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花式违规银行如何防风险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监管部门屡开天价罚单，强监管高压态势持续。每年3000张左右的天价罚单背后，银行防风险的进展如何？
信贷业务违规多发
贷款不能“一贷了之”
信贷业务违规多发，也是天价罚单频现的领域。其中，贷款发放是违规“高发区”，包括违规向关系人发放贷款、未执行贷款相关面签程序、降低信贷条件发放贷款等。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目前银行业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是银行之间分化开始加速的阶段，有些银行转型可能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后发展越来越好，有些银行则在转型中遇到的瓶颈，就有可能通过一些违规操作或者高风险操作实现突破。这种情况下也会增加一些风险因素，例如联合贷款业务，背后很多都是地方区域性银行，这种激进式的扩张会带来一些问题。
“违规贷款是风险的重灾区，很多银行都在进行零售转型，一个客观的表现就是贷款的发放量、零售贷款占比结构、包括盈利的贡献是不是有明显的提升，以此衡量管理层是不是很好地实现了转型，在这种KPI考核指標层层的传递下，肯定会在全行，从总行、分行、支行、网点多层面引起贷款放量的渴求。”薛洪言说。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罚单要看是什么时候的，有些是以前的存量项目。自从加强监管以后，银行风险管理和内控合规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有一些罚单是以前的存量，不能以此判断银行在这一块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以前也有一段时间银行的罚单很多，主要是同业套利相关的，随着2018年金融去杠杆力度加大，银行在同业套利这块相对来讲做得比较少，也比较谨慎，但是这对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2018年第三季度就开始支持民企，但是又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之前管得太死，现在放开得又比较激进，在信贷领域一方面有行政指标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抵补同业扩张利润的不足，压力就比较大。”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际上，银行的放贷方向与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房地产再成银行贷款的“心头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达到了年初6.5%的预期发展目标，但增速比2017年略有下降。且分季度来看，2018年4个季度的增速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银行业的信贷资金流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最近统计了6家国有银行和8家股份制银行的信贷资金投向情况，研究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余额位居首位，其次为制造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但从贷款余额占比新增来看，房地产行业增长最多，可见，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房地产依然是银行的“心头好”。
李万赋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房地产业信贷余额占比持续增长，但制造业、批零业和采矿业进一步萎缩。在他看来，如今经济下行压力仍存，银行贷款结构料将继续调整。政策层面，国家发改委表示，2019年投资的重点将是易地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农”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节能环保与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结合国家重点项目及小微企业贷款等鼓励领域，预计各银行的对公业务将迎来回升，与基建相关的贷款规模保持增长，而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行业银行放贷或更谨慎。”
那么银行的信贷风险该如何防范？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广子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信贷业务风险是银行面临的最重要风险之一。贷款发放环节处于银行信贷业务链条的上游，做好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防控对于整个信贷业务的风险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中，部分信贷经理违反银行信贷政策向不符合条件的关系人发放贷款，或者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向关系人发放贷款。对于这种情况，从银行层面要制定严格的关联交易管理政策。首先是要明确关联方的认定标准，建立关联方基础信息系统，对关联方实施穿透管理并对关联方信息进行动态更新，保证关联方信息的准确完整;其次，对于确定为关联方的，要就关联贷款的准入条件、贷款定价、贷款限额、贷款保障措施等制定实施细则，确保关联贷款发放的公允性。”李广子说，这就要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管理。
将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管控前移同样重要。对于银行来说，在贷款发放环节之前通常需要进行客户筛选。做好客户筛选环节的风险管控对于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管控非常重要。李广子认为，首先，银行要建立严格的客户准入条件，并确保相应的准入条件在实践中得到严格执行;其次，要注意贷款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作为支撑。总体上看，具有真实交易背景作为支撑的贷款所面临的风险一般较低，要特别重视对无真实交易背景贷款的风险进行排查;最后，要重视贷款客户的第一还款来源，不能盲目依赖于信用增级措施。从实际中看，在信用增级措施充足的情况下，由于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出现问题而对银行造成损失的情况也非常多。
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科技与金融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被广泛运用银行业务之中。加强对科技手段的应用，可以减少人为干预带来的损失。对于贷款发放来说，同样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来加强风险防控。比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完成客户筛选、贷款条件的确定，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减少贷款发放环节中的“人情贷”“关系贷”等问题。
