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档案馆藏唐代档案是吐鲁番文书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孙成德

　　 辽宁省档案馆藏唐开元二年的6件档案，是国内档案馆中少有的档案珍品，已经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我作为辽宁省档案馆的档案工作者，对学术界研究这几件唐代档案的结论十分关注，特别是想搞清楚这几件唐档的一个重要疑问――究竟是敦煌文书，还是吐鲁番文书？为此，我拜托甘肃省档案局李虎副局长请教了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和施萍婷研究员，查阅了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有关文章，并对比日本宁乐美术馆等处所藏的唐代吐鲁番文书。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结论：这6件档案是唐开元二年的吐鲁番文书，而不是敦煌文书。
　　
　　
　　一
　　
　　 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6件唐档，其中有5件是西州蒲昌府公文案卷。罗振玉于1933年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时，将这6件唐档送给伪满洲国奉天图书馆，1948年沈阳解放后，先后由东北图书馆、东北档案馆保存。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销，此6件唐档即移存辽宁省档案馆至今。
　　 以往一些研究成果认为，辽宁省档案馆藏的6件唐档是敦煌文书。比较早介绍唐档的文章是发表在1982年第4期《历史档案》上，是由辽宁省档案馆所撰写的《唐代档案》，该文介绍“我馆现藏6件唐代档案，原藏于敦煌石窟，夹杂在唐人写经之中。1909年后，罗振玉（奏）请学部购运敦煌石窟文物，这6件唐档便落到了罗振玉手中。‘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为追随溥仪，将其所藏的明清档案和这几份唐档，全部奉送给伪满洲国，在省立奉天图书馆保存。1948年沈阳解放后，为东北图书馆（后改辽宁省图书馆）所接管。1969年后，转至我馆保存至今。”①
　　 以后陆续出版的《辽宁省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精粹・辽宁卷》都提到这6件唐档“藏于敦煌石窟，夹杂在唐人写经之中”。②《辽宁省档案馆指南》和《中国档案精粹・辽宁卷》是辽宁省档案馆介绍该馆馆藏档案的代表作，不少研究者都是据此介绍该馆馆藏唐开元二年档案的。如有的学者撰文“这几件唐档最早出自敦煌莫高窟，后几经辗转，最后才落户在辽宁省档案馆”。③而在全国档案系统最具权威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评介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唐档时写道：“该文献是中国档案部门现存最古老的纸质公文档案。与已发现的敦煌文物资料相比，该文献不十分完整，其主要内容有对寇贼骚扰进行剿扑的申状，其上有职官司马的签字；各寺庙法师的名单；对死亡之人进行勘查等方面。”④这个评介用“与已发现的敦煌文物资料相比”，间接地认为这6件唐开元二年档案是敦煌文书。
　　
　　二
　　
　　 从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6件唐代档案的内容上看，其中5件是唐开元二年吐鲁番的西州蒲昌府公文案卷。这5件档案与分藏于日本宁乐美术馆的156件、日本京都桥本关雪纪念馆的3件及日本比野丈夫手中的21件西州蒲昌府公文档案，“都是唐开元二年西州蒲昌府留下来的各种公文案卷，其中涉及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有着相互的关联，有的甚至月、日相接。” “包括辽宁省档案馆所藏6件中的5件蒲昌府文书在内，原本是同时出土于吐鲁番的同一案卷。”⑤
　　 例如，辽宁省档案馆藏《唐开元二年三月二日蒲昌府受西州都督府兵曹来牒为何人来月替王温玉游奕事》文书，为西州蒲昌府文书。本件与《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中第11件为互为关系的文书。这两件档案记述的是，姜德原为临川城防御，在闰二月四日前，由于有疮，于是折冲都尉王温玉便自判“温玉自往就城（巡检）”。⑥到了闰二月末，西州都督府考虑王温玉已替姜德在番上游奕了一个月，下个月应换别人来接替王温玉在临川城游奕，因此发出上述牒文。现转录两件档案的内容作一对比。
　　 转录辽宁省档案馆藏《唐开元二年三月二日蒲昌府受西州都督府兵曹来牒为何人来月替王温玉游奕事》文书：
　　
　　
　　（前缺）
　　申者，依检姜德合闰
　　患，差镇副史崇来月
　　
　　玉替德游奕讫者，姜德
　　玉来月游奕，牒府速发遣
　　
　　开元二年
　　兵曹参军宝
　　
　　三月二日录
　　司马阙
　　检案玉
　　
　　
　　（后缺）
　　 转录《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中第11件《唐开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麴义 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文书的前5行：
　　 （前缺）
　　 遣讫，今更
　　 符牒，知和均既替
　　 姜德临川城防御，牒
　　 城并牒和均知。玉示
　　 二日⑦
　　
