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中先进制造业成长规律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　先进制造业作为一种适应时代变迁的产业，具有双重结构、梯度演进和差异性状态等丰富内涵，因而必须进行差异性选择。由于先进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离不开四要素互动。政府必须构建适应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品牌营造等的服务体系，并以品牌营造为根本战略。上海制造业发展中，四要素运作十分典型，但存在“五高五低”的特征，其未来升级必须体现在“三聚焦”过程之中。
　　关键词　制造业；升级；战略
　　中图分类号　F4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2－0029－06
　　
　　当今世界，制造业对于所有国家依然是支撑性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资源和环保的双重制约，发展具有适应性的先进制造业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实现工业化是必由之路，若能走上借鉴国际经验、利用国际资源并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先进制造业发展道路更具特殊价值。从上世纪开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实践中展开探索。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并以上海为实证依据，就产业升级中先进制造业成长规律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先进制造业体系及其差异性选择
　　
　　先进制造业作为一种适应时代变迁的产业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
　　首先，双重结构。包括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所代表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以下简称第一类型制造业)和用先进技术改造的传统制造业(以下简称第二类型制造业)。一般而言，先进制造业愈发达，第一类型所占比例愈高，集中型的开发区可达60％以上，因而第一类型的比例往往成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但就一个国家或城市而言，以往的工业基础愈雄厚，第二类型的比重就愈高，第一类型比例提升呈现渐进性。如上海目前高新技术制造业产值仅占工业产值的25.6％。然而，需要关注的是，当前融入高新技术的传统制造业正在焕发新的竞争力：钢铁领域不断增加高级钢材比重；化学化工正向石化下游的高附价值领域拓宽；发电设备已采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系统，将煤气化技术和高效的联合循环技术相结合，形成洁净煤发电技术㈣；机床数控化使其功能向高精度、高速化、复合化以及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等等，从而推动先进制造业走向技术融合集成创新的道路。
　　其次，梯度演进。制造业发展的历史梯度并未改变，依然是延续四个阶段梯式推进路线，所改变的只是质量与形态。这四个阶段依次是：第一阶段，轻纺制造业。主要提供日用生活消费品。包括食品业、纺织业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为高新技术的应用。如食品更加精美、服装更加高档、时尚，纳米技术几乎全覆盖。第二阶段，重化制造业。以耐用消费品、生产资料和部分设备为产品。在我国，由“老三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向“新三件”(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演变，并且“新三件”又逐步走向智能化均表明这一阶段先进制造业质量的提升。当然，我国制造业总体水平在这一阶段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汽车业的巨大差距就是综合反映。第三阶段，高技术含量的装备制造业。这既是当前世界先进制造业水平最完整、典型的反映标志，也是各国制造业水平落差的参照系。通常我们所说的我国制造业落后，主要就体现在装备制造业落后上。以发电设备为例，在新能源发电方面，如风力发电设备虽然已具备600kw和750kw风力发电组的批量生产能力，但大部分企业仍停留在中低端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水平上。我国输变电行业与电站设备行业的不同之处在于过度分散，成套能力不强，未形成像ABB、西门子等一样的大型公司。第四阶段。后工业化社会智能化制造业。目前其整体形态主要存在于少数发达国家，所产生的产值在本国总值比例中往往低于20％，但在全球制造业中又占有较大比重，并处于引领地位。例如美国2006年制造业增加值只占GDP比重的14％，但到2005年底其制造业依然达1662.8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的223％。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信息化已彻底改变了制造业传统的业务流程和工作方式。开发应用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虚拟化的设计制造平台上；生产过程充分体现世界自动化控制水准；高性能的电子商务使营销全球化更加简捷与快速：虚拟制造系统的应用实现了对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活动进行全面的模拟和仿真，以达到产品开发和生产的周期最短、成本最低、质量最佳的效果，在产业的价值链上始终占有高端优势。从发展状态和趋势看，这个阶段制造业体现出智能化、服务化、环保化的“三化”特征。
　　
　　最后，差异性状态。由于先进制造业存在双重结构，又处在四个阶段之中，就必然带来一国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多元并存的差异性。即使不谈传统制造业(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然居主体地位)，仅就先进制造业分布格局而言，至少呈现四种状态：高端的高新技术制造业；高端先进技术改造的制造业；低端高新技术制造业；低端先进技术改造的传统制造业。
