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收入传递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传洲　王娜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收入不平等现象凸现，一个显著特征是代际收入流动性滞缓即代际收入传递。代际收入传递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阶层固化的一种显著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公平的重要制约因素，深入分析和研究代际收入传递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文献视角，对代际流动性测算和代际收入传导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并基于传导机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等三个方面提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代际收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富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4.4;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3—0070—09
　　[作者简介]张传洲，男，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理论;王娜，女，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从横向看，是指同代不同家庭的收入分配，即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一般用基尼系数衡量，并可通过建立包含各个个体因素的模型来解析收入差距扩大的缘由;从纵向看，是指同一家庭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即收入的代际流动，反映的是机会的不均等问题，这个维度的研究可以直观地反映家庭内部收入转移情况。近年来，我国频繁出现的“富二代”“穷二代”等现象，反映出我国有阶层固化的倾向和趋势，正是代际收入传递流动性不足的表现。因此，研究代际收入传递问题并得出有效建议是当前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代际收入传递的研究非常重视，虽然在我国对该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国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却更早更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对我国学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首先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内涵进行综述，继而从代际收入流动性测算和代际收入传导机制两个方面对现有的研究进行综述，最后期望构架一个指标体系，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立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一、代际收入流动的内涵
　　代际收入流动是指子代在收入分布中所处地位相对于父代的变动情况，可以用代际收入弹性来去测度，即子代持久收入与父代持久收入的相关程度。通过对代际收入弹性的测度，可以说明代际收入流动性：若代际收入弹性高，说明父代收入水平对子代收入影响大，代际收入流动性低;反之则相反。一个社会如果代际流动性低，就会出现上文中提到的“二代现象”，也就是阶层固化现象，这种现象反映的是机会的不均等;反之，一个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社会，其机会均等程度就较高。
　　Becker and Tomes开创了经济学对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他们指出，代际流动性研究的是财富的间接转移。与财富的直接转移指数所有权发生改变不同，间接转移是因为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和人力投资会不同，最终体现在子女身上的表现是子女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1]。这其中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是代际收入传递理论研究的内容。
　　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第一个问题是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算，通过测算可以得到流动性的确切程度;与第一个问题，“代际收入流动性究竟有多大”相比，“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代际收入传递”是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问题，即代际收入传导机制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对于相关政策构建具有实践意义。
　　二、代际收入流动性测算相关研究
　　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性最常用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回归系数法;另一种是转换矩阵法。
　　（一）回归系数法
　　率先提出回归系数法的是Becker and Tomes，假设父母的效用取决于自己的消费和孩子的数量及特征，得出一个家庭有约束最大化效用模型[2]：
　　其中，下标0代表父代，1代表子代。C代表消费，Y代表收入，I代表人力投资，E代表禀赋。上式约束条件表明，父代的收入用于消费和对子代的人力投资;子代的收入取决于父代对其的投资和自身禀赋， [σ]为回报率;该禀赋包括一个随机扰动项[ui1]和一个非随机部分[ei1]，随机部分包括家庭文化、关系网络、个人的性格和偏好以及生物遗传基因导致的能力区别等;这部分因素主要从父代遗传而来，[δ]为遗传率，并且受一个随机扰动项[vi1]的影响。
　　求解该最优化模型得到：
　　因为上式中禀赋因素的不可测性，转而分析父代子代之间收入的相关性，成为现有文献中最常见的弹性系数估计方程：
