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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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在构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和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1978-2015年上海城镇化进程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及特征。结果显示：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协调发展关系，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良好协调的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城市化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休闲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了城市经济“休闲化”发展;空间城市化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城镇化 休闲经济 协调发展 上海
引言
2016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快速的人口城市化在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差距失衡、居民主观幸福感降低等诸多问题。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提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逐渐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休闲经济是依托于城市居民休闲娱乐消费需求，在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同时，影响着城市空间格局及生态环境的演变，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提供休闲产品与服务，改善城市休闲环境，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休闲经济是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城镇化是休闲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何促进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协调发展，探索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模式，对于缓解新时代背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着积极意义。
目前，国内外有关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研究较为丰富。Ashworth（2011）提出休闲经济将成为塑造城市新的消费和生产的重要元素。Cleber（2011）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巴西城市休闲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休闲经济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刘建平（2006）提出了城镇化与休闲游憩业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宋瑞（2014）提出城镇化与休闲服务业的产出呈现正相关，而休闲服务业产出是城市化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王少瑾（2009）通过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后发现：休闲发展对于城市化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机理，选择上海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8-2015年期间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现状及階段特点，以期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机理
城镇化与休闲经济是相互影响、协同发展的耦合系统（见图1）。第一，城镇化体现了城市经济、人口、空间和社会规模发展和效益提升的综合完善过程。首先，经济城市化为休闲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发展释放了城市居民的休闲产业需求，促使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增加。同时，随着经济城市化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升，刺激了城市休闲经济的发展。其次，人口城市化为休闲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城镇化发展体现了城市人口增加和劳动力积累的过程，直接为休闲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销售市场，加速了休闲经济的发展进程。再次，社会城市化是休闲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城镇化发展中要避免陷入“城市化发展陷阱”，需要重点考虑城市化发展中公共服务配置和社会保障公平性问题。
第二，休闲经济反映了城市休闲产业、休闲消费与休闲环境发展的综合完善过程。首先，休闲产业发展包含了城市旅游业、文化产业、零售业等多个服务产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休闲产业极强的带动效应能够为城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提升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质量。其次，休闲消费释放对城镇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随着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休闲消费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刺激了城市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另一方面，休闲消费诉求的释放，需要城市管理者加快休闲环境、文化空间的建设，促进城市休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进而提升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益。最后，休闲环境的改善促进城市化发展质量提升。休闲环境建设体现了城市交通、绿化环境和城市安全等多方面内容，休闲经济发展有利于缓解城市化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等负面效应，且使得城市空间辐射范围扩大，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一）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从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出发，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尝试构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根据城镇化和休闲经济的发展内涵和定义，分别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休闲产业、休闲消费和休闲环境等7个方面选择了36个具体指标来综合反映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具体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
综合指数测度。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采用极差标准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
利用熵值权重法确定各指标权重，以避免主观权重赋值所带来的偏差。计算过程如下：
耦合协调度模型。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及模型，建立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f（U）×f（L）]/[∏f（U）+f（L）]}1/2。式中，C为系统耦合度值，反映了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耦合程度。还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综合评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真实协调发展水平。
式中，D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耦合协调度，T为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反映了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a、b分别表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贡献系数，取值均为0.5。
分类指标对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系统的影响测度。为更好地了解不同阶段内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变化特征，引入变化影响指数Hj来测度和评价不同阶段的变化特征。变化影响指数H（U）m和H（L）n分别指“i”至“i’”时段内城镇化和休闲经济第j类指标的变化值与各系统综合指数变化值的比重。如变化影响指数为正，则说明该类指标与各自系统变化趋势一致;如变化影响指数为负，则说明该类指标与各自系统变化趋势相反。公式为： （三）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搜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本研究所涉及数据主要来源于1979-2016年的《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等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相邻年份均值代替。
