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精神新变推动中国近代文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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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首先厘清中国近代有哪些新的文化精神，接着说明这些中国近代文化精神如何促使中国近代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发生新变，造成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近代文学转型，最后指出中国近代文化精神和中国近代文学都有过渡性局限。
　　关键词：中国近代文化精神；中国近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这一切必然会引起一场价值观念的变革，甚至要以此价值观念的变革为先导，于是产生了中国近代文化精神，这种新的近代文化精神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性自由发展的需要，它势必对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文学发生深刻影响，推动并引导中国传统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发生变革，由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
　　
　　一、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新变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内容的新变
　　
　　由于中国近代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新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许多近代文学作家都在近代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反映生活，把近代文化精神当作自己作品的本质内容，宣传这种新的文化精神，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的思想内容，从而促使中国近代文学转型。
　　中国近代文学由于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新变而获得了新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忧患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忧患精神，但中国近代文学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忧患精神远比古代的强烈。由于中国近代作家获得了世界意识，能把中国放在近代世界大局中来思虑中国落后必然挨打的命运，深感中国人亡国惨祸近在眉睫和救亡责任的重大，“寸寸山河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黄遵宪《赠梁任公同年》）。又由于近代作家处在封建社会末期，有纵观中国历史的眼光，能比古代作家更深切感到中国人几千年所受封建压迫痛苦之重和觉醒之难：“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蒋智由《有感》）。更由于近代作家已摆脱了“君国一体”、“忠君即爱国”的封建观念束缚，把爱国建立在“民为国主”的国家观念上，忧患的已不再是君王的安危和王朝的兴衰，而是“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及其觉醒，故使这种忧患有了新的民主主义性质。
　　2.变革精神。中国人因袭守旧的思想一直很浓厚，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但近代社会的现状不能不使人对现状生厌弃之心而思变革，认识到只有变革才能救中国。为此中国人提出了一套又一套社会――政治改革方案，有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有农民阶级革命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它们的阶级性质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改革。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龚自珍早就对封建顽固统治者提出警告：“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此后呼吁改革的作家更是多而又多，如康有为说“能变则强，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礼运注叙》），邹容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军》）。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希冀的变革已非古代那种以巩固封建统治为目的的传统内的变革，而是有先进社会理想作指导的使社会转型的变革。在这种变革精神鼓舞下，中国近代变革已有群众运动的规模，使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加速。
　　3.开放精神。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十分周密的封闭排他型体系，中国人“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之类观念根深蒂固。但近代以来形势迫使愈来愈多的中国人通过阅读译书、出国考察和留学等途径，“向西方寻找真理”，在与守旧顽强派进行长期艰难的斗争之后，开放精神终于逐渐成为社会风气。近代作家王韬等人出访西方所写游记，帮助人们对西方风物习俗、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有了最初的了解，使人耳目一新。接着，严复等人所译《天演论》等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则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以致掀起了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甲午战争之后，林纾所译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一大批小说，马君武所译拜伦《哀希腊》等诗歌，将西方世界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西方人的社会人生观念活泼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彻底改变了此前中国人对西方的片面看法，知道西方不只有血腥野蛮的一面，也有文明光辉的一面，这对长期封闭的中国人来说，其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此后，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对民族事业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认真向西方文化学习，又结合本国文化遗产作出创造的人，所以梁启超说：“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余子，卢（卢梭）孟（孟德斯鸠）实先河”（《壮别》）。
　　4.斗争精神。中国人过去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人际关系上总是强调“中庸”、“贵和”、“尚柔守雌”，竞争和斗争观念一直未进入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觉悟到自己置身于充满竞争和斗争的世界，不竞争不斗争就不能生存，反帝反封建更需要“斗争哲学”。近代以来“反传统成为传统”指的也是斗争精神成为传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高旭《盼捷二首》），无数近代文学作品都显示了这种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近代文学表现这种斗争精神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古代文学所不能比拟的，它们犹如群乐合奏，构成一组组崇高悲壮的交响乐曲。