　　 从王温玉上述的判语看，是蒲昌府接到西州都督府兵曹当日来文的答复，大概是蒲昌府已经安排镇副史崇来月接替姜德，现接州符牒，得知已安排和均接替姜德，所以要临川城与和均知道此事。这两件文书都提到姜德，提到替换姜德游奕的事宜，可见，两件文书内容和时间都是互相联系的。
　　 又如，辽宁省档案馆藏《蒲昌府府兵名簿》中的“白圈子”、“郭盲才”，分别在《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中的第30、13、53件文书上有记载。第30件第6行载有“宜抽烽兵白圈子”，第13件第11行载有“得郭盲才状”，第53件第13行载有“郭盲”。⑧从上述的对比，可以证明本件是蒲昌府府兵名簿。
　　
　　三
　　
　　 据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研究员对《追福寺麴上座等》文书的鉴定意见，本件“所载追福寺、崇福寺、万寿寺、普光寺、开觉寺、普照寺、等爱寺、证圣寺、励勤寺、法施寺、大宝寺等，俱为西州高昌县佛寺”，不属于敦煌县的佛寺。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唐代敦煌县也有一座普光寺，但敦煌县的普光寺为一座尼寺，非僧寺。同时，从道理上说，位于沙州敦煌县的普光寺不应出现在西州高昌县的文书里。由此推知本件内之普光寺应当属西州高昌县。
　　 公元640年至792年，唐在吐鲁番地区和中原一样，实行了州、县、乡、里的行政建制，在高昌设西州，辖高昌、交河、蒲昌、柳中和天山五县。又置高昌、交河、蒲昌和天山四个折冲府，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要地。高昌县和蒲昌县都属于地处吐鲁番的西州，其中蒲昌府设置在州境东部的蒲昌县城，即今吐鲁番盆地鄯善县境内的辟展古城遗址。
　　 从档案中提到的佛寺所在地的高昌县，以及前面提到的蒲昌府都属于吐鲁番地区，由此也可以断定包括辽宁省档案馆藏的唐开元二年蒲昌府的档案应属唐代的吐鲁番文书。
　　
　　四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辽宁省档案馆藏的唐代档案是罗振玉1933年献给伪满洲国奉天图书馆的。“罗振玉将他留存的6万余卷件明清档案和这6件唐档也交给了旧籍整理处（隶属伪满洲国奉天图书馆）。”⑨那么，这6件唐档是怎样到罗振玉手中的呢？从目前分藏在日本的蒲昌府文书的来源看，这批唐代档案在东渡日本前长时间藏在上海，至迟到上个世纪30年代，已由吐鲁番流到了上海。日本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先后为顾鳌、张石园个人收藏，这批唐代档案于1940年移渡到日本的宁乐美术馆。京都桥本关雪纪念馆收藏的3件唐代档案，是上海著名的篆刻家钱瘦铁由上海东渡日本后赠给桥本大师的礼物，钱氏的这几件藏品很有可能是从上海的古董商处购得的。日本的比野丈夫藏的21件唐代档案也很有可能是从上海流出的。罗振玉在去长春之前，虽长期寓居天津，但他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这6件唐档很有可能是罗振玉从上海购得。据陈国灿教授的考证，日本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是吐鲁番盆地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至于何时出土，最初由谁收藏，已难于查考。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是这批唐代档案是吐鲁番盆地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二是多数从上海流散出去。因此，罗振玉从上海得到这6件唐档可能性最大。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批唐代档案“藏于敦煌石窟，夹杂在唐人写经之中”的根据。
　　
　　五
　　
　　 不少介绍辽宁省档案馆藏唐开元二年档案的文章对其价值是这样评介：此6件档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纸做载体的公文档案。数量虽少，所记载的内容也一般，但由于其年代远，距今已近1300年，是我国档案的稀世珍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更是远远超过档案内容本身。
　　 唐代留存下来的纸质档案很少。在吐鲁番能够发现这样一批文书档案，与当地居民葬俗有关。吐鲁番早期墓葬内置衣物、明器，稍后又置墓志，这些与内地大体相同。后来，当地居民开始将足以显示死者生前地位和政治影响的有关文书置于墓内，如因战功所得《勋告》、各类契券、官府文书等，由于吐鲁番地区气候干燥，这些纸质文书才得以长期保存下来。虽然辽宁省档案馆藏唐开元二年档案仅仅是几份吐鲁番的西州蒲昌府公文案卷，但是它和其他吐鲁番文书一样，除了其本身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还在于它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这些档案是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珍贵史料。
　　 综上所述，辽宁省档案馆藏唐开元二年的6件档案是吐鲁番的公文案卷，而不是敦煌文书，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 辽宁省档案局110006）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3077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