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计算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镇化发展与休闲经济发展呈现出“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态势，城镇化进程与休闲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由严重失调向良好协调发展转变，且城镇化与休闲经济耦合协调发展速度保持相对稳定的提升态势。根据耦合协调等级及综合指数变化趋势，可以将整个协调发展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见图2）：严重失调阶段、轻度失调、基本协调和良好协调。利用变化影响因素对各阶段变化特点进行测算（见表2）。
（一）严重失调阶段（1978-1985年）
1985年前，上海城镇化发展与休闲经济发展相对孤立，综合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且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来看：第一，上海城镇化上升主要因素是社会城市化，变化影响指数为52.89%，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医生数和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具体指标也体现出了显著的增长趋势;而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分别为28.86%和11.82%，表明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对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相对薄弱。第二，上海休闲产业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53.31%，其次是休闲环境为43.53%，最低是休闲消费仅为4.16%。改革开放后，传统外事接待型旅游发展模式率先向涉外旅游接待转变，以服务入境旅游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以涉外旅游为主导的休闲产业发展成为促进休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于本地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的休闲经济仍处于萌芽阶段。
（二）轻度失调阶段（1986-1999年）
此阶段城镇化发展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休闲经济发展仍显滞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具体来看：第一，空间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41.98%，而经济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次之，为25.61%，表明空间和经济城市化是该阶段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休闲产业、休闲消费和休闲环境的差距不大，依次为36.68%、32.36%和31.25%。表明此阶段休闲经济的提升得益于休闲环境、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的共同发展。一方面，这一时期上海第三产业比重由27.5%快速上升至50.7%，实现了产业结构“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维持在50.6%-52.7%，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也仅占消费性支出的9%-13%，表明本地居民的休闲消费结构仍以生活型消费为主。
（三）基本协调阶段（2000-2010年）
该阶段内城镇化发展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最高，休闲经济发展也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互动效应逐渐显著。具体来看：第一，经济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50.48%，其次为空间城市化38.72%，这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是该阶段城市化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該阶段社会城市化发展趋势与城镇化的总体趋势相反，表明城市发展中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基础的社会城市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休闲环境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43.53%，其次为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分别为28.43%和28.04%。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休闲文化设施、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休闲服务环境。此外，该阶段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0年的44.5%下降至2010年的33.5%，锐减了近11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意愿和能力迅速提升。
（四）良好协调阶段（2011-2015年）
2011年以来，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进入良好协调状态。由于上海人口城市化率已接近90%，加上城市发展规模和土地空间的局限使得城镇化发展速度略有下降，但是此阶段休闲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高位，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呈现出良性的“共振效应”。具体来看：第一，经济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最大，达到110.78%，且从具体指标来看，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比值、财政收入等指标上升迅速，以文化、娱乐为主体的休闲产业对于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呈现出“休闲化”的发展特征。而空间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为-46.37%，说明空间城市化成为此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休闲产业发展成为休闲经济提升的主要动力，变化影响指数为42.69%。随着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居民外出旅游、休闲消费的欲望大大提升，休闲消费也由物质型向精神型消费转变，服务本地居民的文化、娱乐、旅游等休闲相关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城市休闲经济发展呈现出“本地化”的发展特性。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分析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协调发展阶段及特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1978年以来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稳定的上升态势。第二，不同协调阶段内的影响因素不同：严重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以社会城市化为主要动力;休闲经济发展主要以入境旅游业为核心的休闲产业复苏为主要因素;轻度失调阶段，空间城市化与经济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显著;休闲环境、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共同推进休闲经济发展;基本协调阶段，经济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社会城市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休闲环境的改善是休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良好协调阶段，经济城市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首要动力，且经济发展呈现出“休闲化”发展特点，城镇化进程与休闲经济发展的“共振效应”显现。 （二）启示
基于结论对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有以下启示：一是注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问题。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仅是社会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居民参与休闲文化活动的重要基础。由于城市规模和空间的有限性，在城市规划和发展时，不仅要实现公共服务设施总量规模的扩张，更应从质量效益、服务能级等角度实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均等化、特色化和品质化。二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地域扩张向空间结构更新转变。土地利用的粗放经营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不应简单地通过空间集聚和区域扩展实现城市发展，应充分认识到土地资源的有限性，通过城市更新或旧城改造来完善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休闲空间、文化游憩环境的提升，进而实现城市功能的完善和转型。三是注重休闲产业的多业态融合发展。休闲产业涉及旅游、文化、体育、健康等多种业态，与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存在交叉，应注重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发展为目标，推动“休闲+”的多业态融合发展，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释放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诉求，最终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四是打造全域休闲城市概念。全域休闲的发展主体是本地居民，其核心要义是追求本地居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本地居民日常娱乐消费充分性和均衡性，深度挖掘本地休闲资源与设施，促使休闲空间的合理和均衡，让城市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引言