　　所谓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差异性选择，就是要求在形成国家或区域性先进制造业推进战略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差别的合理性，避免脱离国情，千篇一律地追求“高端”。就一个城市而言，上述差异性选择同样客观存在，只不过升级的轨迹更加清晰，升级的速度更为明显。以上海为例，20世纪50－80年代以轻纺工业为主(当时上海的轻工产品，如上海牌的手表、自行车以及食品在全国居绝对优势)；90年代开始由机电产品为重逐步转向重化工业；目前以核电、轨道交通和海洋工程为需求的装备业正呈现良好势头，并且某些后工业社会的制造项目也投入实施。
　　但从总体上看，以下四个阶段也许是必然趋势：第一阶段(Ⅰ)，高新技术制造业低端(Ab)、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制造业低端(Bb)、传统制造业的高端和低端(eab)并存；第二阶段(Ⅱ)，高新技术制造业低端(Ab)、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制造业高端(Ba)、传统制造业的高端和低端(Cab)并存，且后者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阴影)；第三阶段(Ⅲ)，高新技术制造业高端(Aa)、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制造业高端(Ba)并存，传统制造业走向消亡；第四阶段(Ⅳ)，高新技术制造业的高端(Aa)、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制造业高端(Ba)并存，且后者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阴影)。
　　这里的关键是，探明先进制造业在全球、本国和本地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引领产业活动不断走向高端。
　　
　　二、先进制造业运行要素与结构功能
　　
　　先进制造业的运行是体系性的运作过程，其内在要素的结构与功能是展示运行规律的重点。影响现代制造业运行的基本要素是：结构调整、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品牌营造。
　　
　　(一)结构调整
　　任何国家的先进制造业总是在已有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发展史决定了结构调整是发展的起步阶段或者是前提。没有旧产业的淘汰就没

有新产业发展空间。因此，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实际上成为先进制造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重新布局包括“进”与“出”两个方面。
　　所谓“进”，即顺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果断接受国际先进制造业的转移。如上海制造业目前之所以形成支柱产业、高技术产业、都市型工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且电子信息产品制造、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品制造、精品钢材制造、成套设备制造和生物医药制造等6个重点行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市生产总值65％以上，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国际产业转移。上海吸收和利用外资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前)，吸收外资规模十分有限；1990年至2000年，进入快速增长期，此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近16倍；2000年后，进入平稳增长期。如表所示。2007年上海全年批准外商投资合同项目4206项，为1990年水平的20倍；吸收外资合同金额148.69亿美元，为1990年水平的68倍；实际到位金额79.2亿美元，为1990年水平的44倍。1984－2005年上海制造业外资一直占绝对比重，尤其是先进制造业。2007年上海制造业批准外资项目790个，合同外资51.36亿美元。其中，仅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电器机械及器材就分别吸收外资12.9亿美元、4.5亿美元、4.25亿美元、3.9亿美元，占上海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例为25.1％、8.8％、8.7％、7.6％，总计50.2％。值得肯定的是，上海先进制造业比例的上升是在制造业比重总体下降的过程中实现的(符合上海要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优化方向)。
　　所谓“出”，最为典型的即20世纪90年代压缩和改造纺织行业，30万职工实现岗位转移，呈现“壮士断腕”之势。此后动态调整支柱产业。进入21世纪后，“淘汰落后”几乎年年列入政府工作重点。如2008年调整淘汰了522项落后生产能力。2009年计划淘汰530项目。
　　
　　(二)技术创新
　　结构调整、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相对于原有产业无疑是一个新的高平台的迁移，而要在这个平台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依赖持续的产业再升级。为此，根本出路就是当下普遍认同的自主创新。20世纪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日韩崛起的历史已经作出了无可争议的例证。如果将推动制造业升级的自主创新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并以上海为实证，就会发现这至少涉及五个强度体系。
　　一是R＆D投入强度。上海2007年R＆D投入强度达到2.52％，比1978年提高2.04个百分点。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提供的各国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R＆D投入强度已经大幅度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仅略低于美韩日及部分北欧国家。
　　二是企业投入强度。在2007年的307.5亿元R＆D投入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投资178.12亿元。占57.9％，比1990年增长128倍(1990年为1.38亿元)，显示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迅速增强。