　　其中，  [Yi1]和[Yi0]分别是子代和父代一生收入的对数，[β]被称为代际收入彈性1-[β]，表示代际流动性。[β]取值介于0和1之间，当[β=0]时，表示代际收入完全流动;[β=1]时，表示代际收入流动性为0，即完全不流动;可见[β]越接近于1，流动性越差。
　　上述模型要求用持久收入数据进行估算，而持久收入数据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可得的。实践中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只能用单年数据（或几年数据）代替持久收入进行估算，势必会产生估算偏误，因此对估计偏误的测算分析成为使用该实证模型时的重要内容。
　　1.对测量偏误的分析。早年因为面板数据的缺乏，研究者无法准确估算偏误的大小，但对偏误的研究已引起重视，Solon提出使用单年数据会造成代际收入弹性的严重低估，其原因就是数据的同质性以及收入具有的临时波动性[3]。Solon[4]和Mazumder[5]认为误差的大小主要受父代收入冲击的影响。
　　①若收入冲击服从独立同分布，那么偏误系数可用下式表示：
　　其中，[θ]是偏误系数，[y0]是父代一生收入，[vot]是父代t时期临时收入冲击。 　　可见，此时偏误系数小于1，采用单年数据时流动性弹性估计值会偏低;偏误系数会随着n的增加接近于1，即误差会降低，因此采用n年平均收入数据进行估算可以降低误差。
　　②若收入冲击不服从独立同分布，而是AR（1）过程，偏误系数变为下式：
　　其中，[b=1+2ρn-1-ρn1-ρn（1-ρ）]  ，[ρ]为暂时收入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
　　此时偏误系数较为复杂，使用单年数据可能带来数据的低估或者高估。但随n的增加，误差会降低，因此采用n年平均收入数据进行估算仍然可以降低误差。
　　③Haider and Solon对代际流动性测量偏误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他们认为误差的大小取决于单年收入和一生收入的关系，不仅仅是临时收入冲击[5]。假设它们的关系如下式：
　　其中，下标t代表在t年的数据观测值，[v1t]和[v0t]分别代表子代、父代收入冲击。
　　可见，若[λ1t=λ0t=1]时，估计误差的大小主要受父代收入冲击的影响，便是上述Solon [6]和Mazumder [7]对偏误系数的研究。
　　若不满足[λ1t=λ0t=1]，此时单年收入与一生收入的偏差除了受临时收入冲击影响外，还具有生命周期偏误。此时偏误系数为：
　　因此，需要做的是寻求合适的时期，使单年收入和持久收入的比例接近于1。进一步对生命周期偏误系数进行核算得到了下式：[θ=γ1t][δ0t]，其中[γ1t]是子代单年收入对一生收入的回归系数，[δ0t]是父代一生收入对单年收入的回归系数。还有更多学者对生命周期偏误和暂时收入冲击偏误进行分析研究，比如Grawe [8]和Nilsen et al. [9]。
　　陈琳对上述西方相关测量误差理论进行了梳理，使用具体数据进一步验证在我国测量偏误的来源。通过采用跨越年数的多年平均收入估算代际传递弹性，观察其估值的变化是否出现显著上升趋势，并检验显著性，得到偏误系数并不完全小于1的结论。该结论显示我国暂时收入冲击不服从独立同分布，而是可能具有持久性暂时性收入冲击或者生命周期偏误，得到我国在估算流动性弹性时的偏误系数有持久性暂时性收入冲击和生命周期偏误的影响[10]。
　　除了上述偏误之外，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估算时，研究者往往还要面临数据的异质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是不按照上述模型进行系数估算，而是应用转换矩阵来描述和分析，这个在本文流动性测算的第二部分进行综述;另一种方法是进行分位数回归。采用分位数回归对不同分位数上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除了解决数据异质性问题以外，还可以对不同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进行对比分析，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意义。
　　2.对测算偏误的处理方法。综上可见，采用多年平均收入进行估算是降低偏误的有效方法，因此，学者们从这个角度对基本模型（1）进行了改善。Solon将年龄的二次函数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放到该回归模型中，继而估计该多元回归[11]，如下式所示：
　　其中[Ai1]、[Ai0]分别代表子代和父代年龄。
　　但此方法下使用OLS估计结果仍是偏低，为解决此问题，Solon又提出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测算，将父亲受教育水平引入作为工具变量，估计了1984年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53 [12]。此方程是对式（1）的改进，成为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的标准方程。其后对流动性弹性的估计基本都是在（1）（2）两个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西方众多学者应用此模型对本国进行了代际流动性的估算，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工具变量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双取样二阶最小二乘法，比如，Mazumder用双取样二阶最小二乘法估计美国1995—1998代际收入弹性为0.57[13];Grawe采用工具变量法对1993的美国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结果为0.47[14]。
　　周興、张鹏考虑了临时收入冲击和生命周期偏误，在计算代际收入弹性前先应用下式对收入数据进行了修正[15]：
　　其中，Y为持久收入，[vt]为临时收入冲击。作者认为持久收入由样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职业、户籍、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变量所决定。所以首先应用上式结合可观测到的样本数据中的上述各项变量值，对持久收入进行预测，得到父代持久收入测算值和子代持久收入预测值;再应用式（1）对流动性弹性进行估计。
　　龙翠红、王潇运用（1）模型进行流动性测算[16]。他们用下式分别表示子代和父代在T年的收入模型：
　　其中，下标0代表父代，1代表子代，t，s代表时期。由以上两式得到下式：