对于银行而言，完善风险治理架构包括业务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功能和有效的合规职能、独立有效的内部审计职能、纪检监察部门等四道防线。其中，内部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在信贷风险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事后监督功能。大额贷款、重点领域的贷款、重点人员发放的贷款是内部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关注的重点。通过建立完善的事后监督机制提高震慑能力，有效降低贷款发放环节的风险行为。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谭小芬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第一，要建立科学的银行绩效考核和问责机制。在银行的贷款发放环节，存在对贷款人资质审查不严等问题;此外，部分中小银行片面追求存款规模，存在以贷转存、以信贷资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问题，因此要建立并严格执行绩效考核和问责制度，尽可能减少违规操作行为。
第二，优化岗位设置。设立独立的专职贷款发放与支付审核岗，审核岗独立于业务发展部门和风险合规部门;同时，贷款发放与支付审核岗应独立于前台业务营销部门和中台授信审批部门。
第三，将贷款发放与支付同首次贷后检查两项工作结合起来，解决支付审核人员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需要确保借款人信贷资金按实际用途使用，不可“一放了之”。
不良资产问题突出
防控新增不良贷款
在信用风险方面，银行资产质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防控新增不良贷款，处置存量不良贷款会成为银行业未来几年最大的压力之一。在李广子看来，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不良资产问题较为突出，银保監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1571亿元，不良贷款率1.80%。与2018年4季度相比，不良贷款余额继续上升，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但与前几年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处置存量不良贷款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业的一项重点任务。
“银行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应当依据不同情形采取灵活的处置方式。对于那些处于暂时性经营困难、仍具有较好行业发展前景的借款人，可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贷款展期、本息减免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帮助借款人度过暂时困难。对于那些可能面临长期经营困难、行业发展前景较差的借款人，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处置力度，尽可能减少损失，包括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出售不良资产、通过法律程序对抵质押物进行处置等。对于那些确实无法收回的贷款，应当根据银行实际情况进行核销，剥离不良资产包袱，实现轻装上阵。”李广子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网上拍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情形日益增多。网上拍卖方式通过互联网手段引入了大量的市场参与者，提高了不良资产的流动性，为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提供了新的途径。
谭小芬认为，化解不良资产，有几条可以参考的方向：第一，对银行资产准确分类是处置的基础，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将逾期天数作为反映资产恶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将要求风险分类的对象从“贷款”扩容到“金融资产”，监管层面对不良的认定全面走向严格化，需要银行进一步加强自身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第二，创新不良资产的运作模式。除了过桥融资、资产处置、资产重组等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或推进新的模式，如市场化的债转股，纾困上市公司，发行不良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等。
第三，完善不良贷款处置市场。现阶段我国不良贷款处置市场的参与者，除了银行自身之外，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部分省区市自设的资产管理公司为主，市场竞争不充分，价格难以反映不良贷款的真实价值。
在他看来，未来可以在参与主体方面完善市场：首先，2018年4月颁布的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不得将资产管理产品资金直接投资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而2018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中提出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这一概念，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自主参与市场化债转股行为以及相关债权的买卖，同时AIC作为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流动性管理和收购银行债权，预计AIC将在债转股乃至资产盘活方面大放异彩。其次，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境外资金入境途径、减少投资限制，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境内的不良资产，发挥其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和投资策略的优势。最后，面对未来可能增多的不良贷款处置需求，应适当降低不良资产处置的准入门槛，引入更多愿意承担高风险并有能力通过处置不良贷款获得高收益的机构。
第四，站在整个系统的角度，应注重从源头化解不良贷款的风险。如鼓励银行利用现有拨备消化不良贷款、核销坏账;帮助僵尸企业破产或重整，不能任其债务无限展期，消耗金融资源;加快法院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进度，强化司法跨区域执行。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要防范不良资产处置次生风险，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将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银行不良资产再度内生为自身的不良资产，造成风险处置过程中次生风险。
