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政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石文

　　摘 要：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完善具有积极影响，但新媒体收集的民意扩大了非理性化、非规范化的参与，数字鸿沟和网民层次不合理也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因此，公共政策应利用好新媒体，扬长避短：发展完善电子政务，完善网络参与机制；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素养，规范公共政策中网民议政规则。
　　关键词：公共政策；新媒体；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82-03
　　
　　一、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积极影响
　　
　　（一）政策制定
　　政策目标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主要环节：一是政策目标的设计正确，这是决策者的主要职责；二是不同的参与者对政策目标的认同，这涉及民主参与问题。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媒体为民众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良好、便捷的平台。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广集民意，促进参与。与传统媒体“宣传”为主的功能不同，新媒体的参与度和交互性更强。普通百姓已经成为网络平台的主体。以博客媒体为例，博客具有“四零”特点，即零技术、零成本、零编辑、零形式。［1］加之手机3G技术的兴起，现在新浪网又推出“微博”，人们表达思想不受时空限制。人们记录自己生活琐事，同时也更加关注社会大事，参政热情和积极性提高。在新媒体环境下，“民意”不需要经过层层把关，不再轻易“被扭曲或被删减”，这样有助于采集“原生态”的民意，这是传统媒体环境下所望尘莫及的。在民主理想的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新媒体使得人们有很强的“参与感”，这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大有裨益。
　　议程设置，引导方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信息的取舍、轻重缓急的安排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体的影响。麦考姆斯和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认为，“某些话题或争论的焦点，如果被大众媒介强调，它们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显著性也会随之增长”［2］。在新媒体时代，点击率就代表着关心度，进而指引着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向，使政策议程表现为典型的“由感性到理性”，“由需求到规范”。议程通常可分为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3］这三种议程存在着相关性，由于公共政策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因此政策主体对引起公众议程非常关注。当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产生共鸣时，会迅速触发政策议程设置。某一公共社会问题只有提上政府议程时，这才成为公共政策问题。而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某一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就可能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诉求，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最为典型的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及其后实行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二）政策执行
　　政策制定只是第一步，公共政策制定出来后的重要问题在于能否顺利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策制定完成之后政策由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主要包括设置政策执行机构、政策执行资源配置、政策宣传、政策分解、政策试验和政策实施。其中，新媒体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全面理解，自觉执行。政策对象对政策执行的接受行为可分为三个层次：服从、认同与内化。服从是接受政策的最低层次；认同是接受政策反应的中间层次；内化是接受政策的最高层次，它表现为对政策内容及其意义有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并内化为自觉行动。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更容易接受政策执行，即更容易达到内化层次，因为政策的制定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公民参与的结果，而且政府可以运用网络等平台对新的公共政策进行宣传和详细阐述，以便公民迅速、全面的理解政策目的和内涵。
　　时时监督，确保公平。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一般而言是政府或者政府工作人员。而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政策从制定到下达要经过层层环节，而且对于各个利益群体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某些政策执行单位，其部门的利益往往会因为某些新政策的实施而受到影响和伤害，利益驱动下的干扰便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和偏差。即便没有利益冲突，由于政策传达过程中信息遗漏，或者由于政策执行者本身素质的原因也会造成公共政策的执行与原政策有所偏差。而公民通过网络等平台表达民意，可以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起到监督作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通过民意渠道进行反映，可以使得良好的公共政策这本“经”不致被念“歪”。
　　公民通过新媒体，还可以及时反映政策执行中的各种情况，可以利用网络公开、透明、舆论强有力等特征有效避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因人而异”、“区别对待”等不公正现象，确保政策执行的公开公平。
　　（三）政策完善
