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法的制定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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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与度量衡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今天，世界各国仍以“天平”作为“法”的标志性图案。
　　早于先周时期的古代中国，并无成文法，只是权威者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便是至高无上的“法”，任何人都不可违反或争辩。中国夏、商两朝，国家初具规模，到西周已是高度发达的奴隶社会，礼仪制度相对完善。度量衡在某些方面也建立了一些管理条例，尽管不全面、不系统，毕竟有了成文法，在许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管理和制约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器逐渐被广泛使用。当时因政权不统一，法制十分混乱。一些思想家、政论家常常用度量衡来比喻法度，进谏帝王要以“法”治理国家。可见，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度量衡本身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包含了一定的法制成分。
　　度量衡器置于“王府”
　　据《国语·周语》引《夏书》中一段关于管理度量衡的文字：“关石禾钧，王府则有”。也就是说，度量衡器具只允许官方备有。实际上这是先周时期的普遍现象。中国最老的“量器”，是考古工作者在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与祭祀用的礼器同置于“宗室”式建筑物的主要位置，与《夏书》中“置于王府”正相吻合。西周时期，虽然已有“官市”，当买卖双方发生争执，需要度量衡器仲裁时，这些器具也只掌握在管理官市并维持秩序的某一级官吏手中。度量衡不仅是计量器具，也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权力，是平息纠纷、评判争执的特殊器具。
　　据民族学者调查，在“中华民国”时期，生产关系仍处于较原始状态的少数民族地区，日常生活中对量的概念比较模糊，计重时用手提、肩扛掂量一下;测长时，用手比一比、两臂抱一抱也就可以了。而真正的“量器”则是置于“头人”或“土司”家中，是专门为缴公粮等特殊之用。西方古代社会也如此，贝尔纳（英）著《历史上的科学》一书说：西方古代社会，在每座城市皆有一座视为中心的庙宇（类似中国的宗庙、宫室）。度量衡器都是“庙定”的，由祭司们掌管。在此期间度量衡也只是一种法定的器具，在民间并未广泛使用。故度量衡在先周时期也尚未制定法律条文，只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权力。
　　铸刑鼎
　　今天的律法都用严格的文字条例公示于众。然而在几千年前的古代，法律条文是刻（写）在金属、石、木上的。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典，是距今37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制定的，刻在一块高225厘米的椭圆形石柱上，其中还涉及有关度量衡的处罚条例。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大概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左传》中说：鲁昭公六年（前536年），子产把刑书铸在铜鼎上，因遭到奴隶主们极力反对而掀起轩然大波，但却没能阻挡新生事物的成长。不久，晋国的范宣子又将刑书铸在铁鼎上。随后，各国纷纷效仿，此后法律制度也逐渐从神秘化向大众化转变。置于“关卡”上的量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文法的公示，度量衡也开始从“王府”中走出来，除了用于征收赋税，还兼有平准物价等职能。使用面扩大了，使用的人也增多了，就需要制度化来增强法制管理。目前所见战国时的量器“子禾子铜釜”上刻了108个字，大意是：子禾子命令，“左关”（齐国关税口岸）使用的量器，“区”“釜”都要以齐国仓廪中的量器为标准。如果守关的人营私舞弊，增加或减少它的容量，一定要严加制止，如果不从命，就按情节轻重施以相应的刑罚。“子禾子铜釜”是迄今所见最早置于关卡上的，刻有度量衡“法”的古代量器，它记述了当时出入“关卡”时，要用校准后的量器来保证本国的赋税收入，并规定了对违反者的惩处办法。这时的度量衡法已不是由任何一个人口说为凭了。
　　刻在器物上的法