公司治理问题犹在
理顺体系尚需3年到5年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三会一层”结构不断优化，决策和监督效率提高。但不可否认，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理顺公司治理运作机制？
“在肯定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承认当前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一些中小银行存在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绩效考核不科学等问题。”谭小芬表示，基于此，要加强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严格规范股权管理，坚持长期稳定、透明诚信和公平合理三条底线;第二，加强董事会建设，明确董事会职责定位;第三，明确监事会法定地位，做实监事会的监督管理职能;第四，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实施的业绩考核机制，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多样化的激励方式;第五，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坚持审慎的会计准则，强化风险合规意识。同时，支持中小银行上市，也是促进其尽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式。
对于大型银行来讲，未来公司治理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股权结构和股东行为深刻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因此要加强股权监管，从源头上对公司治理进行整治和规范;其次，建设与银行体量和市场重要性相匹配的成熟董事会;最后，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根据相关经验工作量和工作业绩厘定独立董事的薪酬，并辅以股权兑付机制。 南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李亚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实际上核心還是在股东层面。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明确规定，允许外资在国内银行的股权不受限制，原来最高是2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整，因为国外银行总的来说风险控制能力比国内的银行还是要强一些。把国外的一些成功的风控经验引入到国内，对国内的银行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在他看来，推进起来难度很大。症结在于政策还有体制方面，“相关政策，包括相关的部门可能还得有一个适应过程，大概还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如果银行能够理顺公司治理体系，对银行来说也就实现了市场化转型”。
李广子认为，银行公司治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落实以董事会为核心的银行公司治理。从我国商业银行情况看，董事会在银行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决策专业性不足、独立董事履职效果不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作用有限、董事会对高管层监督不够等。从未来情况来看，我国银行公司治理要更加重视董事会的核心作用，不断提升董事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更好地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提高银行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二，更加重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关系到商业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攻坚战之一。相应地，商业银行应当把风险管理作为公司治理中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董事会对风险管理的职责定位。董事会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人，负责确立风险治理框架，将风险文化渗透至公司治理的全过程，制定银行风险偏好，并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二是构建风险管理的四道防线。包括直接承担风险的业务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功能和有效的合规职能、独立有效的内部审计职能、纪检监察部门等，合理划分不同防线的职责权限，充分发挥各道防线的协同作用;三是更加重视风险文化建设。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中介，必须牢固树立风险意识，着力打造稳健经营的风险文化，在经营管理中做好业务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平衡。
第三，强化对银行集团和复杂架构的治理。随着我国银行业参控股公司的增加和业务的拓展，银行集团化特征明显，很多规模较大的银行通过控股或参股其他金融机构的方式逐渐向金融控股公司方向发展，组织架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复杂，增加了银行内部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管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强化对银行集团和复杂架构的治理，比如，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等。
第四，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对于提高银行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一是要加强董事会对于薪酬体系的评价和监督，及时解决和纠正扭曲的薪酬体系，保障银行的长期稳定运行;二是逐步增加期权、股权等中长期的激励方式，逐步转变管理层的短视行为，引导高级管理层注重银行运营的长期利益，以便建立全面的利益制衡机制。探索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增加员工长期激励;三是要减少政府对银行高管薪酬、高管任免等方面的管制和干预，逐步建立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机制，让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市场化经营主体，这一点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尤为重要。
