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转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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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告别了60、70年代“留学生文学”时期的放逐心态，呈现出创作的转向。他们笔下的“美国空间”呈现出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变，显示出他们对美国文化的重新体认;对祖国的态度从抗拒到主动追寻，显示出对母体文化的重新认同;他们还以流散书写重塑边缘身份合法性，解构了作为外来者所处的“边缘一中心”权力结构。他们的创作转向体现这一作家群体消除文化霸权、追求文化交融的努力，呈现出创作主体的“双重认同”特点。
　　关键词：台湾“留学生作家群”;边缘重构;写作转向;身份变迁
　　作者简介：彭贵昌，文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E-mail：190148169@qq.com;广东广州510006）。王列耀，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1-0120-09
　　台湾“留学生文学”，指的是20世纪60、7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广义范围还包括当时的个别台湾旅美作家如聂华苓）在60、70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小说是他们创作的主流，反映出留学生作为“无根的一代”的身份困境和文化焦虑，其创作主体则被称为“留学生作家群”，主要包括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张系国、丛甦等。“留学生文学”多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和文化情境的割裂中产生悲剧结尾，小说基调常常显得沉重而灰暗，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樓去》和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作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对“留学生文学”的论述当中，“双重放逐”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流浪的中国人”和“无根的一代”成为这批作家的代名词，丛甦甚至认为应该以“流放文学”来取代“留学生文学”这一概念。在文学史中，这些作家的形象几乎定型：陆卓宁的《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认为“‘留学生文学’，写台湾年轻一代在文化专制的本土与无法真正融入的西方文明之间徘徊。特殊的生存背景与文化心态，造就了这一代‘自我放逐’的‘流浪的中国人’……”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在“‘留学生文学’与台湾旅外作家”一章中，认为台湾“留学生文学”反映出作家们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之间充满着飘零感和失落感的“边缘人”心态。大多数台湾文学或者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对“留学生文学”的看法都与上述文学史著作相似，研究者对“留学生文学”的考察下限止于70年代末，而80年代“留学生作家群”写作转向之后体现出不一样的美学特质，这常常被研究者忽略。
　　“留学生文学”时期较为灰暗的风格，是60、70年代留学生作家漂泊心态的见证，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因此“留学生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80年代以来的写作，风格出现了转变，同样体现着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实绩，不应该被忽视。人类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受制于生活经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特质离不开生活的积淀。作家的个体体验虽然有所差别，作为同一个时代具有相似经历的群体，他们的写作有着一定的共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这批作家的创作看作一个整体，研究其写作转向，这是为了凸显这一代作家创作的共性，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不存在个体性，个体的差异性在写作中的呈现也是显著的，这将另文论述。
　　一西方经验的深化与“美国空间”的重构