　　政策完善具体包括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和政策监督。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运行的重要阶段，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对公共政策的效率、效益和价值进行测量、评价的过程，其主旨在于获取公共政策实行的相关信息，以作为政策维持、调整、终结、创新的依据。政策终结是指公共决策者通过慎重的政策评估之后，采取必要措施，终止那些过时、多余、无效或失败的公共政策的过程。政策监督是贯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提高公共政策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有力保证，是监督主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进行监察和督促，以衡量并纠正公共政策偏差，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反馈及时，利于调整。公共政策应随公共环境的变换而变化。如原本是符合民生、民意的公共政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不再完全适应人民需要，那就应当适时做出改变，其合理部分可以继续保留，不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内容则要加以删除。如果原有的公共政策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空间，那就应该适时让其退出历史舞台，而让更新更适合时代发展的公共政策取而代之。公民借助网络等平台对公共政策进行反馈是有其优势的。由于网络民意的迅捷性、充分性，无论公共政策出台还是尚未出台，都可以通过网络民意来对公共政策是否得到民众认可来进行检查和验证，即人们常说的释放“决策气球”。相较于精英型决策政府少有顾忌而言，民意型决策往往要在政策意图还没明朗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释放“决策气球”去试探民意。“决策气球”既可以有效避免决策失误，也可以塑造和强化公众对公共决策的社会心理承受力，从而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及时调整政策以做到效益最大化。
　　声音多元，相撞相融。公共政策的核心功能就是协调各方利益，起到平衡作用。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相互融合交汇的，一项政策出台执行后，通过网络和传统大众媒介的交相渲染，可使广大政策主体积极参与到政策的评论和修正中去。多种声音相碰撞，自然地调节平衡，比以往单由政府机关“自上而下”的评估和调整要科学得多，民主得多。这也比较符合当下流行的“协商式民主”，即在公共利益的指向下，通过对话、讨论、协商而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的过程。
　　
　　二、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
　　
　　尽管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完善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事物两面性原理，新媒体环境必然也对公共政策产生消极影响。
　　（一）新媒体收集的民意扩大了非理性化、非规范化的参与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匿名性等特点，网络参与的群体在有序性、组织性和规范性等方面难免出现非理性化的无序行为。网络是一个无中心、开放式的结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传递信息，表达自己的见解。每天在网上传播的信息不计其数，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这会造成虚假信息的泛滥，混淆人们的视听，严重的还会使人们产生思想上的混乱和极端的行为，妨碍社会的稳定。比如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恐怖组织、邪教组织等就可以利用互联网散布政治谣言，进行政治煽动，普通公民如果缺乏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就容易在网络政治参与中迷失自我，以至采取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从而给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带来极大消极影响。

　　（二）数字鸿沟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简言之就是不同层次人群对信息的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差别。在我国，网民虽然绝对数字比较庞大，增长趋势迅速，但仍然不能覆盖到全国人口。中国网民的主体仍旧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68.6%，超过网民总数的2/3。这一年龄结构对中国互联网深层应用影响较大，因而利用新媒体参政议政、制定公共政策还很不完善。当前，利用新媒体的人群学历水平高中生最多，本科以上学历的仅有15.3%。虽然网民学历结构，体现出一定的向高学历迈进的趋势，但是从其与网民年龄结构的正相关看来，现阶段高端的网民数量还是较少，因而网络民意所反映问题的有效性、参政议政的能力受到了制约。此外，在政策制定的公民网络参与中，最需要利益表达的群体往往却无法通过网络来表达意见（包括低收入者、高龄者、残障人士等）。
　　
　　三、公共政策应利用好新媒体
　　
　　新媒体既促进了公共政策从制定到修改过程的民主性，也由于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了不少困扰。我们应该正视负面影响，尽快找出解决的办法，扬长避短，利用好媒体转型。具体措施如下：
　　（一）发展完善电子政务，完善网络参与机制
　　我国新媒体起步较晚，网络参政也非主流功能。今后，我们要继续深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为公民积极的网络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使电子政务的公共服务延伸到街道、社区和乡村，并逐步增加服务内容和扩大服务的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新媒体环境下公民的非理性化非规范化参与。
　　（二）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素养，规范公共政策中网民议政规则
　　新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随心所欲地宣扬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因此，每个人也都成为网络伦理道德的责任主体，应该对自己的网络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负责。所以，公民应提升自己的网络素质，学会准确、完整地选择、解读政策信息，以便有效地利用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普及计算机教育，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数字鸿沟，使公众有能力运用网络参与提出高质量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刘崇学.博客的文化意义初探［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5）：24.
　　［2］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244.
　　［3］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87页.
　　责任编辑：黄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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