹世武2016）。随后在PPT战略、ST-EP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始研究如何把旅游作为扶贫的推手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旅游扶贫的概念内涵。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考虑旅游扶贫的内涵，故目前旅游扶贫概念难以界定，但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说法：李永文，陈玉英（2004）侧重贫困人口的发展，认为旅游扶贫开发是以旅游资源为核心，创造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的同时还要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李刚，徐虹（2006）侧重于旅游扶贫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强调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旅游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一种全新“造血”式的扶贫模式。周歆红（2002）侧重于贫困人口的收益和发展，认为真正意义的旅游扶贫，应以“扶”为宗旨，发展旅游业只是手段和途径，其核心目标是反贫困和消除弱势力贫困状态，其终极目标是以贫困人口的发展为核心。邓小海等（2015）侧重于旅游扶贫的精准化，所谓精准扶贫，则是一种运用规范有效的程序与方法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状况的扶贫项目、扶贫对象精确识别，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实现旅游扶贫“扶真贫、真扶贫”的方式。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旅游扶贫的概念内涵主要从扶贫条件、扶贫对象、扶贫目标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心要义即是：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以贫困人口获益为目地，以坚持生态扶贫、可持续发展等为原则实施旅游扶贫。
　　2 国内外旅游扶贫的内容研究
　　2000年以前，国外旅游扶贫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地区的扶贫策略以及对经济、环境等宏观角度的影响情况。例如，Knetsch、Poiricrd等研究了旅游业的发展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2000年以后开始侧重于微观层面的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研究，主要以非洲等欠发达国家为案例，研究内容围绕贫困人口参与扶贫情况、收益情况，扶贫带来的正负面效应等，并开始广泛关注生态旅游扶贫，从宗教、性别等角度关注旅游扶贫情况。例如，Brom·ngger·Semeru发现旅游带来的消极影响会因宗教信仰的差异而不同。
　　国内的旅游扶贫研究在2000年以前主要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主要研究内容，到2010年以民族地区与西部地区等欠发达的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为主要研究内容，侧重研究民族地区的古镇、乡村等区域。这一阶段，学者开始从宏观层面的研究逐渐转向微观层面的出发，研究旅游扶贫对贫困人口的增收效应、权益保护以及对旅游扶贫的评价。如陈国生（1998）对重庆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肖星等（2003）对甘肃省旅游开发创新的研究。2010年以后，由于“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大量文献在此概念背景下结合旅游扶贫研究民族地区、连片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等地资源开发的扶贫方式及内容（杨建2016，张玉强2017，郑百龙2018等）。此外，結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注重生态旅游扶贫及旅游扶贫带来的环境问题。微观层面旅游扶贫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包括贫困人口的参与度（钟晖2018等）、权利认知（王进2017等）、公平公正性（高兴2017等）、满意度（杨剑2018等）等问题。总体看来，国外旅游扶贫从最初研究旅游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重点研究旅游发展中如何使贫困人口获得最大利益，国内则从宏观层面的扶贫开发研究转向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程度、旅游发展对贫困人口影响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且愈加重视生态扶贫的研究。 　　3 国内外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国外主要的旅游扶贫模式包括社区参与模式、企业旅游扶贫模式、农业旅游扶贫模式等。国外学者认为社区参与模式是最为重要、有效的旅游扶贫模式之一。例如，Lisa（1999）研究了在没有政府规划下的哥斯达黎社区居民旅游效益的获得情况。Dianne （2007）根据澳大利亚社区的实践，为政府和社区提供了创新的社区参与式的旅游开发模式方法。Mercer（1997）通过对澳大利亚北部和中部旅游地区的探索发现居民参与对旅游开发有正向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农业旅游扶贫模式、企业旅游扶贫模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模式。如Glasmeier， A. K（2005）基于文献案例研究，对美国林业农村贫困人口改善生计生活进行分析与总结。Regina等 （2012）认为一些特殊的小规模企业能给贫困人口带来更多的福利。