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二战后，日本史学界以国内某行政区或某历史区域为对象的地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战后初期，出于根除皇国史观等的影响及修正历史教育的需要，学界开始推动地域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的成立为相关研究者、研究机构间的协作提供了平台。战后初期的地方史研究对战前乡土史进行了批判，并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框架，侧重社会经济史研究。1970年前后，日本地域史研究得到飞速发展。各地的地方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地方史料的发掘、保存、公开活动取得巨大成果;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亦形成一定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地域史研究在目的、方法、视角上有诸多转变，逐渐摆脱附属于整体史的地位而走向自立。二战后日本地域史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资料收集和研究的片面性、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等。
关键词：日本;地域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协议会
中图分类号：K3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1-0039-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5
地域史是对某个特定区域进行的历史研究，因区域有相对性，如全球对应区域、国家整体对应地方等，不同层面有各自的探讨对象，故日本学界对地域史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日本史学界以国内某行政区或某历史区域为对象的研究十分兴盛，是日本史研究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日本学界对此类研究大致有三种表述方式，分别是：乡土史、地方史、地域史。三者在使用年代上有一定先后，但很多情况下也混用，特别是同时使用地方史、地域史的著述颇多。2001年日本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的《地方史·地域史研究展望》中，也是并用两种表述方式。本文亦援用地方史、地域史并用这一方式，但为表述方便起见，偏重用地域史一词。
一般说来，在日本学界，普遍将二战前对地方风土、民俗的研究称为 “乡土史”，如柳田国男在其学术生涯早期提倡的乡土研究，新渡户稻造提倡的乡土民俗研究等。除此之外，日本江户及明治时期仿照中国编纂有大量地方志，到大正、昭和时期，这些地方志多以“志”或“史”题名，实质上还是地方志性质①。在使用“乡土史”一词时，有时涵盖明治以来编纂的地方志，但日本学界在讨论江户时期编纂的地方志时，均直接用“地志”表述，似不用“乡土史”一词。地方史一词是二战后迅速普及的说法，包含对乡土史的批判、扬弃色彩，认为乡土史轻视文书，在书写上过于随意，严谨性、科学性不足。地域史一词大概从1970年前后开始使用，先在青年学者中被认可，包含一定的对地方史的反思，认为地方史研究过于体现了对学院派的研究的从属性，独立性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也没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提出应从构成国家的地域这一视角来把握，称为地域史，以体现这一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应该注意的是，日本二战后在地方自治体制之下，都道府县、市以及町村等各级自治体编纂有大量自治体史，除少数町村史以“志”题名外，绝大多数以“史”题名，在编写体例上也与早期的地方志有区别，更侧重史学叙述。这些自治体史属于地域史范畴，且是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在概念界定上有一定争议，但二战后日本地域史研究的发展和影响力逐渐扩大则是不容忽视的。地域史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各地史料的挖掘、保存、公开;其成果不仅在史学领域，在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统计学、历史地理、科技史等领域研究中亦广泛应用;地域史研究界各时期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诸多理论、方法探讨也深具价值。尽管如此，中国学界除少数研究中对日本地域史研究成果有所借鉴和利用外，对此类研究的整体介绍还很少。本文拟就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概况做简要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此类研究及其成果的关注。
一、战后初期的地域史研究
战后初期，无论是研究层面还是历史教育方面都有对地方史的需求。在研究领域，学界希望根除战前及战中皇国史观、極端国粹主义的巨大影响，认为应从作为研究基本单位的地方史开始转换研究方向及方法，从而构筑真正的日本史研究的基础。在教育领域，日本中小学开设了“社会科”，目的是培养公民正确的价值观及历史观，地域史在社会科授课内容中占相当大比重。上述两方面需求推动了地方史研究的兴起。
在讨论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时，学界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的成立标志着战后地方史研究的发端。地方史研究协议会成立于1950年，并从1951年开始刊行会刊《地方史研究》。协议会最初成立时会员是569人。战前就已存在的全国性学会及知名学者对协议会的成立起了支持和指导作用，前者如历史学研究会、东京大学史学会等，后者如儿玉幸多、古岛敏雄等。
