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叶锦涛 郑欣艳

　　[摘要] 当前已有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食品、环境等领域，而缺乏对于疾病，尤其是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的研究。本文运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SUNS），探讨特大城市地区不同群体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感知现状。研究发现，学历、新媒体使用、自评健康和户籍四个变量对特大城市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其中，学历越高、新媒体使用频次越高的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高，而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民众风险感知越低;与外地户籍民众相比，本地民众风险感知更高。该结果对于理解特大城市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和分配不平等现状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 流行性疾病  特大城市  风险感知  风险社会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流动老年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支持研究”（项目编号：19BRK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叶锦涛（1993-），男，湖南岳阳人，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郑欣艳（1997-），女，浙江衢州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0）02-0094-12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传统与现代交融，导致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风险也在同一时间段集中暴发出来，尤其是在特大城市之中。这意味着，中国特大城市的风险结构聚合了城市发展多阶段和多类型的风险，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超常规集聚已成为难以避免的时代趋势，各类社会风险交织存在，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特征之一。“风险”已经成为刻画现代社会图景的有力武器，风险也成为了现代社会，尤其是特大城市社会的代名词。
　　事实上，“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风险极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成为全球性的存在，例如各种灾难性事件和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在世界各国频繁暴发，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风險感知和社会行为。仅近20年来就暴发了2003年的“非典”（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等流行性疾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对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并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由于特大城市人口更密集、社会密度更高，流行性疾病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危机具有较强的冲击性，民众对流行性疾病的风险也更为敏感，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更为严重。因此，“特大城市民众对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的现状如何”成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重点探讨和分析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特大城市民众对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的现状如何？第二，影响特大城市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的社会因素主要有哪些？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现状
　　国内已有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是否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阶段的前提，而直接借用风险社会理论开始讨论和分析中国社会。在风险社会阶段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上升，城市地区成为“人造自然”，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类社会自身，即被制造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它与以往来自自然的风险（例如地震、洪水等）即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不同，并在处理社会风险的过程之中不断制造新风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随着科技创新持续推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农村和小城镇人口进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快速提高，例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人口规模早已超过千万。与传统城市和农村不同，特大城市地区有大量传统社会所不具备的特征，例如人口高度聚居，空间利用率更高，交通道路更加密集等。加之城市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会潜在造成风险的不断生成和传播，已经使得风险成为制度化的存在。换言之，特大城市更容易出现和传播各类传统社会之中不会产生和出现的风险。加之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而风险一旦暴发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例如火灾、水患和流行性疾病。