　　三是政府支出强度。2007年政府投入112.42亿元，占当年R＆D的36.5％，表明企业与政府反比例的合理变动，而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政府投入占R＆D的67％，但此间政府投入相对增长则达到81倍。
　　
　　四是产学研结合强度。近年来，上海产学研结合程度逐步深化，如结合的内容不断拓宽，从最初单一的项目成果交易向战略性合作发展转变，共建研发机构、培育高素质人才(2007年，上海规模以上大中工业企业投向以高校研究机构为重的外部科研经费46.6亿元，比2000年增长4.1倍)；科研成果转化力度明显增强(2007年，上海重大科技成果共计2396项，推广应用1724项，应用率达72％)；成果交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上海各类技术合同成交项目2.77万项，成交金额430.64亿元，分别比1991年增长10.9％和45.4倍)，等等。然而，从对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升，产业向高端转移的实际效果看，一体化运作机制未能真正形成，呈现明显弱势。
　　五是核心技术创新强度。这是目前上海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要弱项。2007年，上海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5231.62亿元。占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93.3％。调查中发现，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出于垄断核心技术的目的，在沪研发活动往往处于“研发流水线”的环节，对核心技术基本不涉及，技术辐射效应甚微。
　　简言之，依上海实例，从先进制造业升级对技术创新的依赖视角看，尽管近年来各方面均很努力，并取得实质性成效，但总体仍然远离核心技术层次。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第一，受制于经济发展总水平，人均R＆D偏低。2007年，上海R＆D人员人均4A5万美元，虽居全国之首，但与OECD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如2005年，美国23.27万美元、英国22.46万美元、法国1952万美元、日本18.6万美元、韩国17.89万美元。这对积聚研发中最稀缺的人才资源带来困难。第二，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产学研一体化并未取得整体性、根本性突破，制约了科研成果开发、转化的程度。第三，核心技术研发尽管不可能完全被垄断，上海已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或另辟蹊径，但大面积跨越并非一日之功，需要艰苦的积累，加上众多国外跨国公司走上了“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的轨道，即通过建立知识产权体系，将私有协议提升为垄断性行业标准，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行业科研方向，更增加了国内企业通过市场方式在产业核心技术上另辟蹊径的难度。但无论如何，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依然是今后打破国际垄断，推进先进制造业持续升级不可逾越的路径。
　　
　　(三)产业集聚
　　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贡献主要通过三种形态。一是空间集聚。表现为区域性主导产业布局以及多种类型的开发区等。如上海目前的东部微电子、西部汽车、北部钢铁、南部石化、临港装备、长兴岛船泊和以张江为代表的开发区等。二是行业集聚。这是产业集聚的典型效应，即通过空间集聚产生行业聚焦、放大效果，使主导产业凸现并带动相关产业配套发展。三是企业集聚。处于集聚区中的企业群尽管可大中小并举，但大型、巨型集团企业是标志。正是这些行业龙头支撑着集聚产业群，并通过产业资源集聚滋养放大，引领制造业发展方向，产生国际竞争力。因此，产业集聚的最佳状态是空间集聚、行业集聚和企业集聚三者的统一。
　　上海制造业集聚成果除了上述支柱产业值达工业总值65％以外，最能明显体现“三集聚”之效的是钢铁业和信息制造业。在钢铁业中，受世界500强之一的中国钢铁龙头宝钢的引领与带动，其行业优势通过空间集聚正向精品钢材、特种钢材方向发展。信息制

造业集聚度提升则具有超常规特征：2007年，上海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占高新技术总产值的比例高达88.9％，信息产品制造业占工业总值19.6％。然而，从总体集聚状态判断，存在“五高五低”的特点：一是在产业价值链中，中低端制造价值比重高(90％以上)，高端价值比重低；二是在制造业结构中，传统制造业比重高(74.4％)，高新技术制造业比重低；三是在高新技术制造业中，信息制造业比重高，其他制造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比重低(不足15％)；四是非装备业比重高，大型装备业比重低；五是在企业群体中。一般规模企业比重高，行业龙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比重低。因此，实施“三聚焦”战略，在高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未来战略性产业)、装备产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上聚焦应成为上海今后先进制造业集聚的重点与方向。
　　
　　(四)品牌营造
　　在先进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品牌牵引功能往往是关键，因为企业只有真正进入品牌追求，才有可能朝产业链高端方向逼近，才有希望使其产业活动伴随产业升级而展开。“三来一补”永远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金融危机中多数沿海加工企业先后陷入困境。实质上是与品牌无缘的低端加工企业的必然悲剧。目前广东东莞鞋业制造主们纷纷开始追求品牌设计，这也展示着该产业活动提升的必由之路。此外，品牌营造与技术创新、产业集聚高度相关。技术创新是品牌的支撑，但品牌又是技术创新价值的依附和载体，技术创新只有通过品牌营造才能产生产业升级之效。同时，从品牌的角度看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就成了营造品牌、放大品牌效应的平台，进而将产业集聚与营造品牌相融合，更能显现产业集聚的应有价值。