　　5.民主精神。古代中国人在家族制度和君主专制压迫下，一直缺少民主传统，虽有“民主”一词，也不过是“为民作主”之意罢了。近代以来，人们接受了西方“主权在民”思想，要求削弱或铲除君权，公民决定国家大政，并把公民主权原则和法治原则结合起来。民主精神之深入人心，只要看袁世凯、张勋们恢复帝制的行径瞬间失败即可见一斑。龚自珍的作品痛切“诋排专制”，严复的作品热心宣传“社会契约说”、“群己权界论”，康有为的作品极力鼓吹“君主立宪”，章炳麟的作品大声疾呼“民主共和”，都昭示了中国近代文学体现的民主精神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6.科学精神。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是“重义理，轻艺事”，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科学意识一直是民族精神的薄弱环节。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最早感到自己不如西方的地方就是科技，因而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科学报国”。向西方学习科技的热潮，从到西方和日本留学的学生以学科技者居多即可看出。黄遵宪、康有为的许多海外诗，王韬、薛福成的许多海外游记，皆以西方近代科技成就抒情感怀，把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自然科学知识写得独具韵味，真所谓“地心海底，涌奇境于灵台，磁电声光，寄遐想于哲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对鸦片顽癖、缠足毒刑、神鬼迷信这些愚昧生活方式的批判，也是科学精神的表现。中国过去没有科幻小说，近代作家为宣传科学，除翻译过来不少西方科幻小说外，也开始了自己的科幻小说创作，如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等。
　　7.个性解放精神。过去封建礼教一直宣扬“圣贤人格”、“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要人“无情”、“无欲”、“无我”，个性自由便无由说起。近代以来的人格理想已是“平民人格”，要“有情”、“有欲”、“有我”，张扬个性，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价值。严复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深知个人自由乃民主政治之基础。近代作家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个性解放精神，龚自珍的诗《能令公少年行》歌颂少年蓬勃朝气，高旭的诗《侠士行》歌颂侠骨豪情，秋瑾的文《告姊妹们》呼喊男女平权和妇女自求解放，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表现觉悟青年恋爱自由与封建礼教的冲突。

　　
　　二、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新变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艺术形式的新变
　　
　　一种性质的文学向另一种性质的文学转型，也要靠表现形式的变革。中国近代文化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内容的转型，也支持并鼓舞了中国近代文学作家去猛烈批判封建旧文学的表现形式，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学的表现形式，使中国近代文学在文体观念、艺术表现方法、审美趣味、语言运用等方面发生变革，从而促使中国近代文学转型。
　　中国近代文学由于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推动而在表现形式方面发生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变革精神促使中国近代文学文体观念的新变。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以诗文为正宗，而把小说、戏剧这两种文体视为“小道”，没有与诗文并立的资格。在西方，叙事性文学发展很早、地位很高，由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体裁构成的文学格局早就形成。中国近代作家出于对民众进行通俗启蒙宣传的目的，很快便注意到了东西方文学这种文体格局的不同，在变革精神的鼓舞下，他们向西方学习，破除轻视小说、戏剧的传统谬见，而为小说、戏剧争取正宗地位。梁启超、夏尊佑等人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认为小说“入人之深，行事之远，几几出乎经史之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汪笑侬、李叔同等人则倡导戏剧革新并输入话剧，认为戏剧是“众人的大学堂”，演员是“众人的大教师”（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这种抬高小说、戏剧地位的观念变革，对文学现代化有重大意义。至于占据文学正宗地位的古代诗文，发展到近代已衰落僵化，它们以尊唐宗宋、设立清规戒律的拟古形式主义为艺术特征。针对这种情况，中国近代作家诗人，在变革精神鼓舞下，普遍赞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口号，欢迎并仿效“新派诗”和“报章体”散文创作，开始了古典诗文向现代白话新诗和白话散文的文体转变。
　　2.开放精神促使中国近代文学表现方法的新变。过去人们只认为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方面先进，但对西方文学则因无知而认为并无可观。但晚清以后，在开放精神鼓舞下，大量西方作品被翻译介绍过来，中国古代文学的自我优越感被打破，有识之士开始自觉以欧美和日本文学为榜样进行表现方法的变革。譬如说，自宋元以来的古代白话小说是附丽在说书人的“说话”上发展起来的，以讲故事为主，一直采用平铺直叙而又比较呆板的固定形式，自林纾等人把《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西方小说翻译过来之后，作家们努力借鉴，不以说故事为主而以塑造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为主，且细致地融入作家的情感态度和审美评价，运用倒叙法、插入法、补叙法、第一人称叙述法，注重人物外貌、人物心理、自然环境的描写，这些都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如吴趼人《九命奇冤》的倒叙法，刘鹗《老残游记》的景物静态描写，曾朴《孽海花》的心理描写。
　　3.斗争精神促使中国近代文学审美趣味的新变。中国古代文化充满和谐意识，强调宇宙之“和”、社会生活之“和”、每个人心理活动之“和”，影响所及，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审美特征是优美美感，给人恬静、温柔、愉悦的审美感受，这非常适合农业宗法社会人们的生活理想。但这与近代以来国家民族的现状不协调。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昂扬斗争精神影响到中国文学，使这种文学在充满危机意识、痛苦意识的同时，又充满反抗意识、牺牲意识，于是悲剧审美逐渐取代优美审美的主流地位。人们在环境十分恶劣、任务十分艰巨、道路十分曲折的条件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还再斗争”成了规律，这规律鲜明地反映在近代文学中。我们在梁启超的《六君子传》、章太炎的《徐锡麟传》、吴梅的《轩亭秋》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许多蒙难的志士，他们本不该遭到苦难、毁灭的命运，然而事实上却遭到了苦难、毁灭的命运，而且还表现了他们在面对苦难、毁灭时的主观态度，对苦难、毁灭命运的抗争，甚至是明知胜利无望的抗争，在这种抗争中显示自己的胆识、勇气、人生价值和生命之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文学特别倾心于英雄悲剧美感，围绕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一批具有英雄悲剧美感的作品产生，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古代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4.