第五，通过加强监管改善银行治理。有效的外部监管对改善银行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依靠商业银行自身力量改善公司治理进展相对缓慢。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强监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促进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就显得尤为必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和检查，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并加以处置。
未来需防范多重风险
转型分化决定市场占位
银行业作为金融服务业，其风险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李广子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业需要重点防范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对公业务领域中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信贷风险。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在这种背景下，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风险不断暴露，银行面临较大的资产质量恶化风险。特别是对那些地方区域性中小银行，由于受经营区域限制，只能在本地经营，贷款投放的行业主要集中于本地产业，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风险分散。相应地，此类地方中小银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面临的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将会更加严重。另外，当前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受此影响，部分依赖美国市场的贸易企业将面临较大的冲击，进而也会对那些相关联的银行产生冲击。
二是零售业务领域中的个人消费贷款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同时也诞生了较大的消费融资需求。个人消费贷款成为近年来银行快速增长的一项业务，很多银行把个人消费贷款作为其业务转型的一个重点领域和业务增长点。与传统的对公客户不同，个人客户通常无法提供有效的抵质押物，贷款方式主要是信用贷款。与此同时，当前部分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盲目扩大客户群体，“重流量、轻风控”，大量高风险的个人客户被纳入银行服务范围，“长尾客户”的增加使得银行面临的风险有所加大。从资产质量来看，部分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上升较快，需要高度关注。
三是信贷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风险。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业务多元化趋势明显，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信贷业务占比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特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贷业务风险对银行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信贷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风险重要性不断上升。比如，银行市场化资金来源和运用不断增多，增加了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此外，尽管银行表外业务在强监管、去杠杆政策的作用下已经明显收缩，但表外业务仍然占有较大比重，也给银行带来了新的风险，特别是声誉风险;同时，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银行本身的组织架构也日益复杂。部分银行通过投资控股或参股了多家子公司，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组织架构的复杂化增大了银行内部管理难度，也因此加大了银行运营风险。对于上述新型风险，都需要给予重视。 在薛洪言看来，对于银行业来说最大的风险是金融科技转型的风险。“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层面，而是會带来全局性或系统性的影响，对银行来讲，如果在这一波的转型中不能探索出很明确的道路，未来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压制。这种风险才是很多银行的心头大患，市场力量导致的优胜劣汰和分化真的会影响它的生存。相对来说中小银行的压力更大一些，因为底子弱。”
但是未来的洗牌和整合也充满了麻烦。“别说银行，你就看P2P的整改为什么一直推不下去，就是因为违规的平台推出会引来很多的市场风险，因为P2P涉及公众资金。银行其实更面临这个问题，一旦被淘汰也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所以未来还要探索这种在市场分化中败下阵来的银行如何有序地退出，是并购还是其他方式，这是对监管体系和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一个挑战，但是现在应该还没有显现出来，现在这个结果还没有明朗化的出现，但未来应该是一个问题。”
薛洪言表示，目前来看互联网银行的挑战同样不小。“首先是网点设置受到限制，远程开户没有放开，在获取一类户的时候存在一些障碍。几家巨头型的民营银行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生态支持，所以发展没有非常明显的问题;但是其他民营银行的业绩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中小银行的风险是否更大？温彬表示，现在是金融供给侧改革，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差异化的银行体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过去大中小型银行，它的战略客户定位区域就比较聚焦，服务模式也比较雷同，既不符合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挑战，也不符合我国经济转型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所以下个阶段，无论大中小银行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战略定位，只要聚焦区域聚焦客户，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都还是有很大的机遇的。