Kieti，D.M等（2012）对肯尼亚桑布鲁—莱基皮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研究，从当地人的态度、信仰、感知和价值观等方面探讨了旅游开发扶贫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此外，法国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日本的休学旅游扶贫模式、澳大利亚的土著特色旅游扶贫模式等在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风俗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我国旅游扶贫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特点。2002年我国旅游扶贫试验区主要是以政府主导、专家决策、市场化运作和企业化经营的扶贫模式。云南省依靠自身资源条件优势，在2003年基本形成了三种扶贫模式，即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边境旅游扶贫模式，这也为其他与云南旅游资源相似的地区旅游扶贫的选择提供了参考。2004年，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立体化旅游扶贫模式，其内涵在于全方位的协作部门与多层面参与主体共同构成模式的参与平面，多元化扶贫手段为辅，不同要素相互联动。2009年，典型的民族旅游开发区青海省三江源是政府主导和辅助模式（政企合作模式、项目推动模式、产业联动模式、大区带动模式）的旅游扶贫发展模式。此阶段，王茗，喻晔（2009）认为，我国西部最佳旅游扶贫模式是生态农业旅游模式。通过对重渡沟景区的研究，李瑞，黄慧玲（2012）发现该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景区公司+农户的互补型旅游企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等。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尽管我国形成了较多具有特色的旅游扶贫模式，但在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或输血性扶贫模式为主，扶贫效果并不明显（陈友华2014）。此后，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偏向于造血式的扶贫模式，为贫困户谋产业、谋创业、谋出路，让贫困户分享产业的发展收益。如“景区带村”扶贫模式（王庆生2014）、社区参与模式（叶俊2015）、农家乐模式（郑百龙2018）等等。在今后的旅游扶贫模式的选择中，应结合贫困区的特点来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模式共同作用，实现贫困区域和人口的脱贫。
　　4 国内外旅游扶贫绩效研究
　　4.1 国外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旅游扶贫绩效的研究主要从居民感知与社区参与等微观角度开展，运用实例来评估旅游扶贫的绩效。Akyeampong（2011）对Ghana旅游贫困区的研究中发现居民直接参与旅游扶贫活动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比间接参与获得经济效益多，强调居民参与对旅游扶贫发展的重要性。Dogan（1989）、Dann&Cohen（1991）研究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从研究区域来看，集中于非洲等发展落后的地区。例如，Ashley C等（2002）特别侧重于南部非洲的案例研究，概述了广泛使用的扶贫旅游战略及其迄今产生的影响。Hasrina， Hassan（2004）探讨PPT策略在兰卡威岛上作为旅游减贫工具的成效与潜力。
　　从研究方法来看，描述性统计方法大多基于调查数据，从企业、政府层面出发来分析旅游对当地社会发展及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的影响。Haretsebe M等（2014）对 Botswana政府部门、领导人、旅游协会等多地进行数据收集与深入访谈研究当地的旅游扶贫绩效。Mary Ellen 等（2017）对 Namibia 旅游企业样本调查数据进行编码和专题分析，研究旅游业对减贫的意义。数理统计方法尽管多元化，但缺少系统性的成果。Njoya Eric Tchouamou等 （2018）运用Foster-Greer-Thorbecke（FGT）指数研究证明了旅游业的发展对于肯尼亚严重贫困地区重大意义。此外，Deller（2010）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Adam与Jarus（2008）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Mitchell（2007）采用价值链分析法（VCA）;Hubert（2013）采用增值分析法（Value-added Analysis）对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绩效进行评估。
　　4.2 国内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
　　学术研究领域上，旅游扶贫作为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截至2019年6月30日，在中国知网上以“旅游”、“扶贫”、“绩效”为关键词检索发现相关期刊论文75篇，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21篇。整体上来看，我国绩效评估研究与国外Pro-poor tourism绩效研究相同，都是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旅游扶贫绩效宏观层面的研究几乎围绕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文化绩效、生态绩效4个层面。如从宏观层面看，旅游扶贫往往被界定为贫困地借助旅游发展而实现脱贫致富和经济加速发展。例如，赵凌跃、郭丽华（2018）对河南省乡村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3方面评估，晁阳、杨宇（2018）对金寨县天堂寨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绩效开展评估。近年来，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引导下，生态旅游扶贫成为贫困地区发展旅游扶贫的主要形式，生态旅游扶贫绩效的评价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罗盛锋、代新洋（2015），盛锋、黄燕玲（2015），欧素婉（2019）等都强调了生态扶贫的重要性。