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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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东亮
摘 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GDP总量、人均GDP等各项经济衡量指标均持续增长，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潜力。但经济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区域经济差异和不平衡的问题，横向比较有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省份之间的差异及省域内各市县之间的差异，纵向比较有各项经济指标发展的差异、区域经济不协调不充分、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存在。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成绩与问题并存。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及原因，不仅对于进一步破解制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有着现实意义，也是实现中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国经济;GDP总量;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42年来及中国加入WTO 19年来，随着中国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中国依托国际及国内两个市场、人力资源、环境资源禀赋等要素，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被誉为“中国奇迹”。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678亿元，人均GDP 385元，外汇储备1.67亿美元。2019年中国GDP达990865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达到70892元，外汇储备31079亿美元，最近5年均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因比较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列车的高速前进。另一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持续扩大、区域经济不协调不充分、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了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制约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也容易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国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旨在补齐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的短板，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仍然并将长期存在，这需要持续引起重视。因此，多角度分析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对于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顺利推进，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国力继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同时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宏观总量持续增长、微观区域差距扩大的特点。总量来看，2019年中国GDP总量是1978年的269.4倍，人均GDP是1978年的184.1倍。从1979年到2018年，中國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4%，从2001年到2018年，中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2%。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农业、工业和建筑业、服务业、对外经济、国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科学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和行业均取得巨大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有效增强了中国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和信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梦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绩的取得不可忽视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中国四大区域（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间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从GDP比重来看，在1978年，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GDP在总比重中分别为44%、22%、21%和14%，2018年其比重为52.6%、21.1%、20.1%、6.2%，中部、西部地区有所下降，东北地区下降明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推出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从产业结构来看，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转移。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第一、二、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东部地区4.6%、40.8%、54.6%，中部地区8.4%、44.0%、47.6%，西部地区11.0%、40.5%、48.5%，东北地区10.9%、36.1%、53.0%。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最高，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最高，东北地区最低;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最高，东部地区最低。从表1可以看出，三大产业占全国的比重东部地区占比最高，分别是34%、52.2%、55.4%，体现出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具有较高资本/劳动产出率和生产效率。
从人均GDP来看，东部地区为89488元，中部地区为51914元，西部地区为48557元，东北地区为52373元。不同区域人均GDP差异较大。同一区域不同省份、同一省份不同市县内也存在着相似差异。
总体来看，中国四大区域间的差异集中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投资与消费等方面。进一步探索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对于更好平衡国内区域发展、因地制宜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1.政府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对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发挥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是其他领域和其他层面国家治理能力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干预市场的水平，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使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依然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充分发挥好服务性、引导性作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只手”协调配合，共同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稳健发展。
现实来看，进入新世纪的20年来，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得到突出提升，这从中国政府防控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可看出。中国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预警和应对水平、社会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政府活动透明性公开性都得到较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在防控新冠肺炎的表现中得到了检验。分区域看，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较之其他区域更具活力，而这些领域正是政府治理能力着眼点和落脚点，体现出较强的政府治理能力，而其他地区政府治理能力与东部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 2.财政金融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正向推动作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以及财政收支水平不同。东部地区由于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后率先开放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后逐渐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格局，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度量的区域金融水平，东部地区最高，因其得以吸纳较多信贷资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最强，而中部地区又强于西部和东北地区。
财政政策通过税收、政府支出、政府转移支付影响塑造区域经济形态，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远高于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存在着巨大差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3.区位交通。区位交通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传着“要想富先修路”的说法，中国不断进行着适度超前的交通网络设施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均位于世界第一，极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便捷了居民生活。区位优越的地方更容易形成人才、资金、信息聚集，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区位优势可易于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其他优势。交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它联系着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与保障。
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优先获得改革的红利，较早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四大区域中取得先发优势。后来随着三大战略的推进，其他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交通网络迅速实现赶超。截至2019年末，西部地區铁路营业里程52797.1公里，全国占比40.1%，公路里程1991735.4公里，全国占比41.1%，其中高速公路53624.3公里，全国占比37.6%，均位于全国第一，由此带动了西部地区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就东部与西部地区相比较，交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这也体现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效。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绩不容置疑，但区域经济差异却不容忽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入推进，我们还需再次审视当前政策效果，补齐不足和短板，更加注重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改革，释放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居民活力，更好促进经济发展。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我们建议：一是久久为功，增强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打造数字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完善政府治理手段，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二是因地制宜，提高财政金融政策效用水平。财政金融对不同区域的推动作用有所不同，应加强对中部、西部、东北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财政金融政策及资源供给方面进一步倾斜，减轻企业税收压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升财政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三是注重效果，更好发挥区位交通服务能力。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区位各有其优势，应结合国内国外开放格局充分调动并发挥各自优势。交通设施建设方面西部地区已局部存在过剩，应避免过度投资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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