　　战国时期在度量衡器上刻的有关法制管理的量器逐渐増多，如赵国的“司马禾石铜权”、秦国的“高奴禾石铜权”等。这些都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度量衡法在各国已陆续向公众发布，成为人人都要遵守的成文法了。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几乎每一件器物上都刻“诏书”（即皇帝颁发的命令），进一步加强了对度量衡的法制管理。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还制定了一套法规制度。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了一支西汉时期的木质衡杆。衡杆上用毛笔书写了41个字，大意是：天平是由市阳的“里正”，发给商家称钱专用的衡器，并规定必须用官方颁发的“累”（即标准砝码）来称所铸造的四铢钱是否符合规定的重量。如果使用不符合标准的权衡器，就要被罚到“里正”那里服10天徭役。
　　将度量衡法刻在器物上的形式，几乎被历代沿袭下来，直到清代，在套装砝码上还刻着有关铭文，如：“奉江苏布政使司丁较准，枫镇买卖商牙一体遵行。拾两。不准轻重，违者禀究……”。
　　写在竹简上的成文法
　　早期的法律条文，除了刻在器物上外，战国时还将成文法写在竹简上，这类律书竹简较此前在条文上更完备、更全面。战国初期，李悝制定了《法经》六篇，商鞅辅助秦孝公时，在《法经》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发展，形成了最早的《秦律》。1976年在湖北云梦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简，是商鞅制定《秦律》的继续和发展。其中有不少关于度量衡器使用、收藏，检定、校准的规定。其中《效律》更系统、完整、严格地对各种器具允差范围，以及超出允差范围给予的各种处罚等作了明确规定，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篇度量衡器误差检定法。摘要如下：石（120斤）不准，误差在16两以上，罚一副铠甲;斤不准，误差在3铢（八分之一两）以上，罚一盾牌;斛（100升）不准，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副铠甲，一升以上，罚一副盾牌;斗不准，误差在一升以上，罚一副盾牌;升不准，误差在二十分之一升以上，罚一副盾牌……。
　　《效律》中的各项规定，为度量衡的统一在法律上起到保证作用。秦以后的两汉，历时400多年，度量衡量值也能做到基本统一，这与继承秦制，同时也从法律制度上不断完善、不断改进是分不开的。
　　历代度量衡法一瞥
　　历代度量衡法往往属于刑律中的一部分。《唐律》是迄今我国最早、最系统的一部封建社会法典，经过长孙无忌注解后的《唐律疏议》内容更为详尽。其中的“校斛斗秤度”一节中，规定了度量衡的一切事务，皆由国家一级的机构——太府寺管理，每年定期校准一次，凡在京城的，都必须送到太府寺校准，京城以外的，送所在州县官署去校准，并要加盖官署印章后，方准使用。在校准过程中如发现不合格者，私自制造者，都一律处以笞（chi）刑，分别鞭四十至七十。以度量衡器计量出入官方的物品时，一旦发现计量不准确，一律按坐赃论处，如有利用度量衡器从中营私舞弊而入私囊者，要以盗贼论，直至处以死刑。
　　有关度量衡法制管理，以宋代文献记载最为翔实。宋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度量衡制作和管理机构及各级官吏，如斗面官、定秤官等，具体到各级仓场，又有专门的司职人员叫秤子、专秤、库秤、斗子、仓斗等，名目繁多。为了加强对大量专职人员的管理，还将在职人员的姓名“写在榜上，非榜人员不得入仓”。甚至还设专门的“红背心”制，规定仓斗、甲头、搬运人员进入仓场，必须身着这种“红背心”，背心上填写姓名、编号和官押、署印。并规定地方纳供的金银、玉帛，凡被盗百钱以下，杖八十，一千以上刺面发配去做劳役，赃满三千依监主自盗罚处死刑。如私造、私贩斗秤者，在街市上羞辱三天以上……
　　宋代曾出现因度量衡在使用中失准而引起公诉的案件。太平兴国三年（977）前后发生内库和外府诸库受纳上缴银两缺失的弊案。此案涉及人数之多、时间之长皆让人唏嘘。受冤者，轻则抄家入狱，重则杀头曝尸，乃至株连九族。十多年过去了仍未查实，直到刘承珪奉诏校太府寺旧砝码，才发现并非人为贪污枉法，而是由于国库砝码轻重失准所致，由此冤案才得昭雪。
　　历代度量衡法律条文虽有增减，处罚的方式尽管不同，但其中的基本内容都是相似的。如：自战国时期度量衡器就多铸有官方监造等字样，并由官方制发到地方。《唐会要》《宋史·律历志》《宋会要辑稿》都记载：度量衡器一律由太府寺监造，发给各级官府和民间使用。每当改年号时，所有的器具都必须重新校對印烙，即所谓以“明制度妨伪滥也”。
　　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也都有类似的记载，除器具严防滥造外，定期检定也是法制的主要内容，一般每年监校一至二次，凡监校不平者，以罚款、受刑、服劳役直至杀头曝尸。刑法轻重虽不同，处置却都十分严厉，而历代因违反度量衡法规处罚最重者，莫过于出入官府钱粮而贪赃者。可查考的如《唐律疏议》《宋会要辑稿》《清会典》等都强调，收支钱粮的官吏，因私造度量衡器而得私利者，按坐赃或盗贼论处，轻则受刑、重者杀头，可见度量衡的法制，主要是为保证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但客观上对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秩序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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