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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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基于2008-2017年全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在对Mankiw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而实证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关键词：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0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低于8%，特别是2015-2019以来更是跌破了7%。我国现在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经济急需向效率型、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若把我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优质的人力资本，则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或者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各区域发展愈发不平衡、各区域差距日益拉大也是不容忽略的事实。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寻找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差异的原因。
　　1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已有大量文献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理论或实证研究。早在20世纪中期，Schultz（1962）就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附着在人身上的教育、知识和能力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重要[2]。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也将人力资本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Romer（1986）在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中提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进步的因素之一[3]。Lucas（1988）则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将人力资本这一因素作为一个独立的因子纳入模型中，他认为人力资本的进步就等同于技术进步[4]。Mankiw et al.（1992）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投入要素，跨国收入80%以上的差异可被各国人力资本的差异解释[5]。
　　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从而提高生产能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解释变量。胡永远（2003）对我国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估计，发现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总体上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大。[6]。姚先国，张海峰（2008）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我国地区经济差异有显著的影响积极影响，但是其解释力有限[7]。王海虹，卢正惠（2017）通过丰裕系数测算了长三角的人力资本存量，发现人力资本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小，但是总体上这种影响呈上升趋势[8]。张秀武，赵昕东（2018）也得出了教育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9]。
　　人力资本区域差异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不争的事实。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人才政策等众多因素导致当前人力资本在我国省际和各区域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乔观民等（2005）发现我国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增加，但是在空间维度上，东、西区域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10]。刘晶（2012）等也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衡量指标，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差异巨大[11]。李海珍等（2013）运用J-F法对代表不同发展水平的6个省份的人力资本进行了测度，发现人力资本在省际间差异明显[12]。王询等（2014）通过测算，区域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我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13]。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研究的实证样本均为省级面板数据，而对人力资本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则较少涉及。另外一部分学者则通过不同的方法测算了人力资本，发现了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但是也仅局限于理论研究，没有涉及实证研究。基于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运用2008-2017年全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重点研究了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
　　2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2.1 理论模型
　　本文的研究在对Mankiw等[5]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参考魏巍等[14]的处理方法，在传统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和其他控制变量，构造如下计量模型：将人力资本变量纳入模型中：
　　lnpgdpit=β0+βhlnhit+βzz+μit（1）
　　式中，lnpgdpit为各省份的人均GDP的对数值，lnhit为各省份人力资本水平的对数值，z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t为随机扰动项。i（i=1、2...）表示省份，t（t=2008、2009...）表示时间，其中，z中的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对外依存度、政府干预度、对外依存度。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我们用各地区人均GDP的对数值（lnpgdp）来表示经济增长。
　　2.2.2 人力资本存量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人力资本的衡量方法有成本法，即运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費用支出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第二种测度人力资本水平高低的方法是收入法，运用个体终身预期收益的贴现值衡量;第三种方法是教育指标法。本文采用大多数文献中采用的平均教育年限法这一指标来衡量各省市的总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核算，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将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4类，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相应的学制分别为6、9、12、16年。并将从业人员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数据用下列公式进行计算，得到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 　　H=（6*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数+9*初中教育程度人口数+12*高中教育程度人口数+16*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就业人口数（2）
　　2.2.3 投入
　　劳动投入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劳动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我们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的对数值表示劳动投入。
　　2.2.4 物质资本存量
　　我國还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本文用物质资本存量来衡量各省（市、区）的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物质资本存量k采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其计算公式为：
　　Kt=It+（1-δ）*Kt-1（3）
　　其中，Kt、K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物质资本存量，It为t期的资本投入量，δ为折旧率，以2001年为基期对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参照张军（2003）的处理方法[15]，初始资本存量K2001=I2002+（g+δ），g为2001-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折旧率δ=9.6%。
　　2.2.5 政府干预度
　　政府干预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各地区政府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会尽可能地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但是政府干预程度过高同样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本文参照邓翔等（2019）的处理方法，用各省市政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值来表示[16]。
　　2.2.6 贸易依存度
　　进口使得本国有机会引进贸易往来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同时出口贸易也能相应地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本文用各省市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
　　2.3 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与数据的可获得性，由于西藏地区部分数据缺失，在样本中将西藏的数据剔除，重庆市的数据与四川省合并，所以最后样本总共包括了29个省市数据，样本期间为2008-2017年，共10年。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算得。下表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实证分析与讨论
　　我们考虑可能对计量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由于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每个省份的情况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考虑到面板数据在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我们发现，Hausman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00，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随机效应估计方法更有效的原假设。F检验也表明存在显著的个体固定效应。其中，模型（1）只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模型（2）是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模型（3）、（4）、（5）分别是东、中、西部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我们还发现，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人力资本的系数在东部地区为1.298，高于中部地区的1.136和西部地区的1.094。近年来，得益于优惠的经济政策，东部地区吸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使得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能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技术熟练度以及劳动熟练程度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区其技术吸收能力和研发能力也往往比其他地区要强，这种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研发能力照样能间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区域差异的扩大可以由区域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
　　控制变量中，物质资本存量系数始终为正，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物质资本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要素，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对经济增长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投入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度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政府的干预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挤占私人投资，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贸易依存度的系数在全国层面上显著为正，在其他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近些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均为低附加值的进出口贸易，这种低附加值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基于2008-2017年全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对Mankiw等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讨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讨论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
　　包含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表明：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本总量的增长，还取决于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所以，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可以实现经济更快速的增长。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仍然非常显著，表明物质资本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要素。
　　其次，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区域的回归结果与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一致。但是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可知，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人才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这种人才的转移一方面能加快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这种人力资本的跨区域转移对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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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obert Emerson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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