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休闲经济历史回顾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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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休闲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萌芽发展期、改革开放的缓慢发展期、进入新世纪的迅猛发展期以及新常态下的稳步发展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休闲经济发展的历程，有助于了解休闲思想的形成脉络和休闲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休闲理论研究，规范休闲产业结构，完善休闲政策制度，推进休闲经济全面发展。
　　关键词：休闲经济;回顾;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4-0161-02
　　休闲经济是建立在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基础之上的为满足人们的休闲消费而形成的经济形态。休闲经济的发展始于19世纪中叶欧美地区[1]，随着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休闲经济作为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休闲经济缓慢发展，随着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时间不断增长，这些客观条件刺激了人们的休闲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国民休闲长期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基础已经具备。我国休闲经济的形成及演变，可以从建国以来我国居民休闲消费的渐进过程体现出来。
　　一、新中国初期：休闲意识没有形成，休闲经济尚未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人民生活刚刚从战乱中稳定，党和国家初期的（1949—1952年）经济工作重心主要是恢复经济发展。1953年实行“一化三改”，在三大改造时期，我国着重发展重工业建设，这导致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极其有限。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99.5元增加到1957年的25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而使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较为缓慢。直到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较为明显，具体体现为，197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2]。这段时期，居民的日常生活费用支出主要用于衣食。在恢复经济的初期可供广大居民休闲娱乐的设施极少，休闲消费、休闲活动只存在于极少部分人，还有极少部分人在国外开销。
　　二、改革开放时期：休闲理念渐入人心，休闲经济初步萌芽
　　随着“一化三改”完成，并且经历了社会主义初期的艰辛探索时期，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我国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我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总方针，劳动生产率获得极大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居民生活也从解决温饱逐步迈向享受生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99.5元增长到1978的343元[2]。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城市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权扩大和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措施的出台，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都有了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1991年的1 701元，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1991年的5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1年的709元，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1年的57.6%[1]。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娱乐休闲消费的用品及其他消费品在这一期间趋势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电影院、球场、舞厅等可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逐渐增多，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成为本阶段的标志。
　　三、经济发展迅猛时期：休闲生活逐步形成，休闲经济市场广阔
　　2003—2007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最为迅猛的5年，年均GDP增长均超过10%，在2007年更是以14.23%的增速创造了目前GDP增速的最高纪录。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3.8%下降到2007年的36.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7.6%下降到2007年的43.1%。在此期间，我国休闲经济也得到迅猛发展，可供城镇居民休闲娱乐的公共基础设施（国家公园、各省市历史博物馆、全民健身中心等）基本建设成型并在各城市免费开放。我国居民也开启了休闲消费浪潮，2007年我国居民奢侈品消费达80亿美元，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8%，消费人群占世界总人口的13%，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四、经济新常态时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底，居民各种消费支出就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26 467元增加到2018年的39 251元;人均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18 488元增加到2018年的26 112元;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的30.1%下降到2018年的27.7%，下降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9 430元增加到2018年的14 617元;人均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7 485元增加到2018年的12 124元;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的34.1%下降到2018年的30.1%，下降4个百分点[2]。2014年，我国进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为了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鼓励消费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重心逐步由投资、出口转向内需，我国居民的全部消费支出中，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用品支出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发展型资料和享受型资料（娱乐文化等活动的）支出比例上升，各种服务性支出比例上升。截至2018年底，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2.2%。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并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 　　五、发展建议
　　展望未来，休闲经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为使我国休闲经济更加全面、健康的发展，现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深化理论研究。美国休闲理论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甚至可以追溯到1811年[3]。同美国相比，我国休闲理论研究诞生较晚，1996年于光远先生发表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文是当前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关于休闲理论研究的文章。目前国内关于休闲理论研究呈现出了不平衡、不完善的特点，学者研究多，大众研究少，休闲理论尚未统一等等。面对此问题，首先，国内学者应更多地借鉴西方休闲研究一般框架、方法和范式，同时结合中国国情为我国休闲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各高校应开设相关学科，深入研究探讨休闲理论及应用，为国家储备利于休闲经济发展的相关人才。最后，政府、社会和各学者应共同努力使我国居民对休闲的社会认知提高。
　　第二，规范产业结构。休闲产业作为一种带动性很强的综合产业，必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4]。目前，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问题集中体现为：地区差异明显、个别行业发展波动大（文化娱乐业、出版业等）。为良好发展休闲产业，首先，界定产业边界，规范行业管理;其次，发掘新型产业，提升服务品质;再次，深化市场开放，吸引融合资金;最后，开发人力资本，加强技术创新。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时间是休闲活动开展的基础条件，目前，我国法定假日11天，休息日104天，总共115天。但多数企事业单位的放假标准并未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带薪休假制度未全面落实，加班补助也未有效实施。人民的休闲时间被无形地剥夺或占取，为此，国家应加强制度建设，明确休息时间及加班补助制度。
　　第四，加大财政投入。目前，国内可供居民休闲的公共设施存在总量不足、区域差别与城乡差异明显、特殊群体休闲公共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解决不发达地区和农村休闲公共设施和服务不足的问题;增加休闲公共设施的数量与质量，提高设施的可及性;增加可供特殊群体特别是老年群体休闲娱乐的休闲公共设施，提高休闲服务标准，将休闲发展纳入政府部门目标管理体系中。
　　参考文献：
　　[1]  马惠娣，王国政.休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J].瞭望新闻周刊，2000，（34）：40-4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EB/OL].统计局网站，2019-08-09.
　　[3]  吳承忠.国外休闲经济发展与公共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4]  周咏南.积极发展休闲服务，不断提高生活质量[N].浙江日报，200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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