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职业代际流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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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职业的代际流动是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为了明确农民职业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促进合理社会结构的构建,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运用流动率、流动距离等指标分析流动现状,探究了职业代际流动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当前农民的职业代际流动率较高,近距离的流动较多,父亲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影响农民职业代际流动。认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农民教育培训力度、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有助于职业代际流动。
关键词 农民;职业代际流动;流动率;流动距离;流动类型
中图分类号 F 323.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01-0253-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01.07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Farmers’Occupations—Taking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AO Yu fan,LU Yue,ZHU Guan yu et al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1)
Abstra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occup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and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inter 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sonable social structure,we collected data by questionnaire method,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rmers’ inter 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by using indicators such as mobility rate and mobility distance, and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 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inter generation mobility rate of farmers was relatively high, there was a lot of close mobility, and the income level and education level of fathers affected the inter generation mobility of farmers. It is believed that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farmers, and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mployability of farmers will contribute to inter generational mobility.
Key words Farmer;Occupati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Mobility rate;Mobility distance;Mobility type
堅持以人为本,着力建立健全机会均等、成就自赋的开放、透明、畅通的社会公平流动制度,保障每一个人都有公平发展的机会,这是当前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而在我国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服务的各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城乡二元差异,该研究职业的不合理流动也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这无疑成为了社会公平流动的巨大障碍,职业代际流动是研究劳动者两代之间发生的职业类别和职业层级间的变动。职业的代际流动反映一个社会中不同代际成员的地位变化或被分配到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中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特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解决职业代际流动中的问题,成为了研究热点。郭丛斌等[1]研究认为我国居民的职业在代际间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父辈对子辈职业地位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流动的范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割;李路路等[2]认为我国总体社会流动率逐步提升,代际间的职业继承是主要特点;孙凤[3]认为我国城镇地区职业间缺乏流动,职业在代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王学龙等[4]研究认为不同年龄群体的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农民代际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农民的流动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家庭的代际流动对于反映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开放、公平程度的作用更大。因此,研究农民职业代际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国内代际流动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有关农民职业代际流动的研究较少,该研究旨在明确农民职业代际流动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为促进农民职业代际流动和合理社会结构的构建提供参考依据。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及样本描述 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18年春节期间在河北省保定、石家庄、廊坊、沧州、邢台、邯郸、承德、张家口、唐山9个市展开了实地调查,样本覆盖河北省各地区农村家庭。调查对象设定为年龄25~45岁的子女,这是因为年龄25岁及以上的个体职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征,与父亲当前的职业具有可比性,并且其父母在改革开放初期正值青壮年时期,具备了自主择业的条件。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为350份,有效回收率87.5%。主要调查内容包括父子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家庭交往情况、父代对学校教育的认识等。
1.2 变量定义
根据布劳-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可能取决于父亲先赋性因素,也可能取决于自致性因素。根据文献资料可知,父亲职业与子代职业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父亲的职业对子女择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的教育水平较高,对子女学业的指导能力越强,利于子女文化资本的积累;父亲的收入能够通过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对子代职业的获得产生影响;因此该研究将父亲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作为先赋性因素,子代的教育水平、子代的社会资本作为自致因素。变量的定义及赋值见表1。
1.3 研究方法
运用SPSS进行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并运用职业流动率、职业流动距离和流动类型指标分析职业流动现状。
1.3.1 职业流动率。职业流动率包括总流动率、向上流动率、未流动率、向下流动率、结构流动率、纯流动率。
(1)总流动率是指发生职业代际流动的样本量占总样本量的比例。
(2)向上流动率是指子代职业地位高于父代职业地位个体的比例。
(3)未流动率是指子代与父代从事相同职业人员的比例。
(4)向下流动率是指子代职业地位低于父代个体的比例。
(5)结构流动率是反映社会职业结构变化的程度,即因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所提供的新增职业所提供的流动机会。计算公式如下:
m=ni=1|ai+-a+i|/2N
式中,m为结构流动率;ai+是指父代某职业样本的观察值;a+i是指子代某职业样本的观察值;n为职业类型数量;N为样本数量。
(6)纯流动率是因个人原因而形成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无关的社会流动,是总流动率与结构流动率的差值。
1.3.2 职业流动距离。流动距离为子代职业编码减去父代职业编码的绝对值。