　　5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代主义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潮，在往后的十余年中主导着文坛。在台湾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社会的压抑让年轻人苦闷、彷徨，外省人面对着大陆回不去的“放逐感”，本省人面临着失语的境况，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思考得到广泛认同。这样的情绪被延续到了“留学生文学”中，加上故国乡愁与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放逐感”再次被放大，造就了“留学生文学”较为灰暗的格调，这直观地体现在了这批作家的“美国空间”书写上。列斐伏尔、大卫·哈维以及福柯等人都对“空间”的社会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本文中，“美国空间”指的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形象的呈现。美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及西方文化的象征，从外部来讲，其物质空间属性是最为直观的，那里物质发达、高楼林立，是现代化的象征。但在“留学生文学”中，美国的空间形象几乎都以负面的形式存在，被呈现为破旧的大楼、昏暗的公寓、脏乱的环境，成为物欲、虚荣、冷漠、异化的代名词。在这个“美国空间”中的华人，要么在不断地逃离（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要么徘徊（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要么在故国神伤中迷失（白先勇《谪仙记》中的李彤），要么成为美国物质、文化的“俘虏”（白先勇《上摩天楼去》中的玫伦），又或者成为异域的幽魂（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
　　随着流散经历的丰富和生活经验的变迁，“留学生作家群”在80年代以后的创作跟“留学生文学”时期的作品呈现较大差异。流散（diaspora）文化既有母体文化的延续，也呈现出流散族群与迁居地的在地文化的融合。刘洪一指出：“由于发生在异质文化之间，并使流散客民与异质文化发生着充分的文化接触，因此，流散较之通常状况下的文化存在而言，有着更为突出的文化变迁的内涵意义。”这种变迁既让母体文化的传统得到保持、延续，同时又吸纳了异质文化的精髓。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在作为流散群体的“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后的写作中呈现得非常明显。在80年代以后的写作中，他们将书写的重心投向了迁居地——美国，情感态度也呈现出转变。他们笔下不再像《桑青与桃红》那般书写着无尽的漂泊，不再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那样以台湾为主要故事背景，也不再是《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等作品反映边缘人在异国怀想故国。在80年代以后，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书写混血儿在美国展开的“寻父之旅”，《死亡的幽会》实则是美国多个流散族群的“幽会”;陈若曦的《纸婚》讲述大陆新移民女性在美国走向自我独立，完成女性主体建构的故事，她的《二胡》《向着太平洋彼岸》《远见》《突围》《贵州女人》等讲述华人家庭在美国的各种境遇;白先勇的《骨灰》《夜曲》在海外反思中国的历史创伤，《Tea for Two》《Danny Boy》《silent Night》讲述同性恋者在美国的悲剧与救赎;於梨华的《三人行》《相见欢》等作品反映着美国华人对中国的追寻，《寻》《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一个天使的沉沦》《彼岸》以在地的视角见证着在美华人以及异族人士之间的种种故事……这些作品都直接体现写作主体的“美国人”身份，“身份”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作品中的人物需要面对的不是异质文化的冲击，而是在这个异域完成自我主体的构建，并通过各种努力完成自我身份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 　　在“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写作中，曾经“冰冷”的“美国空间”被赋予温情：陈若曦《纸婚》中“我”与项的家不断地庇护着“我”这位异乡人，白先勇小说中曾经最具象征意味的场景——犹如巨灵一般的阴森摩天楼，转换成了《Tea for Two》中各个族裔和谐相处的酒吧以及庇护着边缘群体的场所——《Danny Boy》中庇护着艾滋病患者的“香提之家”和《Si-lent Night》中的教堂。
　　对“美国空间”的构建，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被书写的空间对象的转变。六七十年代，在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笔下的空间大多是繁华喧闹、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在80年代后，作家们关注的空间从都市延伸出来，书写相对独立的、处于郊区的场所（如《纸婚》中项和平的家），甚至是远离城市的乡村（如《千山外，水长流》中的石头城）。“空间”本身是可生产的，它是社会实践和历史的产物，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不同的空间形构，具有不一样的空间意义。都市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是瞬息万变的，它体现出碎片化的断裂特征，“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乡村作为一个以血缘维系的共同体，体现出传统生活的整体性、封闭性及其稳定性。“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写作中呈现的空间，从早期的大都市“回归”到乡村，这是从支离破碎的、充斥功能主义的现代空间向静谧稳定、充满历史感的传统空间的转向，他们所书写的空间对象的改变，体现着作家们对空间认识的立足点从浅层的欲望感官、刻板印象转向深层的歷史传统、身份认同的追认。
