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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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理论基础、微观基础两方面，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比较，结论是：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值论;前者的微观基础是个别资本运行，后者的微观基础是代表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基于结论得出的启示是：前者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实现新发展，后者对价值论的漠视蕴含着对劳动价值论的敏感;前者应继续挖掘个别资本运行这一微观基础，后者的微观基础在理论抽象上过于严峻。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基础;微观基础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8015
1引言
两类经济增长模型在文章中，指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一般来说指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模型与扩大再生产模型，以扩大再生产模型最为重要。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则包括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包括索洛-斯旺模型;以及拉姆塞模型等最优经济增长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新经济增长模型等。目前学界对于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微观基础的观点有一致但也存在分歧，而理论基础、微观基础对于理论模型尤其是经济理论模型尤为重要，因为这两者奠定了模型的分析范式，对模型的分析与结论有基础性影响，从而也影响着对两类经济增长模型其他方面的进一步比较。文章将综合借鉴学界对于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微观基础的观点，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需要强调的是，文章在此略去对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简介，因为这部分内容并非文章的核心部分，并且可在相关教材与著作中找到。
11学界关于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的观点
赵建（2004）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赵建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作为资本积累的过程）基于劳动价值论，用剩余价值论展开论述;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基于资本价值论，用效用和需求的心理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知识外溢的技术进步展开论述。武海荣和苏建军（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的科学模型，西方经济增长模型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主观模型。胡若楠（2014）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坚持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增长模型不仅认为物质资本也能创造价值，还认为劳动分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创新、需求驱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也能创造价值。吴易风与朱勇（2015）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和新古典的均衡价值论。
总的来说，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根本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则有资本价值论、一般均衡论、需求决定论、均衡价值论等多种不同说法。
12学界关于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的观点
吴易风（2002）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在它们固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中分别加以研究，西方经济增长模型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隔离开来进行孤立的考察。郭俊华与杨斐（2010）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以价值为微观基础，从而能从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两个角度来研究再生产;西方经济增长模型未能科学区分价值与价格，以价格为基础，从而不能研究实物替换问题。吴易风与朱勇（2015）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单一商品的总和，通过从全社会角度整体考量商品生产环节、流通环节，使得模型具备微观基础。从拉姆塞-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简称拉姆塞模型）开始，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加入了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开始具备微观基础。
总的来说，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将宏微观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有价值、单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等说法;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有价格、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等说法。
13对学界关于理论基础、微观基础的观点的评论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微观基础的观点较为统一。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引入已久，并且脱胎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资本主义部分”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使得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观点容易达成共识。而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微观基础的观点较为分散，即使观点上有一致，语言表述也有颇多不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与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的流派及理论众多纷呈，其教科书对于各种理论的介绍不存在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那样严密的系统性。并且西方经济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才被大规模译介到中国，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系统研究要晚于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基于以上分析与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与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微观基础做出比较分析，在综合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2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尽管都传承自古典经济学，但两者由于分别选取了不同的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导致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范式出现了重大差别。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理论前提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以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这两个原理。
马克思基于古典劳动价值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这是一种客观价值论。古典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配第、斯密、李嘉图。配第和斯密认为劳动仅仅是参与创造价值，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图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说不清何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阐述了劳动二重性，指出只有抽象劳动才创造价值，奠定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基础上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从而得以将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并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这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创造了条件。
22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
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值论，这使其只能不彻底地分析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并且不能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
萨伊的效用价值论认为生产创造效用，效用决定价值，此处的效用是客观效用。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满足创造效用，边际效用决定价值，提出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此处的效用是主观效用。马歇尔综合了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客观价值论），进一步提出了均衡价值论，这是一种主客观相融合的价值论。均衡价值论认为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决定了均衡价格（价值），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是因为边际效用递减，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是因为边际成本递增;还认为短期来看需求因素占主导，长期来看供给因素占主导;商品价值的基础不是短期中形成的市场价值，而是长期中形成的正常价值。