　　提出可以使用父代对数收入的多年平均值替代父代的持久收入，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偏误的程度。与这篇研究方法的相似的是刘奕君 [17]，借鉴Solon的工具变量法，将父代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引入，上式变为如下形式：
　　 并应用此式进行了回归。最后将OLS回归和IV回归结果进行了对比。
　　杜薇 [18]结合模型（1）以及修正的Mincer工资方程：
　　其中，y是工资收入;edu是教育年限;exp是工龄;X是一系列影响工资收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婚姻状况、职业、性别等。将这两个模型综合后构造了一个影响工资收入的模型：
　　 其中：[β]为代际收入传递弹性。应用上式进行多元回归，目的在于对比代际传递和个人奋斗对收入的作用。
　　 还有学者直接应用Solon的经典模型进行流动性测算，比如黄潇应用（2）式测度了我国贫困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认为贫困的代际传递性更强[19]。李力行通过测算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得到我国存在流动性减弱的趋势的结论[20]。
　　由前所述，分位数回归可以解决数据的异质性问题，而且具有较强的应用作用，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体现。王会娟、胡永健在模型（1）的基础上对回归方程进行了如下变形[21]： 　　可见，该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一系列个人特征变量[Zi]，該变量应包括性别、年龄、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等。作者应用此模型，采用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高低收入家庭不同分为点上的代际收入弹性。与王会娟、胡永健 [22]同样采取分位数回归的还有刘小鸽 [23]，从计划生育是否影响了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进行分析。因此作者在模型中加入了家庭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并引入家庭规模和父代收入的交叉项：，因此收入弹性是[β+ρsize]。
　　（二）转换矩阵法
　　转换矩阵法是测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第二种方法，除了可以测算流动性之外，还可以解决数据异质性问题。除此之外转换矩阵还可以用来表示经济地位的分配中子代位置相对于其父代位置的变动。
　　将父代和子代人口分别按收入等分成若干组，计算父代收入在i组而子代收入在第j组的概率，形成一个转换矩阵，以收入从低到高五等分为例：
　　该转换矩阵P中，元素[aij]代表父代收入在i组，而子代收入在j组的概率。因此满足[j=15aij=1]，[i=15aij=1]，即每行的和为1，每列的和也为1。当i=j时，为处于第i 收入等级的父代其子代留在第i 收入等级的比率，在矩阵P中表现为对角线上的元素;当[i?j]时，说明子代相较父代是由较高收入阶层流入较低收入阶层，为向下流动;当[i?j]时，说明子代相较父代是由较低收入阶层流入较高收入阶层，为向上流动。
　　可见，对角线元素反映了代际收入的不流动，此可用对角线元素之和来衡量不流动性。而剩下的元素考量的便是流动性，考虑到跨越等级数也是对流动性的衡量，所以用下式测算流动性：
　　因为转换矩阵具有容易理解、数据直观还能解决数据异质性问题，因此在研究中应用较多。
　　徐舒、李江针对数据异质性问题，计算了代际收入的转换矩阵。首先，观察转换矩阵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发现，随着父代收入水平的提高，子代与父代处于同等水平的概率变低，但在父代收入水平最高的组，子代与父代处于同等水平的概率反升，验证了数据异质性问题的存在;其次，通过计算出每一个元素的标准差，可看出数据中表现出的代际收入转移具有稳健性;最后，作者得到转换矩阵具有对称性，说明收入在代际间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是具有对称性的[24]。
　　 郭豫媚、陈彦斌应用转换矩阵研究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现象。在转换矩阵内，每一列数据都是位于对角线上的元素最大，说明了各收入组的子代最有可能与其父代停留在同一组，即存在代际固化现象[25]。
　　周兴、张鹏除了应用转换矩阵进行流动性测算外，对转换矩阵进行进一步的应用，作者将子代收入换成子代受教育程度，衡量了家庭收入对子代受教育机会的影响[26]。
　　刘奕君应用转换矩阵研究中国居民收入的代际流动及其趋势，应用上文中所述估计流动性和不流动性的方法，对代际流动性进行了估算，并得出了与OLS估计一样的结果[27]。同样直接使用转换矩阵测算流动性的还有周兴、王芳，他们应用转换矩阵对我国城乡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测算并进行对比分析[28]。
　　三、代际收入传导机制研究
　　上述对流动性测算的研究为代际收入传导机制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现有研究进行整理发现，对代际收入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下面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人力资本
　　经济学对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最早研究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开始的。Becker & Tomes通过构建前文中的有约束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模型，认为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二是父母禀赋的遗传[29]。Becker认为父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子代收入也有着影响，一是父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父代自身的收入，进而影响父代对子代人力投资的能力;二是父代人力资本与子代人力资本的相关性，具体体现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影响更强[30]，即教育的代际传递。因此关于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实证研究大都是对教育的代际传递进行衡量。如Iyigun研究教育对于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和效应，方法是通过建立教育供给模型和入学过程模型[31]。相关学者代际教育传递研究主要运用以下方法：测算代际教育弹性、工具变量法、分组对照法、条件收入弹性法、中间变量法。