从微观层面看，旅游扶贫通常被界定為围绕贫困人口，通过旅游发展使其受惠并促进旅游地发展的旅游活动，这也是目前旅游精准扶贫所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于贫困人口对于扶贫绩效感知，故围绕居民经济收益、居民满意程度案例研究相对较多。例如，阎友兵（2017），李荣、陶云（2018）等发现虽然旅游绩效扶贫给居民带来经济收益，但是带来了居民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负面问题。从研究区域来看，连片特困山区（吴国琴（2016）等）与民族地区（蒋焕洲（2014）等）作为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我国学者研究主要区域。 　　研究方法上，我国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侧重于定性研究的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展到运用统计相关模型进行推断研究。当前，采用描述统计方法的学者多以调查问卷、开展座谈等方式对贫困区旅游绩效扶贫进行评估。如，林秀峰（2018）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四川水磨古镇开展旅游扶贫绩效的定量评估;晁冯伟林、陶聪冲（2017）采用调查分析法与统计分析法对重庆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绩效客观的评估。数理统计方法方面，内学者主要运用层析分析法或者层次分析法与其他定量法相结合的方式（吴国琴（2017）;王志章、王静（2018）;焦克源、杨建（2017）;陈艳红、唐业喜等（2018）等）对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绩效开展评估，缺少创新性的多元化方法。此外，向延平 （2010）运用CVM法与WTP法分别对凤凰古城旅游扶贫生态绩效与德夯旅游扶贫社会绩效进行评估，并在采用模糊数学分析法对武陵山区6个市州的生态旅游扶贫绩效显著性进行排序。虽然我国在旅游扶贫绩效评估方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探索还不够深入，不够多元化。
　　5 研究展望
　　（1）在旅游扶贫的概念方面，国外旅游扶贫概念较为成熟，对我国旅游扶贫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虽然我国旅游扶贫概念没有得到统一，但研究的大致趋势有一定的共性，即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宏观层面逐渐转向以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居民参与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旅游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深入了旅游扶贫理论研究。在今后的旅游扶贫理论研究中，应加强与可持续战略的融合，结合宏观与微观层面综合考虑，对旅游扶贫与旅游精准扶贫概念深入研究，统一定义。
　　（2）在旅游扶贫的内容方面，国内外旅游扶贫内容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微观层面的趋势。国外主要围绕PPT等战略，从贫困人口角度研究旅游扶贫内容。研究范围广泛，涉及贫困人口参与扶贫情况和收益情况、生态旅游扶贫、宗教、性别等。国内从民族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出发，研究内容包括经济、环境、生态，贫困人口的参与度、权利认知等。在未来，精准旅游扶贫将会是我国研究的重点内容。
　　（3）在旅游扶贫模式方面，国外的扶贫模式较为广泛，包括区参与模式、企业旅游扶贫模式、农业旅游扶贫模式、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等。我国由于资源类型、地理环境等的不同，研究者提出了具有特色的旅游扶贫模式，例如生态旅游模式、红色旅游模式、景区带动模式、政企合作模式、社区参与等旅游扶贫模式。今后要在加强旅游扶贫模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贫困区的特点来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模式多方式推动旅游扶贫的发展，改善贫困区域和人口的贫困现状。
　　（4）在旅游扶贫绩效研究方面，国外主要是运用非洲、肯尼亚等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案例来研究政府、企业等在旅游扶贫中的作用与效益，从研究方法上看，侧重数理统计方法。理论上看，我国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精准，且没有一套系统的评估体系。今后，在研究旅游扶贫绩效的过程中探索构建一套系统合理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估体系，推动旅游扶贫绩效的实践研究是必要的。在研究方法上，缺乏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深入描述性分析;缺乏创新多元化的数理统计绩效评估方法;从当前研究趋势来看，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深入开发创新的、切实合理的数理统计方法是学者今后探究旅游扶贫绩效评估方法的主要方向。研究内容上，现阶段我国从对旅游扶贫绩效宏观层面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微观层面的研究，研究区域也从一般的贫困地区逐渐倾向于连片特困山区与民族地区。如今，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决胜阶段，到2020年全面脱贫不足2年，剩下的贫困区多为深度贫困区域，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把握深度贫困区，从贫困人口的角度评估旅游扶贫的效应，加强对贫困人口利益、贫困人口参与度等方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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