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笔断而后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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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琛
【摘 要】清代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建立了碑派理论体系，其中提出的“笔笔断而后起”书写方法，被学书者理解为碑派书法最典型的笔法。“笔笔断而后起”是书法用笔的一般规律，是包氏推崇的古法。以古代书法历史演进为基础，辨析篆、隶、真三体文字中楷书与草书何以有、如何有“笔笔断而后起”的用笔方法，以此证实这一逐渐丧失的古法的普适性及其当代意义。
【关键词】笔笔断;古法;碑学;帖学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20）37-0064-03
【作者简介】贺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
清代碑学的出现，无论是在书法技法层面，还是在书法审美观念等美学层面，都打破了帖学独尊的局面，形成了碑学传统，影响深远。继阮元首倡“南帖北碑”之后，包世臣在其理论著作《艺舟双楫》中对碑派书法作了较完整的论述，从技法到审美完善了碑派理论体系。他所提及的“笔笔断”，也被后学者理解为碑派书法中最典型的用笔特征。
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述书上》中写道“丙子秋，晤武进朱昂之立青，其言曰：‘作书需笔笔断而后起，吾子书环转处颇无断势’”。在这里，包氏转述了朱立青提出的两种相反的书写方法（或笔法），一是“笔笔断而后起”，一是“环转处颇无断势”。那么在包氏的理论中，“笔笔断而后起”说的是不是碑派书法中最典型的用笔特征？如果不是，那代表的会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包氏的学书历程来看，他“初涉二王以唐宋为师法对象，然后再上追北碑，最后再回归二王书风”，处在书法发展从“以碑破帖”向“以碑为宗”转变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可窥见其思想中所具有的双重性。如金丹教授在《包世臣书学研究》中提道：“他的思想迫不及待地跨进新的阵营，而他的身体还有一半留在旧传统的堡垒里面。而在书学思想中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改良意识，他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导北碑，一方面对王羲之和帖学的崇尚仍然挥之不去。”包世臣学帖出身，后改学碑，用写碑的手法来改写帖，在其书学思想中始终对帖学有一颗向往之心，所以他始终没把碑和帖隔离开来，而是力图将两者相互贯通。因而，“笔笔断而后起”的用笔方法也应当通用于碑和帖。
其二，包氏在《艺舟双辑·述书上》中谈到书用“侧笔”取“侧势”问题时，转述黄小仲语曰：“余学汉分而悟其法，以观晋、唐真行，无不合者……”黄氏又云：“唐以前书，皆始艮终乾;南宋以后书，皆始巽终坤。”包氏自称领悟此语并改习此法，这是他从书法史的角度来思考用笔的。所谓“始艮终乾”，是指逆入平出的起笔书写方式;若是每一笔画都以此种方法书写，其实就是“笔笔断而后起”了。说汉代八分书就有此法，晋、唐真书、行书也用此法书写，无非是说“笔笔断”乃是承传有序、适用于各种书体的古法。
从这两方面来看，包氏所提出的“笔笔断而后起”理论，并不是碑派书法典型的用笔特征，而是书法用笔的一般规律，是宋代以后逐渐被遗忘的古法。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在其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会发生局部的断裂;而每经过一次断裂，书法传统都会推陈出新，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书法传统的连续性则贯穿在它连续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同样，“笔笔断而后起”这一书法用笔的一般规律也遵循这一逻辑，即从古到今的书法其实都遵循着“笔笔断而后起”的用笔规律，只不过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而已。
由文字使用场合与方式决定，传统书法始终存在着楷体文字与草体文字两大系统，上古时期的书法，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阶段的楷体文字是金文，是篆体的楷书，由各种直线和弧线笔画拼接而成，没有严格的笔顺，其书写方法是最为典型的“笔笔断而后起”。而当时的草体形态为甲骨文，其书写方法也是“笔笔断”。上古草体书写“笔笔断”的原因，一是由甲骨文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甲骨文是书写加刻契的文字，刻在兽骨和龟甲上，刻弧线不方便，所以即使写出了弧线和笔画之间的连带，也会改刻成直线。二是当时的“毛笔不好”，制笔工艺还不成熟，直到战国晚期制笔工艺才趋于成熟，史料所载崔豹《古今注》云：“牛亨问曰：‘古有书契已来，便因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皮，所谓鹿毫。非兔毫竹管也，非谓古笔也。’”从出土的毛笔来看，只有战国晚期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的三支毛笔接近这一工艺。可以想象，在此之前的毛笔在书写过程中很难作连带处理，只能通过简省笔画来达到草体的效果，而不能用连带笔画的形式达成草体。由此可见，不仅殷商甲骨文“笔笔断”，直至春秋战国时代书写于简帛上的篆体草书也只能是“笔笔断”。即“笔笔断而后起”是上古时期书法用笔的一般规律。