　　在风险感知方面，现阶段，我国城市居民对不同种类风险的感知存在明显差异。学历和社会地位较高群体对高度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并且对现代型风险感知明显高于传统型风险感知，而优势阶层对现代型风险感知更高。风险感知概念最早始于心理学研究，是一个相对主观的概念。一方面，感知到的风险与实际存在的风险可能具有一定差异，实际风险暴露高于或低于感知到的风险都有可能发生，即风险分配与风险感知存在差异性。例如在上海市，外来人口更容易成为环境暴露风险的受害者，但是实际上可能城市本地居民风险感知更高，极易出现主观风险感知与客观风险暴露产生偏差现象。此外，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民众的风险感知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在具体风险感知层面，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逐渐成为一种威胁公众健康的社会风险，并受到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在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方面，有学者将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划分为三种状态：风险感知过高状态、风险感知过低状态、风险感知调整状态，并且受到收入、年龄、学历、食品危害的经验等因素影响，且媒体的宣传对于民众的风险感知有明显的放大作用，即风险的社会放大（SARF）。同时有研究发现，食品安全事件中体现风险后果严重性的内容会增强公众的风险感知。
　　在环境风险感知方面，人们的环境风险感知除了受到情感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职业的影响，例如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群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最强，而农民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风险感知较低。与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一样，环境风险感知也会受到收入的影响，高收入人群对于环境风险较为敏感。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社会媒体对人们环境风险感知影响显著。 　　当前，已有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总体风险感知、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等领域，却忽视了对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的关注。而流行性疾病对公众健康乃至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容小觑，一次次突发性流行性疾病事件的发生会刷新公众对于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感知，还会引起公众的更大关注。因此对于风险感知的研究也应与时俱进，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感知应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二） 研究假设
　　在风险感知理论解释方面，文化建构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文化建构论学派将社会风险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注重社会个体的风险感知、主观建构和选择，也就是说风险以及风险感知是一种集体建构，文化价值、社会认知和社会情境都会影响着民众的风险感知，因为风险事件与社会、制度和文化存在密切关系，并会放大或缩小人们的风险感知，因此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民众对于不同种类风险感知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拉什强调风险是社会个体感知的结果，他认为风险将不再是由工业化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而是从信息领域、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和危险。文化建构论认为社会风险是被社会所主观建构出来的，或者说尽管风险是真实的，但是对风险程度的認知是社会建构的。因为风险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大众传媒、个人经验和生活阅历、本地记忆、道德信念以及个人判断的话语为依据而建构起来的，而非社会个体所接触到的社会现实。因此，认知能力越强的个体对于风险的关注度也会更高。此外，社会媒体可能存在夸大或者缩小风险的可能性，例如高估一些耸人听闻的风险，或低估一些看似寻常的风险，导致风险失真。也就是说，在风险信息和事件传播过程之中，媒体扮演着建构风险的重要角色。
　　众所周知，流行感冒作为最常见和普遍的流行性疾病，每年都会定期暴发，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流感病毒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也更广。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人不容易感染流感，而那些健康状况较差的人，自身免疫力较差，身体抵抗力也差，因此更容易感染流感。不仅流感如此，其他流行性疾病也是如此。个体自身的免疫力才是抵抗流行疾病最重要的因素，毫无疑问，自身身体健康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流行疾病的风险感知。
　　最后，在特大城市地区，人口密度更大、聚居度更高，移民群体作为特大城市中的重要群体，相对于非移民群体而言，他们往往拥有更差的居住条件，社区的公共设施，居住房屋的通风、采光等条件也更差。而居住条件越差，越容易造成流行性疾病传播和肆虐，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纽约发生霍乱期间，病理学家就发现建筑质量差、采光通风差、空间拥挤的住房和居住区会更易成为传染病传播和蔓延的“温床”，因此，住房条件差的社区为流行性疾病提供了有利的传播环境。已有研究发现，居住条件越差，则患传染病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拥有更差居住条件的移民群体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感知也会更高。
　　结合以上讨论综述和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1：学历越高，认知能力越高，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高。
　　假设2：新媒体使用频次越高，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高。
　　假设3：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低。
　　假设4：相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外地居民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更高。
　　三、 数据和变量