　　1.代际教育弹性的估计。这种方法与前文中估计代际收入弹性的方法类似。Chevalier et al应用该方法估计了欧洲和美国的代际教育弹性，认为教育回报率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2]。
　　2.工具变量法。因为上述方法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学者采取寻找内生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对估算模型进行修正。秦雪征总结了包括挪威、美国等学者应用工具变量法对本国教育代际传递的测算，这些测算直观的验证了人力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33]。
　　3.分组对照法。分组对照法主要应用于研究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净影响。通过分组对照，做随机控制实验，选择同卵双胞胎作为样本进行对比研究，目的是剔除先天禀赋的影响。Behrman and Rosenzweig应用该方法进行研究，认为与母亲相比，父亲的教育水平在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34]。
　　4.条件收入弹性法。条件收入弹性法是结合Solon的基本线性模型。设置一对模型进行代际收入弹性估计。
　　不包含受教育程度的回归方程：
　　包含受教育程度的回归方程：
　　E表示子代受教育程度;Z代表年龄控制变量，包含父代和子代的年龄项以及年龄平方项。通过估算简单代际收入弹性[β]和条件代际收入弹性[β0]，并对比弹性的变化率来判断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相关性。
　　徐俊武、张月应用上述模型研究了我国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作用机制[35]。 　　在条件收入弹性法的基础上，龙翠红、王潇 [36]将以下方程：加入教育、健康和社会资本等控制变量，使之变成如下形式：
　　其中，C代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j=1，2，3，分别代表教育、健康和社会资本，[rj]为各项资本对子代收入而言的回报率。
　　可见，条件代际收入弹性法并不仅适用于人力资本传导机制的研究，通过条件回归方程变量的设置，可用来分析其他众多因素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和作用。
　　5.中间变量法。基于西方学者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较早，一些西方学者更早的采用了中间变量法及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分解法对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比如Machin [37]、Iannelli & Paterson [38]、Bowles & Gintis[39]和Blanden et al. [40]。我国学者建立的中间变量法主要借鉴了Blanden et al.的分解法研究思路。
　　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基本模型：[y1]=[α+βy0]进行分解。方法是引入各中间因素，用父代收入对各中间变量进行回归，再用中间变量对子代收入进行回归。
　　其中，[INj]为中间变量，[j]=1，2，…，n代表中间变量个数;可见[λj]为父代投资系数，[θj]为子代回报率。所以有，中间变量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贡献为：，总的解释力为
　　可见，此模型同条件收入弹性法一样，并不僅适用于人力资本传导机制的研究，众多学者应用此模型对各个因素进行了分析。应用此模型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机制进行研究的有陈杰、苏群，他们加入两个中间变量，分别是子代教育和职业，得到结论，子代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贡献为17.06%，子代职业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贡献为18.7%，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41]。陈琳和袁志刚应用此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中国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基本保持在10% 以上[42]。
　　上述研究例证了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说明了教育在促进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政府可以改进教育环境的公平性来促进代际收入的流动性。Dustmann研究发现德国具有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并指出这主要是与德国的教育体制相关的[43]。此外，Meghir & Palme通过瑞典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政府支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加能够有效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44]。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包含的范围较广，包含了子代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和社区环境等。从代际传递理论来看，社会资本对代际传递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代的贫困会给予子代不好的成长环境，示范效应和同伴效应会使子代的贫困延续下去。学者对社会资本对代际传递的机制作用主要从社会网络、政治资本和职业传递三个角度展开。