民主精神促使中国近代文学语言运用的新变。在古代中国，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一直处于分离状态，文学创作也是这样。口头语言向前发展了，文学语言却老是袭用先秦以来的文言。这是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垄断、施行愚民政策的结果。近代文学在民主精神鼓舞下，要把文学当作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提高民众素质的工具，于是有了文学语言言文一致的强烈愿望，以便使文学通俗化大众化。黄遵宪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日本国志》），裘廷梁的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历数文言文的各种弊害，又以成周、泰西、日本为例阐述使用白话文的“八益”，旗帜鲜明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由于其他作家的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终于形成了近代白话文运动。
　　
　　三、中国近代文化精神新变和中国近代文学新变都有过渡性的局限
　　
　　中华近代文化精神和以反映它为本质内容的中国近代文学，都有过渡性特点，都是由于向西方学习而从古代向现代转型期的产物。它们都只能算是走向现代化的发端，发生质变前的量变准备，真正完成转型应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它们的过渡性特点，造成了它们以下局限：
　　1.涵盖面窄，精英意识浓厚。近代中国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群体身上，而在其它社会群体身上体现得很薄弱。这些知识分子诞生于洋务运动之后，他们通过出国考察、留学，或在国内新式学堂学习，成为近代中国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熏陶获得现代观念的人，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近代中国历次社会变革运动都是由他们推动和领导的，因而爱国、变革、开放、民主、科学、个性解释等近代中国文化精神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远比其它社会群体的人要多。中国近代文学也就总是通过表现这些逐渐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表现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变。中国近代文学正面表现近代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体裁，不是小说，而是诗歌和散文。因为诗歌和散文的主要艺术功能是抒情，读者从中看到的主要是抒情主人公即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故我们从龚自珍、谭嗣同、秋瑾等近代作家的诗文作品中，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到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中国文化精神是何等丰富。然而，知识分子以外的社会群体，如人数最多的农民群体，尽管他们有反帝爱国精神和某些民主要求，但由于在当时仍被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封建观念所束缚，缺乏现代观念的启蒙，变革、开放、科学、民主、个性解释等近代中国文化精神仍很难涵盖到他们。农民群体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无所作为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近代文学除黄小配的小说《洪秀全演义》表现了一些农民的民主要求外，几乎再无其它作品表现农民的近代性民族文化精神，其原因也在于此。中国近代已出现最早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是由地主、官僚群体中刚转化出来的，封建观念仍很多，近代中国文化精神在他们身上，虽有体现但不充足，故我们在近代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塑造得成功的从事工商实业的资产阶级人物形象。当然，近代作家忽视知识分以外的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身上存在的近代民族文化精神，也表现了近代作家们的局限性：他们是刚由封建士大夫转化来的，封建士大夫那种“士为四民之首”的传统精英意识，使他们轻视、脱离其它群众。
　　2.新旧纠葛，感情强烈而思想缺乏深度。近代中国文化精神和近代中国文学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它们从旧社会旧文学的母体中蜕变出来，并未完成这个蜕旧变新过程，因而既有新的光辉一面，又有旧的痕迹一面，二者纠葛在一起。例如，康有为有强烈变革精神，但他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维新变法道理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六经中记载的有关尧、舜、禹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社会变革主张的。他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就是新旧纠葛的表现。同样的，文学上的“诗界革命”是有强烈变革精神的，但诗界革命旗手黄遵宪的诗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他为了保存旧风格，就不得不保存旧形式，运用旧语词、旧句法、旧典故，诗体就不能彻底解放而成为真正的“新诗”，这也是新旧纠葛的表现。
　　中国近代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国近代文学都是在民族危亡、国势凌夷的形势下产生的，必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常以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缺乏思想深度。梁启超就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又说自己“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另有一种魔力”，但“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清代学术概论》）。譬如说，当时人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就很肤浅。科学到底是什么？在许多人眼中，科学仅是一种解决物质问题的实用手段，是富国强兵的工具，而没有把科学看成是超越实用目的的一个完整思想体系，没有以整体观、功能观、结构观来看待科学的作用，没有强调科学反对偶像教条的怀疑精神、追求并坚持真理的意志、逻辑和实证思维方法等这些深层次的内涵。还有，当时许多人，包括近代作家在内，都热烈追求个性解放，但在现实政治功利的考虑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大家都将个性解放当作救亡的手段和途径，结果价值变为工具，目的流于手段，让政治遮蔽了人文精神，说明人们包括近代作家并未真正认识个性解放精神的深刻意义。这个缺点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人”的觉醒和个性主义时才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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