后来曾任协议会会长的木村础提到，协议会规约中最能体现其性质的是第三条，内容是：“本会以密切各地地方史研究者间、研究团体相互间及其与中央学会的联络，推进作为日本史研究基础的地方史研究为目的。”[1]2122木村础指出该条包含三层内容：“①密切地方史研究者及研究团体间的联络;②密切和中央学会的联系;③地方史研究是日本史研究的基础，本会目的是推进这样的地方史研究。”[1]22地方史研究协议会规约中所提到的和其它全国性学会间的关系，以及作为“日本史研究的基础”的自觉，确实体现了当时学界对地方史研究的研究目的和学术地位的普遍认识。在研究方向上，地方史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但也有追随史学会等传统大学会风向的一面;在方法、理论上，受当时知名学者引领、指导的色彩较浓。
二战初期的地方史研究首先对战前乡土史研究进行了批判，指出乡土史研究存在重大缺陷，应予以修正。1952年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纂出版了《地方史研究必携》一书，该书指出战前乡土史研究的缺陷是：（1）对自己所在地域、乡土的自夸;（2）欠缺民众视角;（3）将历史和传统混同;（4）只研究与作为日本历史中枢的中央史相关的地域历史[2]119。战后初期的地方史研究确实体现了对上述问题的修正，开始强调实证并进行了理论探索。 地方史研究协议会成立时，标榜“地方史研究的着眼点在于，继续以唯物史观为基调，立足于地域层面的‘原始资料’，进行实证性的日本经济史研究，同时深化日常生活史相关研究”[3]2。当时地方史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视农村问题，且进行了大量细致地、长时段持续地实地调研。例如，木村础这一时期就多次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并严格按照社会结构论来分析农村问题。木村础最早发表的论文是1951年3月刊行在明治大学《骏台史学》第1号上的《幕末明治期的一富农研究》。第二年，他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合宿调查（共同研究），场所是神奈川县与濑町（现在的相模原市绿区）。这种调查一直持续多年，后来共同研究的成果在1958年汇总为《封建村落》[4]一书出版。
战后初期地方史研究的一个明确目的是对抗战前的皇国史观、极端国粹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在多位地方史研究者的回顾中被提及藤野保、永原庆二等的相关回顾可参见：地方史研究協議会.地方史·地域史研究の展望[M].大阪：名著出版，2001：35-42.。因此，战后地方史研究在理论、视角、侧重点方面跟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动向相一致，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阶级对立的分析方法、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等观点，同样成为了地方史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和方法。当时地方史研究的侧重点是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民众视角。在农村问题上，着重探讨农地改革带来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社会的变迁等。当时，农史专家古岛敏雄撰写的介绍地方史研究问题点和方法的几篇文章中，上述色彩很明显古岛敏雄的相关文章为：郷土教育研究の問題点[J].実際家のための教育科学1（5），1953：43-48;地方史研究法-2[J].実際家のための教育科学1（6），1953：24-31;地方史研究法-3[J].実際家のための教育科学1（7），1953：57-64;地方史研究法-4[J].実際家のための教育科学1（9），1953：27-37.。前述《地方史研究必携》一书详细列举了地方史研究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和调查对象，并对实地调研的具体方法以及如何确保资料的客观性等多有论述，各章还有简要的研究方法综述[5]。该书作为研究指导用书，非常合适。20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家发起了“国民的历史学运动”，发动民众书写“村的历史、职场的历史”，同时特别重视历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以期通过历史研究、历史教育让民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这些运动虽然在1956年前后遭遇挫折中止，但无疑对培养民众的历史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也推动了战后地方史研究的早期发展。
这一时期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战后历史学，先是从世界史的法则和社会构成体论，继而从阶级斗争史和人民斗争论的角度，组织了大量研究”[1]145。地方史研究在新的研究目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出现新气象。1987年的《新版地方史研究必携》评价当时地方史研究的兴起有四个方面的机运：一是排除了此前的以权力为中心的历史，将广大普通民众纳入到研究对象里;二是纠正了先前的政治史偏向，转而深入挖掘社会经济层面;三是打破了先前乡土史家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之间的森严壁垒，推进了合作研究;四是发掘各地残存的大量原始资料，推进资料的公开使用[6]23。这段话实际上更适合作为对战后初期地方史研究面貌的总结。
1956年前后，伴随“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的沉寂，地方史研究也一度低落下去。木村础后来结合自身的地方调查实践，对早期的研究思想、方法进行过反思。他认为在以微观研究为主、以实地调研为手段的地方史研究中，存在机械套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及阶级对立分析方法的问题，使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复杂性难以全面呈现关于木村础对自己的早期研究及战后初期日本地方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曾师从木村础的铃木秀幸在其著作中多处提及。具体可参见：鈴木秀幸.地域文化史の調査と研究[M].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0.。