　　1.社会网络。薛宝贵、何炼成指出社会网络主要是指个人与亲戚、熟人之间构成的关系网络。并把个人与亲属的联系称为强联系，个人与熟人的联系称为弱联系[45]。社会网络可以通过为个体提供就业、创业信息，比如介绍工作，减少其就业、创业成本，使其在就业与创业中占有优势。
　　Granovetter研究发现信息传递主要依靠与熟人间的弱联系[46] ，Granovetter以美国的华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为例发现亲属间的强联系对其就业有重要影响[47]。Ports研究得到发达国家就业有15%-30%通过社会网络实现，并主要依靠与熟人间的弱联系[48]。Dan & Fredrik研究表明，父代对子代的社会资本投资对子代收入有重要作用[49]。Bian研究了在中国社会网络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机制，得到社会网络产生的裙带关系对子代就业和收入具有显著影响[50]。
　　2.政治资本。政治资本主要指权利主体可以利用权利设租、寻租以及为其子女亲属就业、创业提供便利。薛宝贵指出权利主体可以利用行政审批等方式，获取租金，其子女就可通过继承租金实现代际收入传递;权利主体还可以利用权利，比如行政审批权使子女、亲属进入到一些垄断行业[51]。对于政治资本的研究，我国学者较多一些，比如杨瑞龙、王宇锋和刘和旺 [52]、李宏彬等 [53]、胡咏梅和李佳丽 [54]、谭远发 [55]等。方法上大多是通过在分析中加入党员身份这一变量展开，并观察到了政治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显著影响。李力行、周广肃应用多项式Logit模型分析政治身份的代际传递[56]。可见，Logit模型不仅可用来分析政治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有些学者用此模型来分析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各大影响因素，比如周兴、王芳 [57]。
　　3.职业代际传递。职业的代际传递是子代与父代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职业。Corak & Piraino研究加拿大职业数据发现，约6%的青年男性曾在父亲工作过的单位工作过，并且该群体具有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58]。我国的吴晓刚 [59] 和周兴、张鹏 [60]研究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城镇子女和农村子女皆有职业代际传递现象存在，也进一步说明了，职业的代际传递对收入的代际传递具有显著作用。
　　关于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实证研究，大多对上述三个方面一起进行，分别研究的很少。在方法多使用条件收入弹性法和中间变量法，比如陈琳、袁志刚应用上述中间变量法测算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对中国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得到社会资本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解释力接近10%[61]。龙翠红、王潇应用条件收入弹性法实证分析后，同样得到了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作用[62]。
　　（三）财富资本
　　关于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研究较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开展的要晚一些。对于财富资本概念的界定，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是家庭财产，包括房屋资产、金融资产，对于农村居民还包括土地面积等。
　　2000年以来，我国房价的逐年快速上涨，使持有房产比努力劳动更容易致富，甚至一部分人通过房产进行投机快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还有部分人靠着国家的拆迁补助政策快速致富。近些年来，我国的这种特殊国情，使得群众收入在流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财富存量出现大量增多的现象。继而加大了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的影响。薛宝贵指出以房产价值为重要内容的财富资本的代际传递直接导致了代际收入传递，并指出我国遗产税的尚未征收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将财富留给子女，也造成了财富资本的代际传递[63]。陈琳和袁志刚应用中间变量法，对财富资本的代际传递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把一个家庭财富分为房产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土地面积（农村居民）三大类，发现房产价值的解释力在城乡分别达到37.85%和15.47%;金融资产解释力分别为31.18%和26.51%;唯有土地面积只有微弱的解释力[64]。由此可见，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价值两项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明显大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10%。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了财富资本对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巨大作用。 　　在此之后，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重大作用越来越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一些学者开始针对性研究财富资本与代际收入流动影响。比如黄林峰 [65]、胡跃峰 [66]、刘剑河和胡跃峰 [67]、胡琼 [68]、隆兴荣 [69]等。
　　由此可见，虽然关于财富资本与代际收入传递的研究开展较晚，学术成果不够丰富，研究方法基本沿袭前述的中间变量法、条件代际弹性法等，没有太大突破，但研究结果却是令人不得不引起重视的。这些研究结果普遍发现了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巨大的解释力，超过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四、结语