1.3.3 职业流动类型。职业流动类型包括未流动、职业向上流动和职业向下流动3种类型。用子代职业编码减去父代职业编码,计算结果为0,表示为未流动;计算结果大于0,为职业向上流动;计算结果小于0,为职业向下流动。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农民职业代际分布现状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父代和子代在职业分布和社会阶层分布方面均存在差异性。职业分布显示,父代农业劳动者职业比例最高,为46.32%,其次是自由职业者,为18.11%,其他职业所占比例均低于10%。子代中,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比例均较高,农业劳动者比例仅为10.12%,比父代降低了36.20%。父亲职业的分布呈现“倒丁字”形,子代职业分布为“高脚杯”形。相关性分析显示,父子职业之间的相关系数r=0.02,说明了父子职业相关关系弱。
2.2 农民职业代际流动率
图3显示,农民职业总代际流动率为75.58%,是未流动率的3倍多,向上流动率高于向下流动率16.9%,说明农民职业具有很强的代际流动性,总体呈向上流动特征。结构流动率为36.25%,低于纯流动率3.08%,说明农民流动中,源于社会进步因素与个体因素的比例相当。
2.3 农民职业流动距离
分析图4可得,农民职业流动距离为1、2、3的比例分别为20.0%、15.4%、15.2%,总和为50.6%。流动距离为4、5、6、7的占比分别为11.1%、6.3%、2.3%、5.4%,总和为25.1%。前者约是后者的2倍,说明农民的职业代际流动距离较短,父子之间职业跨度较小,多数为阶层内部的职业流动。
2.4 农民职业代际流动影响因素
表2显示了父代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与农民职业代际流动距离的关系。低收入家庭子代流动以近和较近距离为主,收入大于1 000元的家庭,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长距离流动的比例增加,收入水平为3 000~5 000元家庭流动距离为4的比例为17.54%,大于5 000元家庭流动距离为4和6的比例分别为29.16%和16.67%,高于3 000元以下家庭10百分点以上。教育水平对流动距离的影响趋势与收入水平的影响相似,父亲为小学以下水平的家庭职业流动距离≤2的比例较高,父亲为初中水平的家庭职业代际流动距离为4的比例高达18.9%,高中及以上水平的家庭流动距离为4和6的比例分别为21.5%和17.9%,大大高于父代学历水平较低的家庭。这可能是由于高学历水平家长代表了家庭较多的文化资本,也能为家庭带来较多的收入,能够对子女的学业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本,家庭环境也对子女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相关分析表明,父代和子代教育水平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r=0.337**),子代教育水平提高,增加了其在就業市场的竞争力,利于农民职业代际流动。
表3是父代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与流动类型的关系。流动类型分为向上流动、未流动和向下流动。随着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向上流动比例逐渐提高,收入高于5 000元的家庭是低于1 000元家庭的2倍。未流动比例与向下流动比例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随着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逐渐降低。收入为1 000~3 000元水平的家庭向下流动比例最高,其次是低于1 000元水平的家庭。收入3 000元以上家庭向下流动比例较低。父亲为初中水平的家庭向上流动比例最高,其次是小学以下水平的家庭,小学水平的家庭最低。这可能是高学历家庭父代已经从事比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向上流动存在较大困难;小学水平的家庭对教育的认知与高学历家庭存在差异,前者认为教育不重要的比例高达72%。未发生流动的家庭比例随父代教育水平提高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初中及以上水平家庭的未流动比例较低。小学以下及高中以上的家庭向上流动比例远高于向下流动比例,大约为24%。小学以下水平家庭向上流动比例高可能是父代从事职业地位较低的缘故。 3 结论与讨论
分析结果表明,父代职业主要集中为农业劳动者,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子代中,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比例均较高。子代的职业分布优于父代。调查对象中,46.24%的农民家庭职业代际流动是向上的,总体来说农村家庭职业代际流动呈现向上流动趋势。但仍有部分家庭职业未发生流动或向下流动。父子两代的职业的相关性较小,说明农民职业的继承性较低。但近距离的农民职业流动较多,说明向上的阶层跨域式流动较少,而阶层之间的流动能够凸显社会的公平和开放性。这与刘非菲等[5]的研究结果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他们认为我国居民职业代际流动呈现出强烈的子承父业特点,代际间短距离流动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农民来说,子承父业就是农民职业的延续。农民在职业分类和声望排行中都处于较低的位置,这将阻碍社会的流动与变迁,甚至出现阶层固化现象。因此找到促进农民职业向上流动的因素至关重要。我国目前已经处于改革的深化阶段,微观因素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研究结果显示父代收入、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职业流动具有影响。其中教育对个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作用最大,接受更好的教育可以提高低职业阶层家庭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4 建议
4.1 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从研究结果看,教育对代际流动影响显著,这也就折射出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程度。农村目前教育资源落后,政府要加强对教育的重视,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性支出的投资,尤其要促进教育公平的建设,保障各职业阶层家庭的子女接受教育机会的均等,为先赋条件较差的个体搭建较低的积累人力资本的平台,为实现公平就业创造条件。另外父代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子女的职业阶层,通过公共教育的建设,在社会中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氛,这对代际向上流动具有积极意义。
4.2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收入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促进子代的教育发展。一是要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二是提高农民的就业水平,提升农民的就业素质和能力,通过就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大力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四是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
4.3 科学调整有关政策,建设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机制 社会流动性弱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上升渠道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社会底层的人难以依靠自己已有的条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目前社会存在较强的精英社会壁垒,要想突破壁垒就要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为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政府可以从完善就业制度、加强就业指导和相关培训、发布就业信息等方面努力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农民的就业公平,打破精英社会壁垒,降低农民向上流动的成本。
参考文献
[1] 郭丛斌,丁小浩.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行业代际效应及教育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5(1):34-40.
[2] 李路路,朱斌. 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5(5):40-58,204.
[3] 孙凤.职业代际流动的对数线性模型[J].统计研究,2006(7):61-65.
[4] 王学龙,袁易明.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之变迁:趋势与原因[J].经济研究,2015(9):58-71.
[5] 刘非菲,梁岩.中国居民职业代际继承效应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4(10):102-104.
[6] 顾东东,杜海峰,刘茜,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4):69-79,87.
[7] 余秀蘭.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J].高等教育研究,2014,35(7):9-15.
[8] 张瑞玲.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J].兰州学刊,2009(3):107-110.
[9] 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7(6):38-65.
[10] 阳义南,连玉君.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 与 CLDS 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4):79-91.
[11] 邢春冰.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J].经济研究,2006(9): 10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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