　　在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中，作为故事主要背景空间的石头城是美国乡村的缩影，作品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淳朴、传统的乡村图景。石头城也是一座“外国人”的城，其中的白云酒店就是最好的象征。白云酒店是一个“小联合国”，除了跨族“黑白配”的哈尔费和黛安之外，还有捷克人鲁斯帝克夫妇、美国人柏尔德以及他的越南藉中国新娘、美籍华裔林大夫、波兰老人阿杜尔、德国人佛烈邦和莱妮亚。外来的种族成就了美国的石头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交融与共生，成为了小镇活力的源泉。这跟聂华苓早期作品《桑青与桃红》中桑青在美国所处的日日被盘查的住处、不得不逃离的公路这些空间意象大相径庭。以石头城这个小镇为代表的淳朴的美国底层文化，开始进入了作者的视野。“美国空间”有了多重的意义。
　　流散经历让“留学生作家群”一步步认识美国、融入美国。在他们80年代以后的写作中，曾经无法面对、只能逃避的物质主义、文化霸权（以空间的建构为体现）被消解，进入一种可对话、可交流的平等状态。
　　二、中国原乡的体认与母体文化的接续
　　美国，是台湾“留学生作家群”无法忽视的现实居所，而故土——中国，则是他们念念不忘的文化之根。
　　对于海外作家来说，“寻根”贯穿在他们的创作心理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可以在“留学生作家群”早期的作品如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和於梨华的《梦回青河》中看到这群作家对故乡的留恋和缅怀。在60、7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中，故土却一度成为作家们笔下不堪的过去，母体文化被作品中的人物一次次地有意拒绝，吴汉魂（白先勇《芝加哥之死》）将它推进棺材，桃红（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以伪造自杀场景的方式宣布另一个自己“桑青”的死亡……《芝加哥之死》等文章表面上呈现出对中华文化的抗拒，细读起来我们却能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吴汉魂推入棺材的母体文化，其实是个残缺、破败的母体文化，是中国台湾地区当时压抑的文化环境的象征。中国大陆，始终是华人作家难以摆脱的念想。
　　拥抱“故土”（母体文化），是彰显少数话语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作家们抵抗文化霸权的有效手段。“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文化中国”形象因为有了强大的祖国实体作为依归而高大了起来，作家们不再像牟天磊那样“隔海而望”，而是直接把感情投于祖国的土地上，让这片土地充满着魅惑。中国文化作为作家们的母体文化，不再需要被有意地逃避、拒绝，他们开始努力追寻自己与中国的关系，表达自己与中国之间不可被割舍的关联，并塑造出中国具有魅惑的一面。
　　陈若曦、白先勇、聂华苓等作家80年代以后的作品都呈现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在陈若曦的创作中，相较于在70年代的《归》等作品中的“归来一离去”模式，她在80年代之后的作品反转为“离去一归来”模式。无论是从故事中人物的自我选择，还是他们对子女的希望，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身份以及中国文化的坚守。《远见》《路口》《向着太平洋彼岸》《纸婚》等作品中的美国华人（无论是来自大陆还是台湾的中国人）都十分关心祖国，故事都以主角选择回到中国结尾。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同样心怀“寻根”情结，他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呼唤着离家的少年的回归。这样一种呼唤，是在漂泊之后对故土和“父”的追认。对“父”的认同象征着对中国、中华文化的认同，这种感情上的“回归”是“留学生作家群”写作转向后体现出来的共性。此外，白先勇的作品也还有多处体现着对母体文化的认同：《Tea For TWo》中的混血儿安弟具有身份认同的困扰，他跟中国人“我”在一起，不啻于一种文化选择。小说中的美国人大伟和东尼，在生命的最终时刻选择去出生地上海寻根，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精神上的家。这种“东方诱惑”还存在于异族之中：陈若曦《城里城外》《纸婚》、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於梨华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中国都成为许多西方人向往之地。