　　由前文可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是代际收入传递的三大途径。要促进代际收入的流动性，需要从这三大途径入手。
　　从人力资本角度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可行性较高的途径，相较另外两个途径而言，由内而看，教育之于个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继而向上流动;由外而看，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是个人努力有效的前提，而这可以通过政府来构建，即只要政府构建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低收入群体就可以通过教育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教育不公平的体现主要包括公共教育支出的不足导致了不同家庭的孩子不能获得同等的教育、公共教育支出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地区的教育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的不公平两个方面。比如，学区房、昂贵的课外补习、高等教育昂贵的费用等。创造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来促进代际收入流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完善社保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缩小城乡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差距;加大公共教育支出，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体系，解决学区房问题体现出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完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进一步完善助学贷款体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等。
　　降低社会资本在就业、创业市场的影响，才可以创造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增加政府、机关单位从业人员的透明度规避社会网络效应;转变政府职能，打破市场和权利纽带，杜绝政治资本效应;完善就业市场、消除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就业公平。
　　由前所述，财富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解释力巨大。在我国要通过财富资本角度促进代际收入流动，首先，是房产价值问题，比如通过限购、限贷抑制利用房产的不合理投资;用房产税的普遍实施，降低房产空房率。其次，应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尽量增大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通过规范分红制度，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通过市场利率化保证存款人的储蓄收益等。
　　参考文献：
　　[1][2][28]Gary S. Becker，Nigel Tomes.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87（5）：1153-1189.
　　[3]Solon， G. . Biases in the Estim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Correl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 1989，71（1）： 172-174.
　　[4][6][11][12]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82（3）：393-408.
　　[5][7][13]Mazumder， B.. Fortunate Sons： New Estim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S Using Social Security Earnings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5，87（2）：235-255.
　　[8]Grawe， N. D..Lifecycle Bias in Estim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Persistence[J]. Labour Economics， 2006，13（5）：551-570.
　　[9]Nilsen， O. A.，.K. Vaage， A. Arkvik， and K. Jacobsen.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gs Mobility Revisited： Estimation Based on Lifetime Earning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114（1）：1-17.
　　[10]陳琳.中国城镇代际收入弹性研究：测量误差的纠正和收入影响的识别[J]. 经济学，2015，15（1）：33-52.
　　[14]Grawe N. Reconsidering the Use of Nonlinearities i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as a Test for Credit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04，39（3）：813-827.
　　[15][26][60]周兴，张鹏. 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 2013 （5）： 50-59+127.
　　[16][36][62]龙翠红，王潇.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56-164. 　　[17][27]刘奕君. 中国居民收入的代际流动及其趋势[J]. 南大商学评论，2014（27）：22-43.