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将“抽象使用价值”
抽象使用价值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此处仅在效用与使用价值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抽象使用价值这一概念。关于抽象使用价值，支持意见可参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34-139反对意见可参：①魏埙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与樊纲同志商榷（续）[J].南开学报，1997（2）：1-8②林岗，盘为龙使用价值社会属性的辨析——兼对“抽象使用价值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7（10）：33-38即效用作为不同使用价值的统一度量尺度。这将使用价值混同于价值，未区分使用价值与价值。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尽管在此基础上还综合了生产费用价值论，认为在价值决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供给，是生产费用，但在长期中作为“抽象使用价值”的效用仍从需求侧参与了商品的均衡价格（价值）决定，所以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仍未区分使用价值与价值。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侧重于单个市场的局部均衡，希克斯承袭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基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值论，提出了一般均衡价值论。尽管希克斯的一般均衡价值论以比基数效用论更合理的序数效用论
从而用边际替代率取代边际效用，用边际替代率递减原理取代边際效用递减原理。为基础，采用了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但仍具有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值论所具有的弊病。所以价值论基础薄弱的西方经济增长模型无能力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并且对价值补偿的分析也不彻底。
3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行为基础
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是经济周期所围绕的总体趋势，属于宏观经济模型，但其微观行为基础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具有注重微观行为基础的优良传统，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行为基础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31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行为基础
个别资本运行是社会资本运行的微观行为基础，规模不变的社会资本运行即简单再生产，规模扩大的社会资本运行即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运行逻辑是社会资本生产社会总体剩余价值，其模型中的社会资本是个别资本的总和。个别资本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各自独立发挥资本职能的资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决定了个别资本之间的分离性与排斥性。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得个别资本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个别资本的规模此消彼长之和，决定了社会资本的规模变动情况。生产社会化决定了个别资本之间的吸引性与结合性。个别资本的生产具有社会性质，这是因为个别资本的独立性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个别资本的需求与供给需要通过市场，即通过其他个别资本来满足与实现。由于社会资本运行的总体性与复杂性，使得社会资本运行不像个别资本运行仅包括生产消费、资本流通、价值补偿，还包括个人消费、一般商品流通和剩余价值流通、实物补偿。
在政治经济学中，支配个别资本运行的并不是代表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物质形态，即货币资本形态、实物资本形态、无形资本形态、虚拟资本形态等，反映的是生产力层面的人与物的关系。资本的价值形态，即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更关注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认为资本这一生产关系最初是作为生产力的促进因素而出现的，最终必将作为生产力的阻碍因素而消亡，即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
32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行为基础
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行为基础经历了从无到有，最终将代表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作为模型微观行为基础的过程。
哈罗德模型
在此以哈罗德模型来代表哈罗德-多马模型。乃是基于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发展而来，秉承了凯恩斯在建立经济模型时直接假设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来进行总量分析的做法，不具备微观行为基础。索洛-斯旺模型尽管具有经济增长时能保持完全竞争与充分就业这种具有浓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假定，但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并未为其提供微观行为基础。以上两种模型缺乏微观行为基础的突出表现，乃是均将储蓄率设为外生给定的常数，并将其直接运用到国民收入上去。拉姆塞模型以代表性家庭和代表性厂商的最优化行为为基础，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使储蓄率成为追求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决策的结果，使得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第一次拥有了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卡尔多模型
在此以卡尔多模型来代表新剑桥增长模型。以外生假定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p）大于劳动者的储蓄倾向（sw）为基础，使储蓄率成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P/Y）的函数，使得模型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基于储蓄行为的微观行为基础。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与保罗·罗默（1990）研发模型 在此以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与保罗·罗默（1990）研发模型来代表新经济增长模型。沿袭拉姆塞模型的做法，将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与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作为模型的微观行为基础。
对于代表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单一目标函数的多元性”[2]，即如何将若干个分目标折算为一个总目标，进而最大化总目标函数，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诘问。事实上，马歇尔早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便提出了类似的诘问[3]，只不过没有以如上的数学语言去表达。对于如何通过修正代表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去回应这一诘问，西方经济学尚无有效的办法。
4总结
对于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学界的看法虽然有不同，但观点仍较为集中。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正是从价值论开始分道扬镳的。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而西方经济学通过效用、生产费用、均衡等理论来构建均衡价值论，竭力否定劳动价值论。双方都意识到价值论所涉及的意识形态站位，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价值论基础涉及巨量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中，是什么做出了最大贡献，所以在此问题上绝不向对手让步。虽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目前并不重视价值论，但其目前在价值论领域的“沉默”，背后其实蕴含着其对价值论的万分敏感，其绝不会容忍劳动价值论侵蚀其理论基础的“阵地”。应当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适应当前经济增长新局面的发展，而非删改其理论硬核去强行追求所谓数理逻辑上的顺畅。
对于两类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学界的看法颇有不同。这是因为建立宏观经济学（其重要组成部分便是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是近来才被西方经济学所重视的。于是有学者在比较研究当中，也开始努力挖掘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有一种观点是，微观基础是具有西方经济学特色的逻辑概念，政治经济学不必在此问题上展开研究与竞争，因为这样会使其与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微观基础这一概念具有一般性，两类经济学（包括两类经济增长模型）都可以加以研究并运用，西方经济学对这一概念没有独占权。因为至少从经济增长理论推演的角度讲，直接假设总量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使其具备生动的微观行为基础，至少从人类行为规律的层面来讲是缺乏说服力的。本文认为个别资本运行的原理应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以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在理论上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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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靳济远（1992—），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政治经济学專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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