　　中国女性，在“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写作中成为了“东方的诱惑”。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中的彼尔拒绝了美国女性而选择了中国女性柳风莲作为自己的妻子，彼尔的外甥彼利则坦言只有莲儿这位深具中国精神的女性（即使其是混血儿），才让他有了安定的感觉。陈若曦的《突围》里在美国的华人骆翔之对李欣的痴迷，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初次相遇时李欣身上的“乡土气”，让骆翔之觉得李欣就是“中国”的代名词。陈若曦《二胡》中作为中国传统女性的柯绮华“地母”般的坚韧、隐忍最终让长期居于美国的丈夫胡景汉选择回到中国大陆，回到妻子身边。胡景汉的回归，象征着作者对柯绮华等女性角色所象征的中国文化的认同。 　　在“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许多的主人公不再是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而是大陆来的新移民。聂华苓在《千山万，水长流》中塑造的主角莲儿是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混血儿，陈若曦在《纸婚》中塑造的主角是从大陆来美的女性尤怡平，於梨华的《寻》等作品也将关注点聚焦到大陆新移民身上。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等作家以大陆到美国去的女性为主角进行叙事，这样的视角让作者与大陆留美的叙事者（或者主角）不断靠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方式。
　　这些作品中的混血儿形象，也透露出中国文化的影响。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中的莲儿，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化身。莲儿身上负载着中国传统，将这些传统美德带进了美国的家庭并起到积极的作用：她的耐心与孝心感化了对东方女性有偏见的祖母老玛丽，使其骄傲地承认这位中国孙女;莲儿也成了这个家庭维系的结点，成为祖孙三代人沟通的一座桥梁。同样秉承“孝道”成为祖孙三代人之间的桥梁的，还有於梨华《彼岸》中的第三代华裔女孩楚眉。
　　中国的在地书写同样是“留学生作家群”写作转向后的一大特点。他们的归国书写，在叙事中努力将“小我”“个体”融入到“集体”之中，透露出建设祖国的热情。於梨华创作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三人行》，将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三人行》中，作为台湾“外省人”的陆耀先教授跟小傅博士都回到大陆参与祖国的建设，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主流话语之中，展现那一代留学生对祖国深切情感。这种澎湃的激情，与“留学生文学”中的人物面对母体文化时候的彷徨无助形成了鲜明比照。与此类似的还有於梨华《在离去与道别之间》等作品。曾经迷失在西方的“个人”，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寻求着自己生活的意义，努力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圆了故乡之梦。
　　作家们在书写中也接续起了大陆与台湾这两岸的现实“对话”，并在“对话”中展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刘大任的作品集《晚风细雨》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本。《晚风细雨》分为《晚风习习》与《细雨霏霏》两篇，分别讲述父亲、母亲的寻根故事。《晚风习习》追忆了父亲的晚年，这追忆集中在对父亲回归大陆的书写上。整个故事是父亲在现实与精神上双重归乡的过程，也是“我”探寻父亲的历史以及“我”尝试追认身份的过程。当父亲回到中国的故乡，在祖父的坟前痛哭失声，一种莫名的力量也驱使“我”走到父亲身边，屈身跪下。“我想，我与父亲，在我们生命重叠的一段岁月里，也只有那一刻，仿佛是在现实以外超理性的非空白里，会过一次面。”这一个超越理性的非空白，被叙事者认为是一个“暖昧领域”。父亲去世之后，“我”不断尝试进入这一个暖昧领域，试图窥探父亲。其实，这部作品就是探索这一暖昧领域的产物，无论是对父亲去世的哀思还是对其生前的追忆，都是不断地接近这个暖昧领域的过程。对大陆情感呈现差异的两代人，长居台湾的“父”与移居美国的“子”，无论是距离还是精神上都有巨大的差异，而“我”一父亲一祖父之间那本能的追认行为，是潜意识中自觉对血缘的确认，也深具文化“传递”的隐喻。作品中的“暖昧领域”，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文化身份。在另一部作品《细雨霏霏》中，叙事者追溯母亲的一生。在这段追溯中，同样充满着“暧昧领域”。这种不因时间、空间阻隔而失去的亲缘联系，背后割不断的是文化血脉的传承。
　　从“留学生文学”里想象中的文化中国和记忆中的历史中国，到8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的实体中国，作家们笔下的中国显得更真实而复杂。当他们远离母体文化日久，越萌生出对母体文化之根的认同。无论是他们对融人中国大陆“集体”的努力，在作品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还是在两岸“对话”中表现的“暖昧领域”，都呈现出他们作为流散者“双重认同”的身份独特性。
　　三、开放性视野与流散群体的救赎
　　在“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流散书写体现的文化多样性十分明显。全球化时代不同族群的文化接触、交流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融合，已经成为了流散的一大特点，例如谢夫（Sheifer）认为现代流散族群既保持移出国固有的文化及其相关的记忆与想象，保持与母国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并参与母国的社会活动，不被移入国所完全同化，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投身于移入国的各项社会活动之中，以开放性的姿态与当地的各个阶层、各个族群展开接触与交流。正是“留学生作家群”这一流散群体兼具中西两种文化的特质，才使他们的作品超越单一的文化影响，实现多元的内涵。