　　（一）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SUNS）。该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III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CENDUS）负责设计和执行。该调查项目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居（村）调查包括全市5732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的537个社区，于2015年完成;住户调查则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180个社区进行入户访问，调查对象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于2017年7月最终完成。SUNS为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量最大的项目。为避免因非抽样误差所带来的测量偏差，本文选取年龄在80岁以下的调查者作为样本，经过筛选，共有7465个有效样本。
　　（二） 变量
　　1.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感知，具体问题为：当今社会面临着各种风险，您认为流行性疾病的风险严重程度如何？答案共 4个选项：不严重（赋值1分，下同）、不太严重（2分）、比较严重（3分）和很严重（4分）。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将不严重和不太严重合并为不严重（0），占比为17.28%，将比较严重和很严重合并为严重（1），占比为82.72%。
　　2. 核心自变量
　　本文核心自变量包括学历、新媒体使用频次、自评健康状况和户籍。
　　为了更好考察学历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将学历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三个层次。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为44.62%，高中学历占比为24.41%，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30.97%。新媒体使用频次变量是根据新媒体使用频次量表加总而来，共4个题目，每道题目分值分别为：从来不（1）、偶尔（2）、有时（3）、经常（4）、几乎每天（5），加总得分区间为[4，20]。在此基础上，将新媒体使用频次划分为低（4-10）、中等（11-16）、高（17-20）三个层次，分别占比为38.65%、43.64%和17.71%。自评健康是总体自评健康，总共三个层次：差、一般、好。户籍，即样本户口所在地是否在上海市，以外地为参照组，本地户籍=1，本地户籍所占比重为63.51%。如表1所示。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考察学历、新媒体使用频次等变量对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的影响，我们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工作单位性质等变量进行控制，除收入和年龄变量外，均为虚拟变量。性别变量，以女性为参照组（女性=0）。年龄变量，从表1可知样本年龄在16-80岁之间，均值为47.34，标准差为16.07。政治面貌包括中共党员和非党员两类，政治面貌变量以非党员为参照组（非党员=0）。工作单位性质变量，以体制外为参照组（体制外=0）。婚姻状况变量，将婚姻状况划分为已婚和未婚两类，以未婚为参照组（未婚=0）。收入样本月收入均值为5.75（千元），其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0。 　　四、 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一） 特大城市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现状
　　表2报告了不同群体在学历、新媒体使用频次、自评健康状况和户籍等自变量上，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差异。具体而言，除了户籍变量之外，其他变量卡方检验显著（0.001），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学历层面，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分别有73.31%、85.57%及93.77%的人认为当前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处于严重状态，学历越高，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高。在自评健康状况变量层面，自评健康状况差、一般和好三种状态分别有82.01%、85.75%及80.70%的人认为当前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处于严重状态，相对于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人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更高。而在户籍变量层面，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在新媒体使用频次方面，新媒体使用频次低、中等和高三种状态的人分别有71.16%、88.61%及92.97%认为流行性疾病风险处于严重状态，即新媒体使用频次越高，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高。
　　在控制变量方面，在性别层面，不存在显著差别;在年龄层面，风险感知更低的群体平均年龄更大（53.5）。而在婚姻状态层面，已婚群体有81.75%风险感知严重，未婚群体这一比例为86.47%;与非党员群体相比较，党员群体有85.43%风险感知严重;在单位性质方面，有81.6%体制外人员风险感知严重，体制内这一比例为89.01%;在收入方面，风险感知严重的群体月收入更高（6.71）。
　　（二） 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表3报告了流行性疾病风险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模型1为基准模型，没有放入自变量，主要考察六个控制变量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分别为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政治面貌、单位性质和收入。具体而言，年龄越大，风险感知越低，党员和女性的风险感知更高，体制内工作人员风险感知更高，收入越高，风险感知越高。
　　教育能够较大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认知能力也更强，在模型2中加入了学历变量，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而言，高中和大专及以上人员风险感知更高，假设1得到证实，这是因为风险感知属于心理层面，存在较大的建构空间。在模型3中加入了新媒体使用频次变量，相对于使用频次低的人而言，使用频次中等和使用频次高的人，风险感知也更高。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媒体来获得信息，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时间局限更小，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风险事件暴发之后，通过新媒体得到快速传播，有效缩短了民众的风险距离，从而使得新媒体使用者在无形之中感觉风险离自己更近。新媒体对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比较明显，假设2得到证实。