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域史研究的飞速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因经济复苏，以1968年“明治百年祭”为契机，日本出现了“空前的都道府县史编修”热潮;同时，地方博物馆、史料馆、文书馆也大幅增建和扩建，并相继展开相关研究;再加上，二战后各县立大学陆续成立，地方大学的地域史研究者逐渐成长起来。此种背景下，经过了十余年的积累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再度蓬勃发展，到70年代末达到了一个高潮，并展现出和战后初期的地方史研究不同的特点。“1970年代末，自治体史编纂事业不断推进，历史资料保存、利用机构不断建立和完善，要求保护地域文化财产的居民运动与研究者的呼吁形成联动。以这些为基础，以地域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不再只是关注和中央史相关的事物，而是追寻地域独特的历史，从地域民众的视点，以地域存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文化财产（地域遗产）为基础解明该地区的历史个性，提倡用‘地域史’‘地域生活史’这样的概念来把握以地域为舞台的历史研究。”[2]119
在资料保存机构增设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书馆的大量设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部分府縣开始设立保存政府文书、收集历史资料并供大众查阅的文书馆，如埼玉县立文书馆就设立于1969年。1974年，神奈川县的藤泽市文书馆开馆，这是市一级自治体最早设立的文书馆。1987年12月日本颁布了《公文书馆法》，依托于此，一些县立、市立以及更低一级自治体的文书馆相继设立或扩充，这些文书馆成为地区史料保存、发掘、公开的重要机构。山口县、鸟取县、秋田县、冲绳县等诸县的文书馆规模比较大，且出版研究纪要。除此之外，日本各地广泛设立博物馆、资料馆、史料馆，这些机构大多配有专职的研究人员，亦注重和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如，京都市历史资料馆、黎明馆（位于鹿儿岛县鹿儿岛市）、萩博物馆（位于山口县萩市）等都兼具博物馆和地方资料收集、研究机构的功能，并与学界有广泛的学术交流。众多博物馆、史料馆、文书馆也发行馆刊，并在当地组织读书会、学习会等，组织、教育普通民众重视保存地方历史资料、了解本地历史。这些机构的设立为地域史研究发展提供了人员、场所、资金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当然，在促请国家重视资料的保存及公开方面，地方史研究者的鼎力呼吁功不可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及各地区的地方史研究会也相继建立。这些学会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很多地方史研究会成为召集当地地域史研究者及研究爱好者的组织，组织人员参与地方的史料调查、收集、保存活动或参与编写自治体史等。如，当时还是国学院大学学生的东四柳史明，1967年就召集同伴在国学院大学创立了地方史研究会，紧接着就以学生为主体进行了众多调查各地残存农村史料的活动。东四柳史明后来一直活跃在地方史研究领域[7]453454。除联络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活动外，不少地方史研究会也发行会刊，如广岛县的芸备地方史研究会，发行会刊《芸备地方史研究》，到2018年6月已经发行到第312号;成立于1969年的德岛地方史研究会，发行年刊会志《史窗》。日本全国各县都有类似的研究会。除县一级的地方史研究会外，还有很多市、町范围的研究会，如京都的舞鹤市有舞鹤地方史研究会，发行年刊会志《舞鹤地方史研究》。全国性的地方史研究协议会依旧非常活跃，该协议会的历届大会在各地轮流召开，基本形式是围绕召开地的地域史展开讨论，会后出版集刊。
这一时期，研究外国史的一些学者也将国外的地域史研究状况、方法等介绍到了日本，并开始反思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在地方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德国中世纪史的增田四郎在70年代批评当时的日本地方史研究时，指出：地方史研究几乎仅限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结合法制史、政治史及文化史的综合研究尚未展开，也未得到充分重视; 对地方史研究理论中过于重视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点也提出质疑[8]6。他介绍了德国相关情况，认为德国的地方史研究已经摆脱了仅表达对乡土热爱的情感层面，是由具有专业素养的学者进行的专门研究。
进入70年代以后，伴随社会学、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以及学界对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不断反思，地方史研究的方法、理论问题再度被提起。1970年和1973年《历史评论》杂志分别组织了两期主题为“地方史研究的课题”两期特集分别为：歴史評論（236），1970年;歴史評論（277），1973年。的特集，刊登了多篇讨论地方史研究成果和关注点的论文。1975年11月和1976年5月学界召开了两次大规模座谈会，主题分别是“地方史研究和民众”（色川大吉、芳贺登、林英夫等组织）、“地方史研究的摸索”（儿玉幸多、樱井德太郎、永原庆二、林英夫等组织）。两次座谈会之后，儿玉幸多等主持出版了共计十卷本的从书《地方史指南》，各卷标题依次为：《地方史的思想和视点》《文献资料调查实务》《文献资料整理实务》《乡土资料活用》《考古资料的使用方法》（两册）、《民俗资料调查整理实务》《民具资料调查整理实务》《地方史和考古学》《市町村史等刊行实务》[9]。参与编写该从书的大多是当时日本国内一流学者，他们给出了具有指导性的地域史研究的理论、方法。