　　我们以聂华苓的两部重要作品——创作于60、70年代之交的《桑青与桃红》和创作于80年代的《千山外，水长流》为例，可以发现流散写作在不同时期的特征与意义，这两部作品中同一书写元素呈现出巨大的内涵差异：
　　《桑青与桃红》：1.主体塑造：桑青（桃红）身上呈现分裂、破碎与不确定;2.中国形象：以沈老太为代表的旧式女性，呈现为奄奄一息的病态形象;3.美国形象：移民局官员为代表，是冷酷、符号化的象征;4.历史书写：重点呈现战乱之中的逃离、流亡与恐惧;5.家庭关系：桑青无父（亡），无母（失去联系），无夫（亡），无子（女儿桑娃留在了台湾），亲人之间是拒绝“对话”的;6.空间书写：从一个封闭空间到另一个封闭空间（前三部分故事的主要场景分别是瞿塘峡上搁浅的船、北平沈家四合院、台湾的阁楼），每个空间都显得逼仄、压抑，到了美国后则是不断逃亡中呈现的碎片式空间;7.文本结构：书信、日记、地图、漫画、广播、戏剧、新闻报道等体裁杂糅在一起，切割掉完整的文本，宏大敘事在此解构。
　　《千山外，水长流》：1.主体塑造：莲儿主体身份从破碎到完整的构建;2.中国形象：以莲儿为代表的中国女性，充满着东方女性的温婉和坚忍;3.美国形象：彼得、彼利以及其他石头城居民都是善良、淳朴的;4.历史书写：重点体现战乱之中跨国的坚贞友谊和爱情;5.家庭关系：莲儿通过寻根，得到美国的“父”系家庭的承认，重建完整的家庭;6.空间书写：从中国到美国，跨越时空，所有的个体都在石头城“对话”，美国的石头城成为一个“乌托邦”空间;7.文本结构：叙述与书信、批注结合，以书信和批注方式进行一场中国与美国、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实现代际之间的和解。 　　聂华苓的这两部作品深具民族寓言的意味，从对比中不难发现，《桑青与桃红》处处指向“离”，而《千山外，水长流》则处处指向“合”。《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表现的都是20世纪中国人民的漂泊、流散主题，个中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心态。聂华苓在1960年代初因为“《自由中国》事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怀着这样的心情，她于1964年出走美国。于是在她笔下的，《桑青与桃红》中的人物也成为永远的异乡人，不断地被放逐、流离于各个空间之中，这每一处的空间都充满着外在威胁与内在恐惧（搁浅、战乱、白色恐怖与移民局的追捕等等）。《千山外，水长流》则写于台湾地区政治氛围渐渐宽松，中美可以实现充分交流的80年代，这部作品在流散之中完成“跨文化之桥”的“搭建”，以跨时空的书写融汇东西方文化，造就多元文化主义。
　　流散带来的多元文化的交汇，在聂华苓后来的中篇小说《死亡的幽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死亡的幽会》让流散的个体进入一个更大的流散群体之中，个体的孤绝感因此被消除。《死亡的幽会》是一场通往多元文化的航行，主角李莉作为一位60年代就到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已经融入了美国的在地生活。在婚姻破裂后，李莉听从医生“换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忘掉过去”的劝导，坐船到加勒比海游玩。出海意味着她离开了象征着主权的土地，暂时摆脱了“国家”这个概念的拘囿，多元文化的体认也在这种忘却中得以实现。无论是空间的转换，还是人物的构成，这一趟出行都完全是一场多元的构成：游轮是英国的，去往码头乘坐的出租车司机是古巴人，侍者有英国人、苏格兰人与菲律宾人，船上游客中安德生夫妇是美国人、迈可是德国人、赛海儿是伊朗人，船上的音乐家詹非是罗马尼亚人，还有犹太人等不同民族的旅客，他们坐船到达的岛屿也分属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在这场与不同民族的旅伴不断地游走于不同国家所属的领地、不同民族杂居之地的旅行中，李莉等人可以说是暂时“抛弃”了固有的民族身份，不断地投入到多元种族与新的情境之中。在作品中，作为叙事线索之一的赛海儿的故事也充满着流散色彩。赛海儿与诗人跨越生死的爱情以及她对美丽事物、美好回忆的向往和琼安对生活的坚守感动了李莉，使李莉决心振作起来，重新找到自我，投入到生活与工作之中。李莉与赛海儿等人的航行，是一场跨文化的流散之旅。
　　白先勇新世纪以来的几部作品，也跟他在六七十年代的创作呈现较大差异。70年代写下的《孽子》以同性恋为题材，重点反映同性恋群体在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尴尬位置。这些“孽子”的出走，宣告着他们对父亲和社会的撕裂。他们的出走，与这个社会的强烈对立，又无法给予他们真正的出路，于是白先勇开始思考他们与社会的和解。白先勇的《Danny Boy》《Tea For Two》《si-lent Night》书写对象都是美国的同性恋群体。从这三篇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写作心态终于摆脱了纽约“客”心态，成为了真正的“纽约客”。他借鉴“酷儿理论”对二元思维的打破，将故事融入多元的可能性之中，消解了单一的文化取向。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拘囿于族裔身份的限制，特别是在《Tea For Two》一文中，他非常具体地描述着Tea For Two酒吧和餐厅的工作人员构成、顾客来源、食谱以及各人家中的陈设等，这些人与物来自诸多不同国家。作品中“东西配”的恋人，也体现出这种全球化语境下的移民的自由流动。叙事者对他们的身份流动性和跨族裔恋爱的强调，是对身份单一性的消解，暗含着对白人文化霸权的对抗。在这样的世界性眼光之中，同性恋的边缘身份被消解，正如他们身份的迷茫已经消弭在了多元的认同之中。