　　流行性疾病大多属于传染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多数属于病毒性疾病，并极易通过飞沫、体液等方式进行传播。因此，为减小被传染的风险，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减少与传染源接触或者切断传播途径，例如居家隔离和出门戴口罩。当然，另外一种方式是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健康水平，增强人体免疫力，一方面降低被感染的风险，另一方面提高感染后痊愈的几率。结合已有数据和经验，往年在流感等流行性疾病暴发的季节，老年患者较多，且死亡率也更高，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健康水平较差，身体免疫力差，身体抵抗力更差，被传染的可能性更高。例如在各类媒体平台上，不少专业医生都在呼吁民众加强锻炼，提高健康水平，增强抵抗力来抵御流行性疾病的侵扰，进而减少被感染的风险。模型4加入了自评健康状况变量，模型结果表明，相对于自评健康状况差的人，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风险感知更低，而自评健康状况一般的人不存在统计差异性，假设3部分得到证实。
　　西方的研究发现，城市中居住条件和设施差的地区，更容易成为流行性疾病快速传播和暴发的地区。在我国城市中，基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而形成的居住隔离，尤其是在北上广这类特大城市之中较为普遍。相对于本地居民或者已经获得城市户口的移民群体而言，未获得户口的移民群体没有购房资格，因而长期租房居住。已有研究发现，城市移民群体住房条件比较差，而且所居住小区的公共设施等也比较差。由于城市移民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移民群体的居住区往往是流行性疾病产生地区，加之预防措施缺乏，也就是说他们面临被传染的风险更大。模型5加入了户籍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基础上，相对于外地人而言，本地人风险感知卻更高，假设4没有得到证实。
　　五、 结论与讨论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在人口密度和社会密度比较大的城市地区，尤其是特大城市地区，流行性疾病暴发、传播和控制的难度和风险更大。而以往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总体风险感知，在具体风险感知方面大多围绕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和环境风险感知，却忽视了对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的关注。基于此，本文通过采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以学历、新媒体使用频次、自评健康状况和户籍为核心自变量，分析城市居民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如下发现：
　　第一，超过80%的特大城市居民认为当前流行性疾病处于严重状态。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风险，流行性疾病更容易对人口高度聚集的社区产生破坏，特大城市地区由于其拥挤的居住、工作和交通环境，极易成为流行性疾病暴发的地区，使得居民更容易受到流行性疾病的威胁。毫无疑问，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风险数量和种类也在不断上升，民众风险感知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因为感知能力提升，同时风险也正在不断增加，且已成为制度化的存在。
　　第二，文化建构论认为，风险感知具有极强的建构性，会受到民众自身价值倾向和认知能力的影响，毕竟风险意识本身也是一种风险。一般而言，学历越高，认知能力越强，风险意识也越强，对于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比较敏感，对社会风险危害性认识也更深刻，因而他们对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感知也更高。
　　第三，新媒体使用频次越高的群体，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高。风险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建构的。风险感知是民众对社会风险暴发可能性和危害性的认知，是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体。流行性疾病具有极强的来源不确定性、传染性和危害性，往往在暴发时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和破坏性，并存在诸多盲区。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的传播范围广，更少受到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让使用者在接触新媒体传播信息的过程之中，缩小了使用者的风险距离，增强其风险感知。新媒体也可以通过对某些风险信息的传播和建构，把一些隐而未彰、不受人关注的社会风险放大。
　　第四，不同于流行性疾病，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选择有效规避环境风险和食品风险，例如邻避运动和绿色食品消费新生活运动的兴起，进而实现降低风险感知的目标。虽然对于流行性疾病的风险，也可通过一定的社会行为来规避，例如居家隔离等，但是应对措施更少。一方面流行性疾病往往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且传播途径和方式较为多元，尤其是在暴发初期，难以做到有效的预防，风险性高;另一方面，流行性疾病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阶段性。相对于其他种类的风险，健康的身体是抵抗流行性疾病风险的最好的方式，本文研究结果也较好地证实了这一点，即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城市居民对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低。风险分配和感知的不平等性，造成了风险感知不仅是自身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风险分配的结果。
　　第五，相对于外地移民群体而言，本地居民对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感知更高。其实，本文关注的是特大城市民众的主观风险感知，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影响，民众的客观风险暴露与主观风险感知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即可能存在主观风险感知很高，但是客观风险暴露却很低的情况，反之亦然。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特大城市中仅有20%的民众主观环境风险感知与客观风险暴露一致。本质上，主观风险感知与客观风险暴露之间的差异是风险分配不平等的产物，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延伸。正如前文所述，学历越高的民众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越高，但是实际上学历越高的民众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更低。
　　（责任编辑：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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