2016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快速的人口城市化在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差距失衡、居民主观幸福感降低等诸多问题。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提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逐渐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休闲经济是依托于城市居民休闲娱乐消费需求，在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同时，影响着城市空间格局及生态环境的演变，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提供休闲产品与服务，改善城市休闲环境，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休闲经济是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城镇化是休闲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何促进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协调发展，探索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模式，对于缓解新时代背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着积极意义。
目前，国内外有关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研究较为丰富。Ashworth（2011）提出休闲经济将成为塑造城市新的消费和生产的重要元素。Cleber（2011）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巴西城市休闲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休闲经济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刘建平（2006）提出了城镇化与休闲游憩业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宋瑞（2014）提出城镇化与休闲服务业的产出呈现正相关，而休闲服务业产出是城市化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王少瑾（2009）通过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后发现：休闲发展对于城市化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显著且稳健的影响。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机理，选择上海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8-2015年期间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现状及阶段特点，以期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机理
城镇化与休闲经济是相互影响、协同发展的耦合系统（见图1）。第一，城镇化体现了城市经济、人口、空间和社会规模发展和效益提升的综合完善过程。首先，经济城市化为休闲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发展释放了城市居民的休闲产业需求，促使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增加。同时，随着经济城市化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升，刺激了城市休闲经济的发展。其次，人口城市化为休闲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城镇化发展体现了城市人口增加和劳动力积累的过程，直接为休闲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销售市场，加速了休闲经济的发展进程。再次，社会城市化是休闲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城镇化发展中要避免陷入“城市化发展陷阱”，需要重点考虑城市化发展中公共服务配置和社会保障公平性问题。
第二，休闲经济反映了城市休闲产业、休闲消费与休闲环境发展的综合完善过程。首先，休闲产业发展包含了城市旅游业、文化产业、零售业等多个服务产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休闲产业极强的带动效应能够为城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提升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质量。其次，休闲消费释放对城镇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随着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休闲消费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刺激了城市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另一方面，休闲消费诉求的释放，需要城市管理者加快休闲环境、文化空间的建设，促进城市休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进而提升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益。最后，休闲环境的改善促进城市化发展质量提升。休闲环境建设体现了城市交通、绿化环境和城市安全等多方面内容，休闲经济发展有利于緩解城市化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等负面效应，且使得城市空间辐射范围扩大，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一）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从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出发，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尝试构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根据城镇化和休闲经济的发展内涵和定义，分别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休闲产业、休闲消费和休闲环境等7个方面选择了36个具体指标来综合反映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具体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
综合指数测度。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采用极差标准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
利用熵值权重法确定各指标权重，以避免主观权重赋值所带来的偏差。计算过程如下： 計算第i年第j项指标的比重：Yij=Xij`/∑mi=1Xij`;计算指标信息熵：ej=-（1/lnm）∑mi=1（Yij×lnYij）;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dj=1-ej;计算指标权重：Wj=dj∑nj=1dj。其中m为年数，n为指标数。
最后根据确定的指标权重及标准化数据，利用线性加权法分别计算城镇化和城市休闲经济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U）为城镇化综合指数;f（L）为休闲经济综合指数;Wa、Wb分别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指标权重。
耦合协调度模型。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及模型，建立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f（U）×f（L）]/[∏f（U）+f（L）]}1/2。式中，C为系统耦合度值，反映了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耦合程度。还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综合评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真实协调发展水平。
式中，D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耦合协调度，T为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反映了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a、b分别表示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贡献系数，取值均为0.5。
分类指标对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系统的影响测度。为更好地了解不同阶段内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变化特征，引入变化影响指数Hj来测度和评价不同阶段的变化特征。变化影响指数H（U）m和H（L）n分别指“i”至“i’”时段内城镇化和休闲经济第j类指标的变化值与各系统综合指数变化值的比重。如变化影响指数为正，则说明该类指标与各自系统变化趋势一致;如变化影响指数为负，则说明该类指标与各自系统变化趋势相反。公式为：
（三）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搜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本研究所涉及数据主要来源于1979-2016年的《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等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相邻年份均值代替。