　　在“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曾经在“留学生文学”中被强调的“漂泊”与“分裂”，渐渐被跨文化的“汇流”所取代，流散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跨文化视域下“身份认同”的重建
　　台湾“留学生作家群”在80年代以后出现的创作转向，在70年代就已经出现端倪。20世纪70年代，因为海外的保钓运动等事件，让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在1970年代中后期，“留学生文学”就在这一环境中发展为具有一定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学，这一阶段的创作通常被称为“后期留学生文学”。丛甦和张系国被认为是“后期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家，漂泊者的心态在他们的作品中开始有了改变，作品开始具有强烈的国族意识，表现出对中国性的追求，人物身上也体现出积极的一面。只是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深度的美国场景还没被呈现，与中国的交流也还未能展开，中西方文化的跨文化交融尚未完成。
　　到了80年代，“留学生作家群”整体上呈现出创作的转向，这跟作家们的美国经验的深入息息相关。“留学生作家群”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聂华苓比较特殊，她到美国后并不是求学，然而也在爱荷华大学主持“国际写作计划”），在美国取得了一定的身份地位，或在美国组成家庭，或在美国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一步步拥有确切的美国身份，“落地生根”成为“美国人”。美国的种族问题也在移民政策的逐渐开放之下，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华人在美的身份地位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他们对“美国空间”的态度，从60、70年代的排斥渐渐走向了80年代以后的认同。他们的创作转向，也与重新接触实体的故乡——中国大陆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初期，台湾地区还没有解严，两岸民众的交流依然处于中断状态，处于外部地带的美国，恰恰成为连接起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中介。曾經“放逐”的一代人，踏上了“回家”之路。
　　“留学生作家群”因为边缘身份获得了空间位移的自由，作家本人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都得以实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自由来往。在空间与文化的流动中，身份认同也进入了一个“流动”与再建立的过程。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没有固定的本质，它是动态的、未完成的、时刻变化的，是在对过去的解释与认知中建构出来的。他们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跨界”行走，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也不断在修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通过流动的方式建构新的文化身份。台湾“留学生作家群”在80年代以来的创作转向中体现的身份认同建构，具有如下意义： 　　一是对写作主体“双重边缘”身份的反思。如何凭借书写完成文学场域中“边缘一中心”权力关系的位移，这是少数族裔书写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海外华文文学是在异域的母语写作，处于双重边缘的空间。远离故国的作家们的创作在母国的文化、文学脉络中只能成为边缘文化，比如许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海外华文文学就不被列入其文学史范畴;对于居住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则属于外来文化或少数族裔文化，难以进入该国家的文化中心。这样的边缘处境，一方面可以脱离权力话语的规约，另一方面，却也面临着“失语”的危险。作家们试图通过书写进入双重文化的“中心”，于是“产生了双向‘趋同’的现象，力求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又担心自身（母体）文化被搁置于一边。”正是因为这种几乎是“矛盾”与“悖论”的心态，华文文学为我们展示出其张力与魅力，“留学生作家群”的写作也正是如此。“双重放逐”的经历、在台湾接受的古典文学传统、美国学院派教育、流散经历之丰富，都让他们的混杂性和代表性深具意义。因此“留学生作家群”在写作中寻求新的文化平衡点和新的身份认同，赋予作品浓厚的“跨文化”性质，这体现在他们8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和对母体文化的追认上。在这两种文化之中，他们并没有建立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以跨文化的“双向认同”心态取代了以往“双重放逐”的心态，也以此打破写作主体“双重边缘”的尴尬处境。