实际上从近40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来看，行业的逻辑已经发生变化，那么经营管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从长期看来，肯定是越来越精细化的管理，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之后。”李奇霖表示，在严监管的这几年，其实也是金融产能周期处于低谷的阶段。“目前来讲有一个相对的机会，因为传统的金融套利已经没办法进行，那么对于中小银行来讲，更多地需要支持实体经济，从单纯的金融周期而言，这是中小银行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础。大行可能会越来越有优势，但不代表小银行没有任何空间。”在他看来，金融科技对于批量化信贷审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这一点，谭小芬表示，未来银行业还需要防范以下风险：
第一，利率风险。自美国推出QE以来，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市场资金快速回流美国，全球流动性逐渐紧缩;此外，在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和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未来利率攀升仍然是大趋势，基于此，银行需要警惕利率风险。
第二，汇率风险。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存在短板，包括：对汇率风险管控手段单一、缺乏汇率风险管理内控制度、汇率风险度量精确度不高等问题，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人民币汇率大幅异动，导致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上升。
第三，不良资产风险。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不良资产市场规模不断上升，截至2018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1.89%，创下了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新高。监管趋严导致促使表外业务的回归，银行原本隐藏的风险暴露出来，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更大压力;随着不良资产的暴露，银行加快核销就需要增大拨备，而随着新会计准则逐步落地，拨备计提的标准在提高;同时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新政不良界定标准更为严格，意味着银行需要更高的风控能力。
第四，共债业务风险。零售业务正成为银行重要的收入来源，信用卡业务成为银行零售业务的“主力军”，但随着发卡量的大幅增长，信用卡不良率也在抬头，由此带来的风险值得警惕，特别需要警惕在多个平台上同时存在债务的共债现象的风险传导。
第五，交叉金融风险。交叉金融业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但这类业务往往跨产品、跨市场、跨地区，业务层层嵌套，且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不透明的特点，对其风险的识别和管控难度也高于一般信贷业务。
金融监管把握节奏和力度
拆除“炸弹”而非引爆“炸弹”
监管应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能力，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中拆除“炸弹”，而不是引爆“炸弹”。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监管，如何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2018年可能银监系统一共公布了3000多张罚单，其实2017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可能高压的这种态势一直是延续的。
整体上看，加强金融监管就是保持银行业的稳健性，这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监管要保持适度，不是说多罚就是好事，而是要实现有效监管，最理想的是引导大家朝一个合理的方向走。”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中国经济中也存在一些风险点，经济基础决定了银行的风险是必然存在的。“比如银行是做贷款的，贷款会涉及不同风险，面对企业或个人有不同的风险点，有可能因为主观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上。现在国家鼓励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相对而言其中的风险稍微大一些。哪个地方都可能有一些违规操作，一方面可以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从银行内部来讲，还是要完善风险管理体制。”
“现在的监管力度，是因为有防风险这个大背景，在2017年到2020年间，不仅传统银行，其实互联网金融包括P2P都处于强有力的监管环境中，防风险处于比较高压的态势，而且这些领域的风险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很多新兴的金融机构崛起，很多新模式出现，也给传统的金融机构增加了很多新的风险因素。”薛洪言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对于监管来讲，银行的风险是不可能消灭的，所以2020年之前都会是这样的高压态势。
怎么看银行一方面要讲合规，另一方面又要讲利润？
“合规和创新两者之间是一对矛盾，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的监管应该是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而不是简单的为了监管而监管。中国的情况是有很多东西原来都没经历过，未来也会碰到很多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应该给它留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李广子表示，好的监管应当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保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不能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我認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金融监管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根据风险的重要程度把握好风险处置的先后顺序。不同风险的危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覆盖面广，危害程度大。对于这种风险，要将其作为重点进行处置。比如，当前P2P网贷风险，由于其关系到众多投资者的利益，覆盖面广，且通过互联网渠道具有较高的传染性。与之相比，有些风险具有长期性，需要从长远角度合理把握处置力度和方式，如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等。