1976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別卷2）关于日本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中，也专门论述了进行地域史研究和文化财产保存等的迫切性[10]。在讨论地方史研究的对象和未来发展方向时，出现了诸多对先前的地方史研究的反思。如北原系子、木村础、一志茂树等指出，地方史研究过于受理论束缚及从属于整体史研究，对地方社会的复杂性揭示不够等[11]1718。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当时整个史学界出现社会史研究热潮相一致，地方史研究的重心也从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生活史。这从该时期地方史研究协议会年会的主题可以得到体现，1977年的岛根大会主题是“山阴——历史学和生活”，次年东京大会的主题是“都市的地方史——生活和文化”，1979年札幌大会的主题是“蝦夷地·北海道——历史和生活”，即连续三年都以“生活”“文化”为主题[1]146。因资料的微观性、在地性等特性，地域史资料特别适合进行社会生活史研究。“或许是以并不醒目的形式，对生活史做出更大贡献的是1970年代开始激增的自治体史编纂。”[1]149
从战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地域史研究来看，日本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儿玉幸多、永原庆二、林英夫、芳贺登等，对地域史研究的发展起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在理论、方法指导方面尤其如此。同时，亦应看到六七十年代各地方在地域史研究人才培养、学会建设等方面的自主活动也已开展。这一时期研究的关注点开始拓展到经济史以外的领域，特别是地域社会文化史、生活史研究得到巨大发展。在方法、理论探讨方面，形成了一定体系。
三、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地域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地域史研究依然活跃。地域史、自治体史编纂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大量的町史、村史编成出版。各自治体史编写经费由地方财政支持，且诸多的自治体史采取地方教育委员会、地方高校及研究机构、文书馆、博物馆等各部门研究人员合作编写的形式。新编的自治体史不但综述该地区自古及今的历史，很多还附有若干册“史料篇”，刊载编写过程中用到的原始资料等。
研究会方面，除全国性和地方性学会本身不断发展外，日本史其它学会也常与地方史学会或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研究活动及举办研讨会。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史学会的历次年会基本都在各地的史料馆、资料馆举办。从学者们所做的报告题目来看，地域史研究、特别是以江户时期的各藩为地域单位的研究占比很大。全国性的地方史研究协议会更是和各地的地方史学会保持密切联络，发挥协调作用，并多选择在有一定地域史研究积累的地区召开年会，会后出版成果论集地方史研究协议会历年大会主题及召开时间、地点，可参见：岩橋清美，上田敍代.地方史研究協議会50年の歩み·年表と資料[M]//地方史研究協議会.地方史·地域史研究の展望.大阪：名著出版，2001：271-336.。例如，2013年的地方史协议会大会是在石川县金泽市召开，大会的主题为：“传统之基——加贺·能登·金泽的地域史”。会后《地方史研究》杂志组织刊登了一期大会特集，大会成果论集也由雄山阁出版社出版[12]。在地域史研究发展基础上，近年来集合全国的地域史研究者，就某一主题进行的共同研究增多。例如，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6年至2001年组织了“地域社会基层信仰的历史研究”课题，课题的参与者多是地方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除了学会组织各种规模的研讨会外，地方的大学、图书馆、史料馆也经常独立或联合就某一主题组织调研活动。另外，他们还组织面向民众的学习会和讲座。在馆刊、会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也以地方研究者为主。虽然绝大多数馆刊、会刊所刊登的文章的学术质量、学术规范性与全国性专业史学期刊还有较大差距，但也不能否认它们在选题灵活性、材料鲜活度、在地性、详细性方面有一定优势，更能体现实地调研的成果。到1990年前后，各自治体的相关博物馆、纪念馆以及自治体一级的学会也组织出版了相当多的专业著作。例如，“埼玉县地域史料保存活用联络协议会”就出版了诸多介绍当地研究活动及成果的书籍1990年前后“埼玉县地域史料保存活用联络协议会”组织出版的相关书籍及调查研究活动情况，可参见：埼玉県地域史料保存活用連絡協議会.地域文書館の設立に向けて 4 （地域史料の保存と管理）[M].さいたま市：埼玉県地域史料保存活用連絡協議会，1994.。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充分利用在地的有利条件展开研究活动。
从理论探讨方面看，与先前以理论、方法指导为目的编纂的书籍稍有不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版的相关论集更侧重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新视点、新方法的展望。1988年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集出版了《地方史研究的新视点》一书，提出对“地方史研究的视点和方法”“自治体史编纂”“史料的保存、整理和利用”“地方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地域社会”四个方面进行重新探讨[13]。1994年的《岩波讲座日本通史》（别卷2）“地域史研究现状和课题”也专门讨论地域史研究现状及未来课题，反映了当时史学界关注地域史的动向[11]。1997年地方史协议会编纂出版了《地方史·研究和方法的最前沿》一书，主要介绍比较新的史料调查、收集和保存方式，如如何合理运用考古、绘图、地理变迁遗迹资料等[14]。在世纪之交的2001年，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组织出版了《地方史·地域史研究展望》一书，书中文章讨论的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从各角度回顾日本地域史研究发展历程;二是探讨地域史研究和各相关学科的关系;三是探讨地域史研究成果未来可应用于哪些社会实践[6]。可以说，这些主题既是对过往研究的汇总亦是对未来的展望。上述著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诸多对70年代研究方法及关注点的反思和补充，同时部分展现了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的变化。