　　处于“中国制造”阶段，是否具有打造国际品牌的可能性?其实，当年日韩的松下、日立、丰田、三星、现代等世界品牌无一不是在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的基础上逐渐诞生的。以上海“海立股份”从自主创新到品牌创造的成就为例。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靠下属的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通过企业创新力的不断培育，成为拥有空调压缩机领域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相应市场份额的世界第三大空调压缩机企业，全方位地实现了空调压缩机产业从发达国家到中国的大转移，提供了国内产业升级的一个成功范例。2005年，公司年产空调压缩机超过1000万台，连续12年位于国内第一。目前居全球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成功培育了该领域第一个中国驰名、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调压缩机品牌――“海立”。并且，在2005年销售总量中，“海立”占86％。如果说在1997以前，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还仅仅是一个以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品牌为基础的空调压缩机的加工制造基地，那么随着国家级压缩机研发基地和“海立”品牌的确立，它就开始成为中国空调压缩机产业的技术研发基地、海立品牌打造基地和世界市场营销基地。从中不难发现，要尽快改变当前中国大部分工业开发区还是停留在国际跨国公司加工基地的现状，必须强调引进外资过程中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国际品牌的打造，逐渐停止单纯作为外资加工基地的合资企业的建立，这应该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三、先进制造业升级中的政府效应
　　
　　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品牌营造成为先进制造业升级的四大要素，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这是一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不能脱离国家和区域的现实而简单判定孰重孰轻，如对于落后地区，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的结构调整更显突出：而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技术创新甚至创造品牌更为急需；但从产业升级全过程看，任一因素均不可或缺。因此，政府必须构筑具有四大服务功能的完整扶持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其一，应当强调全面布局，将其视为系统工程，决不顾此失彼；其二，应当将技术创新和品牌营造作为重中之重，并创造条件促进二者融合；其三，构筑促进制造业升级、全民族关注并倾心支持的氛围与文化环境，做到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举全国乃至全华人世界之力打造中华品牌。共同推进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提升。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四大服务”、“三项举措”虽均能体现政府效应，但影响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是构建品牌营造的文化环境。
　　相对于市场自身的内在机制，以扶持民族产业为特征的精神支撑行为也可称“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正负效应的获取依赖于“度”的把握。一般而言，在不破坏正常的竞争机制的前提下，民众“自发的”(即使有某些组织进行暗示或引导，进入市场的主体必然是消费者自身，因而消费选择行为始终具有自主性)对其需要的消费品作选择以推动本国战略产业升级，促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在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过程中，通过以税收及增加员工收入等多种形式回报国民，应毫无争议地界定为“正效应”。相反。若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要求百姓长期勒紧裤带，大幅降低生活水准，即通过保护落后，破坏市场竞争机制来获得企业成长条件，最后必然导致得不偿失的“负效应”。然而，这种情况在正常市场经济运行的状态中是很难发生的。韩国的民族精神所支撑的产业发展状态就决非如此。“三星”、“现代”等国际品牌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企业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的地位，而且也带来了不俗的经营业绩。以三星集团为例，该企业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包括26个下属公司及若干其他法人机构，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300个法人及办事处，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众多领域，集团旗下3家企业进入美国《财富》500强，有近20种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之首。2003年，“三星”在美国取得的专利高达1313项，在世界所有企业中排名第九。实际上，韩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的表现折射出文化对产业升级的特有贡献。
　　总之，就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紧迫要求而言，民族精神和品牌意识具有先导意义。在产业升级这一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面前。政府唤起民族精神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实施的集中体现就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全民族的自主品牌意识和人人支持与奉献的精神状态。
　　
　　责任编辑　陈庆初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3376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