二是做好监管的协同。随着金融机构业务的交叉和复杂化，很多金融风险的处置通常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需要不同监管主体之间加强协同。如果不同监管主体之间出现不一致，将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增加市场的波动。
谭小芬认为，首先，平衡严监管和稳增长的关系。加强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经济体系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但制定监管政策时也需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能力，如2018年严监管导致金融机构去杠杆过快，导致国内社融存量和M2增速持续下跌至历史低点，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社融增速的企稳回升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要权衡严监管和稳增长的关系。
其次，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手段。我国不同银行机构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处于不同地域的银行所发挥的职能也不尽相同，因此监管部门应切实考虑不同银行机构所处环境和职能定位的差异，对银行实施个性化监管，使银行能够更好的提供金融服务。
最后，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加大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力度，但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要尽量发挥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互补作用，缓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需要对金融监管的长、短期目标进行协调。
李广子表示，在合规框架下的创新通常来说是阻力最小的，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比如，近年来商业银行将金融科技应用到产品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这种创新也是监管部门所鼓励的。
实践中，有很多金融创新是对现有监管规则的突破。银行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现有监管规则对银行业务的限制，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对于此类创新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种创新是因为现有监管规则确实滞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其创新有助于推动监管政策的改进和优化，从而增加社会总体福利。比如，移动支付的普及为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种创新也应当加以鼓励，监管部门需要做的是对现有监管规则进行改进，以适应新的创新实践。另一种创新则是纯粹出于逐利目的，只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甚至扰乱金融市场，而并未增加财富的总量。比如，银行通过产品创新层层嵌套规避监管进入高风险领域。对于这种创新，监管部门则需要严格加以限制。
把握好合规与创新的平衡是一门艺术，也是监管部门需要处理好的一个永恒话题。
“合规是创新的前提，也是创新得以应用和发展的保障。创新金融产品的本质还是金融，必须遵循金融固有的规则。”谭小芬表示，首先，从金融创新的目的上讲，金融创新应以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为目的，而不是以规避监管为目的;银行可以利用金融创新技术更好地实现风险管理，尽可能的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其次，合规应贯穿于业务或产品创新从产生到应用的全过程。金融创新源自外部需求，在对需求的识别上，创新必须遵循合规要求，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不能脱离现实需要为了创新而创新;在创新设计过程中，需要与内部合规部门和外部监管部门及时沟通，确保创新的产品内容与监管要求不冲突;当产品被设计出来后，需要进一步验证，尤其是投向市场后，要及时跟踪，进行适当调整，保证其合规性。
总的来讲，对于银行业而言，合规是底线，创新是出路，要时刻平衡好创新发展与审慎经营之间的关系。
这其中，可以发挥金融科技在合规中的作用。
李广子表示，金融科技可以在银行的合规经营中发挥重要作用。电子银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人工对银行业务运营的干预，增加信息的交叉验证，能够有效降低银行合规风险。随着技术的进步，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务发展之间的融合程度会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在保障银行合规经营方面有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随着金融科技应用越来越普遍，对金融科技的滥用也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比如，盲目依赖金融科技所产生的信息、金融科技本身的漏洞等，对于此类风险也需要高度重视。
“在金融科技大发展和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如何运用最新技术和先进工具提升自身合规风险管理能力，成为各家商业银行关注的问题。金融科技在银行的合规经营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同报告和学术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可以在风险数据收集、建模、情景分析和预测、支付交易监控、识别客户、监控金融机构内部行为、金融市场交易、识别新的监管政策等方面帮助银行完善自身合规管理。”谭小芬认为，目前金融科技在银行合规经营方面能发挥以下作用：
第一，用于KYC分析及反洗钱。KYC（Know-your-customer）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纹识别、虹膜扫描、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可以帮助银行更加有效地识别客户身份，降低KYC的成本。第二，用于监管信息报告制作。商业银行按照监管要求，需要向不同机构报送各类经营数据和报告，既包括定期报送数据，也有临时性的统计需求。很多银行监管申报自动化解决方案，系统可以形成统一的数据统计维度和数据合规标准，大大减少商业银行重复工作，从而降低了合规成本。第三，用于合规风险的动态监测。金融科技将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整合与分析大量数据，建立和完善合规风险评估模型，实现合规风险的动态监测。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47927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