　　[18]杜薇. 广东省居民收入差异的代际传递效应[J]. 当代港澳研究， 2013（12）：36-50.
　　[19]黄潇. 如何预防贫困的马太效应——代际收入流动视角[J]. 经济管理， 2014，36（5）： 153-162.
　　[20][56]李力行，周广肃.代际传递、社会流动及其变化趋势——来自收入、职业、教育、政治身份的多角度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4（5）：11-22.
　　[21][22]王会娟，胡永健. 代际影响视角下的子代收入差距研究[J]. 劳动经济， 2015（12）： 18-23.
　　[23]刘小鸽. 计划生育如何影响了收入不平等？——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J].中国经济问题， 2016（1）：71-81.
　　[24]徐舒，李江. 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及对收入公平的影响[J]. 财政研究，2015（11）： 23-33.
　　[25]郭豫媚，陈彦斌. 收入差距代际固化的破解：透视几种手段[J].中国经济转型， 2015 （9）：41-52.
　　[28][57]周兴，王芳. 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J].人口学刊，2013，36（2）：64-73.
　　[30]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31]Murat F. Iyigun. Public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Mobility[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9，40（3）：697-710.
　　[32]Arnaud Chevalier， Joanne Lindley.Overeducation and the Skills of UK Graduat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2009，172（2）：307-337.
　　[33]秦雪征.代际流动性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14（9）：115-124.
　　[34]Behrman，J.R.and M.R.Rosenzweig.Dose Increasing Women’s Schooling Raise the School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1）：323-334.
　　[35]徐俊武，张月. 子代受教育程度是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经验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15（10）：121-128.
　　[37]Stephen Machin，Anna Vignole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 Widening Socio-Economic Gap[J]. Fiscal Studies， 2004，25（2）：107-128.
　　[38]Iannelli and Paterson.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and， Wales， and Scotland[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7，80（4）：330-358.
　　[39]Bowles， S.，H. Gintis.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16（3）：3-30.
　　[40]Blanden Jo，P.Gregg，and L. Macmillan.Accounting for In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J]. Economic Journal， 2007，117（519）：43-60.
　　[41]陳杰，苏群.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5）：74-80.
　　[42][61][64]陈琳，袁志刚.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J].世界经济， 2012（6）： 115-131.
　　[43]Christian Dustmann.Parental Background， Secondary School Track Choice， and Wages[J]. 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4，56（2）：209-230.
　　[44]Costas Meghir，Marten Palme.Educational Reform， Ability， and Family Background[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95 （1）：414-424.
　　[45][51][63]薛宝贵，何炼成. 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16（2）：44-49.
　　[46]Mark S.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1360-1380. 　　[47]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J].Sociological Theory， 1983，（1）：201-233.
　　[48]Ports，M..Trends in Job Search Methods： 1970-1992[J]. Monthly Labor Review，1993，（10）： 63-67.
　　[49]Dan A，Fredrik A. Stratification，Social Net-works in the Labour Market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7，117（520） ：782-812.
　　[50]Bian，R.. Guan xi and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Jobs in China[J]. China Quarterly，1994.
　　[52]楊瑞龙，王宇锋，刘和旺.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J].经济学（季刊），2010，9（3）：872-890.
　　[53]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2，11（3）：1011-1026.
　　[54]胡咏梅，李佳丽.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大学毕业生收入有影响吗[J].教育与经济，2014，（1）：22-30.
　　[55]谭远发.父母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工资溢价：“拼爹”还是“拼搏”？[J].管理世界，2015（3）：22-33.
　　[58]Miles Corak， Patrizio Piraino.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mployer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1，29（1）：37-68.
　　[59]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7（6）：38-65.
　　[65]黄林峰.基于金融性资产的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13.
　　[66]胡跃峰.基于家庭金融性资产的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14.
　　[67]刘剑河和胡跃峰.基于家庭金融性资产与借贷规模的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研究[J].理论探讨，2014（3）：4-9.
　　[68]胡琼.基于 Bewley 模型的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不平等与代际传递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15.
　　[69]隆兴荣.家庭财富积累与代际收入传递的实证研究[D].湘潭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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