　　二是“后殖民主义”立场的文化抵抗。“跨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包容，即是追求自我的同时尊重异己，这样的交流必然以弱势文化对强权文化的抵抗为第一步，这使得台湾“留学生作家群”的写作深具“后殖民主义”的抵抗意味。“留学生作家群”从台湾来到美国，其从弱势文化进入到强势文化的境遇，与后殖民主义所提出的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等非常相似，他们必须以书写为自己发声，以对抗美国、西方的文化霸权。葛兰西提出霸权（hegemony）概念，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的方式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其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而以他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更强调文化的“双向流动”，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双方都具有着“主体性”，“殖民/被殖民”“强势/弱势”的二元对立结构可以借由书写被打破。在“留学生文学”时期，“留学生作家群”以漂泊者的心态进行的书写，几乎只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无力抵抗（当然，在这种心境当中创作的“留学生文学”，具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留学生作家群”的写作转向中，“西方”渐渐褪去了其物质符码的指代，而成为一个更加真实的社会，在这背后是他们对母体文化重新的体认带来的一種文化自信和文化资本。这一写作转向具有着反抗“后殖民”的文化隐喻：首先，他们将曾经无法正视的异族文化放置在与自我平等的位置上;其次，他们流露出对母体文化的巨大热情，以寻根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再次，他们以打破文化疆域的流散式写作将文化带入西方，证明着少数族裔文化进入所在国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是东方文化的一种自省，在这些作家笔下，东方不需要通过“自我东方化”来满足西方的想象从而进入西方，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实现了异族的交流。
　　三是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建构。从对台湾“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来的作品的“解码”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文化身份的巨大变迁，从早期无法找到自我在文化谱系中的地位，到融入现实和文化寻根，实则是将身份隐匿于全球化的流动之中，主体的内在困境得以消除，成为了全球化寓言的一部分。在“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来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以流散的经历或自由来往于“东方一西方”的空间位移，让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碰撞，这深刻体现着写作主体的全球化视野，他们的作品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在六七十年代，“留学生作家群”陷于双重放逐中，对中国文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呈现出抗拒，“个体”常常迷失于无法确定的文化身份之中，也常流露出自怨自艾的心态，书写无所出路导致的死亡（肉体、精神），这些则很少出现在80年代以后的作品里。在80年代后，他们的作品更多地展现这一代留学生融入社会之后的奋斗，以及他们对文化融合可能性的探讨。即使在少数表现“死亡”的作品（如《彼岸》）中，作家们也在文化观照中表现对生命的豁达，消解了“死亡”的悲剧色彩，体现出文化融合的积极意义。“留学生作家群”的写作转向，体现出他们认同的“双向性”——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接受西方，又坦然地回首、追寻中国。
　　“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创作，以其跨文化性和多元认同，在接续上前期的“留学生文学”创作之后，完整地体现出这一代人的创作实绩。在全球化时代，“留学生作家群”的写作转向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参照范本去审视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关联和文化互动。也只有将他们的写作转向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才可能对这一个群体的经历和写作做一个全面的考察，让我们了解这一典型流散群体所呈现的文化意义，为探讨保持文化独立性的跨文化交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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