木村础和林英夫在1968年曾合编《地方史研究方法》[15]一书，1970年由八木书店增订再版。2000年，两人又合编了《地方史研究的新方法》一书，主要涉及“景观研究及其方法”“生活中呈现的历史”两大主题。在该书序言中，有如下内容：
新著的基本思路如下：
1.以生活史为基础。地方史研究不再是天下国家史学的分包单位。因此必须重视地域生活史的立场。即以地域生活史为近景，以天下国家史为远景（视角的逆转）。
2.本书分为“景观中呈现的历史”及“生活中呈现的历史”两编。各种景观皆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由人建构的，景观研究本质上是生活史研究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景观研究在方法上和通常的生活史研究不同之处甚多。因此本书为方便起见，将景观和生活研究分开，景观由木村础负责编纂，生活由林英夫负责编纂（当然，二者有相互涉及之处）。[16]
木村礎和林英夫对地方史研究不再是“天下国家史学的分包单位”的定位，可以说具有一种宣言式的意义。宣示着地方史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视角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也展示了长期积累的研究自信。
可以说，从90年代开始，真正看到了地域史研究的自立。各地方大学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地域史研究者，一些地方的研究会开始自主出版重量级出版物。例如，师承木村础的铃木秀幸，近几年发表了很多地域史研究成果，他也凭借在地域史研究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转入明治大学任教。如果说战后早期是知名学者自上而下指导地域史研究的话，现在则能够看到各地方培养的地域史研究者所取得的成果，自下而上的研究逐渐增多。当前历史意识中，有对先前过于强调国家各地区同一性、均一化的反思，开始重视地域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复杂性、差异性，这种意识在侧重微观的地域史研究中体现更为明显。地域史研究所呈现的因研究者立场、视角不同所带来的历史解读的差异，引发了学界诸多思考。
四、地域史研究的成果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取得了辉煌成果。地域史研究极其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及实地调研，在方法上灵活运用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调查、研究方法及成果，颇有交叉学科的色彩。地域史研究领域涉及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社会运动、语言等多个方面，并特别注重对某一地域的具体而微的事物的调研，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在这些资料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庞大的论集、资料集、自治体史等。同时，在实践基础上，学界不断进行方法、理论探讨，地域史研究方法、理论亦形成了一定体系。再者，地域史研究突出呈现了回应地域社会发展需要的特点，与现实联系紧密。如，关注并推动地方文化保存、发掘活动，倡导地方社会复兴以对抗大城市化，致力于解决地方社会的具体问题等。
地域史研究成果可谓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如果将这些成果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如从地域视角展开的极专业的研究著述，以及探讨方法、视角的理论著作等，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组织出版的各类成果可为此种著述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高校学者的高水平地域史研究，如铃木秀幸等的专业著述。第二大类是自治体史。一些县、市一级的自治体史呈现出在专业学者指导下联合编纂的特点，一些村町史往往采取“志”的形式，编纂形式比较随意。第三大类是博物馆、文书馆馆刊及各地地方史研究会会刊上发表的论文、札记等。地域史研究成果显现了历史的地域性、差异性、多样性。
尽管取得了上述诸多成绩，但地域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亦不少。地域史的资料收集、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片面性，且因收集者、研究者水平的差异，所收集资料及研究成果也呈现良莠不齐的状态。目前，在地域史研究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及倾向：一种认为地域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是回应地域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要通俗易懂，具有实用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加强学术性，克服以往研究中学术性不足的缺陷。二者分歧明显，如云备地方史研究总结所示，这种歧见在各地区的地域史研究者中具有普遍性[17]46。持第一种主张者主要是各地方、各行业的历史爱好者;持第二种主张者以地方高校的专业研究人员和博物馆、史料馆、文书馆的研究人员为主，这也反映了地域史研究者构成成分的复杂及研究水平的差异。另外，纵观地域史研究方法，与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方法和成果灵活结合，不受严格的学术方法及学术理念约束的特点，实际是双刃剑。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院派史学过于刻板的缺陷，但同时也导致了严谨性、科学性、体系性的不足。近年来，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在地域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地域史研究成果过于复杂多样，数量极其庞大，这给理论汇总、梳理、辨析带来很大困难，同时，如何恰当地运用地域史研究成果也是需学界不断思索的问题。 [參 考 文 献]