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计算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镇化发展与休闲经济发展呈现出“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态势，城镇化进程与休闲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由严重失调向良好协调发展转变，且城镇化与休闲经济耦合协调发展速度保持相对稳定的提升态势。根据耦合协调等级及综合指数变化趋势，可以将整个协调发展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见图2）：严重失调阶段、轻度失调、基本协调和良好协调。利用变化影响因素对各阶段变化特点进行测算（见表2）。
（一）严重失调阶段（1978-1985年）
1985年前，上海城镇化发展与休闲经济发展相对孤立，综合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且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具体来看：第一，上海城镇化上升主要因素是社会城市化，变化影响指数为52.89%，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医生数和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具体指标也体现出了显著的增长趋势;而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分别为28.86%和11.82%，表明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对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相对薄弱。第二，上海休闲产业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53.31%，其次是休闲环境为43.53%，最低是休闲消费仅为4.16%。改革开放后，传统外事接待型旅游发展模式率先向涉外旅游接待转变，以服务入境旅游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以涉外旅游为主导的休闲产业发展成为促进休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于本地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的休闲经济仍处于萌芽阶段。
（二）轻度失调阶段（1986-1999年）
此阶段城镇化发展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休闲经济发展仍显滞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具体来看：第一，空间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41.98%，而经济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次之，为25.61%，表明空间和经济城市化是该阶段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休闲产业、休闲消费和休闲环境的差距不大，依次为36.68%、32.36%和31.25%。表明此阶段休闲经济的提升得益于休闲环境、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的共同发展。一方面，这一时期上海第三产业比重由27.5%快速上升至50.7%，实现了产业结构“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维持在50.6%-52.7%，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也仅占消费性支出的9%-13%，表明本地居民的休闲消费结构仍以生活型消费为主。
（三）基本协调阶段（2000-2010年）
该阶段内城镇化发展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最高，休闲经济发展也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互动效应逐渐显著。具体来看：第一，经济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50.48%，其次为空间城市化38.72%，这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是该阶段城市化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该阶段社会城市化发展趋势与城镇化的总体趋势相反，表明城市发展中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基础的社会城市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休闲环境的变化影响指数最高，为43.53%，其次为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分别为28.43%和28.04%。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休闲文化设施、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休闲服务环境。此外，该阶段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0年的44.5%下降至2010年的33.5%，锐减了近11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意愿和能力迅速提升。
（四）良好协调阶段（2011-2015年）
2011年以来，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进入良好协调状态。由于上海人口城市化率已接近90%，加上城市发展规模和土地空间的局限使得城镇化发展速度略有下降，但是此阶段休闲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高位，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呈现出良性的“共振效应”。具体来看：第一，经济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最大，达到110.78%，且从具体指标来看，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比值、财政收入等指标上升迅速，以文化、娱乐为主体的休闲产业对于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呈现出“休闲化”的发展特征。而空间城市化的变化影响指数为-46.37%，说明空间城市化成为此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休闲产业发展成为休闲经济提升的主要动力，变化影响指数为42.69%。随着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居民外出旅游、休闲消费的欲望大大提升，休闲消费也由物质型向精神型消费转变，服务本地居民的文化、娱乐、旅游等休闲相关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城市休闲经济发展呈现出“本地化”的发展特性。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分析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的协调发展阶段及特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1978年以来上海城镇化与休闲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稳定的上升态势。第二，不同协调阶段内的影响因素不同：严重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以社会城市化为主要动力;休闲经济发展主要以入境旅游业为核心的休闲产业复苏为主要因素;轻度失调阶段，空间城市化与经济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显著;休闲环境、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共同推进休闲经济发展;基本协调阶段，经济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社会城市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休闲环境的改善是休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良好协调阶段，经济城市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首要动力，且经济发展呈现出“休闲化”发展特点，城镇化进程与休闲经济发展的“共振效应”显现。
（二）启示
基于结论对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有以下启示：一是注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问题。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仅是社会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居民参与休闲文化活动的重要基础。由于城市规模和空间的有限性，在城市规划和发展时，不仅要实现公共服务设施总量规模的扩张，更应从质量效益、服务能级等角度实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均等化、特色化和品质化。二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地域扩张向空间结构更新转变。土地利用的粗放经营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不应简单地通过空间集聚和区域扩展实现城市发展，应充分认识到土地资源的有限性，通过城市更新或旧城改造来完善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休闲空间、文化游憩环境的提升，进而实现城市功能的完善和转型。三是注重休闲产业的多业态融合发展。休闲产业涉及旅游、文化、体育、健康等多种业态，与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存在交叉，应注重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发展为目标，推动“休闲+”的多业态融合发展，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释放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诉求，最终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四是打造全域休闲城市概念。全域休闲的发展主体是本地居民，其核心要义是追求本地居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本地居民日常娱乐消费充分性和均衡性，深度挖掘本地休闲资源与设施，促使休闲空间的合理和均衡，让城市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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