随着毛笔逐渐改良，战国晚期的简书和盟书中出现了笔画的连带，在草体文字的系统里有了这种逐渐可以牵连的笔画，即后人所说的“隶变”，但是这个时期用笔的牵连为一两个笔画之间的组合而不是整体的连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的草体特点还是“笔笔断”。秦统一后所推行的小篆是楷书形态，延续着前代的规矩，采取的也是一种由直线与弧线组成字形的“笔笔断而后起”的书写方式。当时的草体形态秦隶，是对战国晚期篆体草书的规范化，其连笔表现得也不是很明显，带有浓厚的“笔笔断”的旧痕迹。总的来说，篆体文字阶段草体形态主要还是通过减省笔画来达到书写简便，而不是单纯通过连带笔画来达到这一效果。
紧随其后的汉代隶体楷书，也就是所谓“八分书”，由篆体草书文字秦隶演变而来，草体文字要变成官方规范和严肃的文字，必须有一个楷化的过程，将草体文字中的連带省略加以规范、修饰，所以汉隶的八分书（即包世臣所说的“汉分”）又强调了“笔笔断而后起”的用笔方法。汉代隶体的草书叫章草，它是在秦隶的基础上继续草化而形成的一种书体，即庾肩吾《书品》中所说的“解散隶法，用以赴急”，这时的草体文字不仅要减省笔画，而且同时需要笔画之间的连带书写。但在研究章草的人看来，它写起来有点像楷书，其一，作为较原始的草体文字，其简便的根基主要还是减省笔画，笔画连带书写并没有今草那么多;其二，为了便于识读，章草不仅单字内部的笔画与笔画之间断多于连，而且每一个字都是回抱的势态，形成一个个独立的体系，字字独立写起来有点像楷书;其三，章草是隶体草书的规范化，如皇象的《急就章》，在当时具有草体书写的示范作用，需要趋向楷书。所以，章草在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一种“笔笔断”的状态。
这一情况直到今草的出现才有所改变。今草从何而来？今草的形成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是草藁书，在章草的基础上将其内部的笔画全部连在一起，书写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字和字之间的连带还是比较少。在笔画和笔画连起来之后，就会形成一种书写惯性，这个惯性就会使毛笔往下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纵引”之势，如卫瓘《顿首州民帖》就是这么个形态。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有记载：“（卫）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随后的小草就是从这种字体上发展而来，越来越讲究在单字内部笔画之间的连带性;其二就是传说中张芝的“一笔草”，这是他的一种尝试，不仅将单字内部的笔画全部连在一起，而且将上下字也全部连在一起。这两个路线共同造就了今草。早期今草在单字当中为了将笔画连带起来，把每一个笔画的起收处写成转折，用折笔的方法将断开的笔画连起来，同时，通过强化笔画起收处的转折动作，在连续转折的过程中将一个个笔画切割清楚。这一情况在后来王羲之尺牍、《万岁通天帖》以及《阁帖》中都有所体现。所以，米芾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而朱立青批评包世臣“环转处颇无断势”，就是指晋人草体，虽说是在追求笔画之间的连带，但实际上还是含有断的意思。汉魏时期钟繇创立的真体楷书，是从隶体行草书中发展而来的，先天带有行草书笔画之间的连贯性，即所谓“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但作为楷书，钟繇努力以“笔笔断而后起”的方法使隶体行草书楷化，讲究的还是断。嗣后，王羲之将钟繇楷书进一步楷化，虽然保留着连贯的笔势与一些连带的用笔，但也在确保每一个笔画的断意。而北朝书家则把锺繇楷书彻底推向了“笔笔断而后起”。
到了唐代，楷书是在继承北朝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南方二王一系的书风，自此开始，书法即基于“笔笔断”的古法而加上了一些“笔笔连”的修饰;行草书努力学习二王，在“笔笔连”当中讲究断势，由此发展成了以王羲之为核心的经典帖学谱系。所以，包世臣认为唐代以前的书法都采用“笔笔断而后起”的笔法。
宋代以来，书家自认为属于晋唐一系，但更多着眼于“笔笔连”，大多犯了与包氏同样的重“环转”而忽略“断势”的错误，缺少了唐以前“古质”的秉性。所以，包世臣提出的“笔笔断而后起”的观念，就是要矫正片面追求“今妍”而越来越缺少骨力的时弊，值得当今学书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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