[1]地方史研究協議会.地方史·地域史研究の展望[M].大阪：名著出版，2001.
[2]高橋明裕.高校·大学の歴史教育における地域遺産の活用[J].立命館高等教育研究，2012（12）：117—125.
[3]森宜人，石井健.地域と歴史学——その担い手と実践[M].京都：晃洋書房，2017.
[4]木村礎.封建村落：その成立から解体へ——神奈川県津久井郡[M].東京：文雅堂書店，1958.
[5]地方史研究協議会.地方史研究必携[M].東京：岩波書店，1952.
[6]地方史研究協議会.序章[M]//新版地方史研究必携.東京：岩波書店，1987.
[7]东四柳史明.地域社会の文化と史料[M].東京：同成社，2017.
[8]鈴木秀幸.地域文化史の調査と研究[M].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3.
[9]児玉幸多，林英夫，芳賀登.地方史マニュアル（1-10）[M].東京：柏書房，1974-1976.
[10]朝尾直弘.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25（別卷2：日本史研究の方法） [M].東京：岩波書店，1976.
[11]朝尾直弘.岩波講座 日本通史（別卷2：地域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M].東京：岩波書店，1994.
[12]地方史研究協議会.「伝統」の礎：加賀·能登·金沢の地域史[M].東京：雄山閣，2014.
[13]地方史研究協議会. 序文[M]//地方史研究の新視点.東京：雄山閣，1988.
[14]地方史研究協議会.地方史·研究と方法の最前線[M].東京：雄山閣，1997.
[15]木村礎，林英夫.地方史研究の方法[M].東京：新生社，1968.
[16]木村礎，林英夫. はじめに——この本をつくった理由[M]//地方史研究の新方法.東京：八木書店，2000.
[17]菅真城.芸備地方史研究会の歩みにみる戦後広島県における地方史研究——広島大学との関係を中心に[J].広島大学文書館紀要，2006（8）：29-51.
[责任编辑 孙 丽]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ese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targeting a certain administrative region or a historical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 order to clear the influence of “Kōkoku shikan” and satisfy the needs of history education， the academic circles began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cal History Research Council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history researchers.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criticized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before the war， and then took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Japan developed rapidly around 1970. Local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s of excavation， preservation， and public activities of local historical materials.Methods and theories have also formed a certain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the 1980s， local history research has changed a lot in terms of purpos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It also gradually liberated itself from the status of being attached to the overall history， and became more selfreliant. Nevertheless， there were also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onesidednes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mixed quality of research.
Key words：Japan;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the Local History Research Council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5848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