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原则：从语言学到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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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诘屈聱牙的行政文书、官方报告，让民众不禁怀疑：这真是为我们而制造的公共产品吗？当下的官方表达语言，大量违背了语言学概念“合作原则”中所含的“数量原则”、“质的原则”、“相关准则”以及“方式原则”，使得作为听者、观者和读者的公众无法了解政府想做什么、在做什么、将做什么，甚至发展至“漠不关心”。文章主要分析这一现象，揭示出政府可以在哪些地方进行改善，并简要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合作原则;公共行政;语言
　　 人民是公共权力的真正拥有者，现行的民主制度，即使以选举为表现形式，其内核也仍然是商谈，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只有通过合适的、能相互理解的语言，才能产生并形成被集体共同认可的规范，即赋予掌握公权力实际执行权的公共组织以合法性。但目前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机制中，语言活力的逐渐消失与发展迟滞，让政府与社会大眾之间开始竖起一座高墙。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指出了这种公共行政语言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政府主动地回避了“遵循某些原则”的交流沟通“潜规则”。
　　 一、公共行政语言违反“合作原则”之体现
　　 “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主要包括“数量原则”（Maxim of Quantity）、“质的原则”（Maxim of Quality）、“相关准则”（Maxim of Relation）以及“方式原则”（Maxim of Manner），四者均用以描述使用语言交流的双方是如何潜移默化地配合，从而顺利完成交流行为的。
　　 （一）“数量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应至少满足而且不应超过交流所需的量。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当下的公共行政系统已经有了能力对巨量的人口与事务进行有效治理，但行政者们却过度高估在治理过程中信息会随着不断传播而散失的程度，试图把这种散失控制起来，甚至消灭，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公共行政者们不断对其语言进行修缮、压缩甚至删减的现状，从官僚科层制中下发的行政命令逐渐从广大群众能看懂的话语向着“不像人话”的、只有经过经常性训练的体制内人员才能理解的官僚语言。这虽然在理论上满足了“数量原则”的要求：交流所需的量足够，而且绝对不会超出其范畴，但这种看似满足了公共行政需要的语言却逐渐地使得官僚系统丧失了语言活力，与广大群众逐渐失去正常沟通的可能。
　　 （二）“质的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不能是显然虚假的，也不能是缺乏足够证据的。2019年6月，一篇“曝光帖”声称“贵州毕节、凯里两地幼儿园和福利院有未成年儿童被性侵”，迅速引起网民关注，也催动官方迅速处置，不到一天时间，贵州警方迅速抓获造谣者，快速平息舆情，避免了舆论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在这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是公共行政者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传播语言速度之快所带来的大范围负面影响，换言之，公共行政者终于认识到了以前所采用的回应语言“拖”字诀不再有用。面对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直至近期，仍有不少地方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等”的方式，期待社会关注度“降温”之后再发布后续情况的方式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冷处理其实正是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习惯性的质疑，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深层原因，官方回应遮遮掩掩、缺乏足够证据甚至直接就是虚假言语，自然损害政府公信力，失去民心，甚至失去合法性。
　　 （三）“相关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要与交流本身有相关性。目前的我国公共行政领域，更多地是对西方理论的大量直接运用，缺乏对其“纯粹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思考，试图以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方式想当然地解决“群众所思所想”的问题，但忽视了政策有效的前置条件：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的结果相关性，这又与行政者和人民交流时语言相关性有着极大关系。如果行政者所使用的语言相关性弱化甚至消失，调查研究只是走样子、走过场，政策的制定就会与现实脱节，这不仅无法推进工作，更为严重的是其直接影响了一个地方或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方式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流中所说的话要清楚明了，不能晦涩、有歧义，应简练有序。信息技术让媒体走进千家万户，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取代了信息更新缓慢的书本和报刊，让官方的宣传触角第一次可以与民众零距离接触。但行政者似乎仍然没有拜托书本和报刊时代的语言使用方式，空洞无味道说教、生硬死板的文章、晦涩难懂的词句，让民众在阅读和观看官方宣传文字、音视频时感到乐趣全无，甚至会产生“拉黑”“屏蔽”等彻底与官方话语体系隔断的行为，这让政府的宣传走向其“初心”的反面，隔离开了政与民本可以更亲近的可能。
　　 二、重拾“合作原则”之要义
　　 试图给语言进行规范，对语言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阻碍，更会造成原本属于一个语言团体的成员开始分化，使得公共行政者与民众分离。一言以蔽之，目前的大部分公共行政语言大量违背“合作原则”，从而白白丧失了与民众实现更多有效交流沟通的可能。作为最早探讨语言学公用的学者，乐观主义者赫尔德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充分发展直至整个集体的未来都将在其思想与语言的不断成熟中走向实现之路。公共行政者作为人民民主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不应该只让一些看起来较为“智慧”的个体通过其已经被体制化、规范化的语言体系来调教和训诫其他人，而是应该让语言自然流淌在社会当中，让每一个个体在自由选择的进步中看到未来。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共权力应该让其掌握的科学、文化、教育等资源服务于这一自由发展的实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公共行政者们应当自始至终地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所追寻的目标。具体在话语体系上，公共行政的语言就应该尊重自然发展，让语言服务于政民交流，提供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有利语境。要重拾公众信任，重构沟通桥梁，也需要从重拾“合作原则”做起。 　　 1. 在量的问题上注重向民众的“大众话语”靠拢调适，加入“接地气”“看得懂”的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话语中不断出现不做作、不虚浮的词汇，“打虎拍蝇猎狐”“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词句不仅直观易懂，同样也是高度简洁凝炼的，比起传统官方的“一本正经”，大量的排比对仗，既满足了政民互动所需的语言之量，也并未超出需求，且更具被民众所接受的活力。这种丰富的话语类型，真正实现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通，提高着公共行政的认同度与社会影响力，是各级政府都要重视和学习的。
　　 2. 在质上注重回应性，确保民众关心的能得到真实反馈。网络舆论的传播力，远远地超出了人们原本的想象，负面消息不经证伪就被传播开来的速度明显大大快于官方的正面宣传稿速度，这一现实困境让民众越来越不愿意相信在某件事情上犯了遮遮掩掩、支支吾吾错误的政府在其他时间上的及时回应与高效处置。同时，官方的媒体或意见领袖，在民众对政府的认知上也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有时候其所期望的舆论引导反而把自己引导向了另一个新的风口，导致舆情的进一步发酵，民众要看的是政府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领导高度重视，亲自到场指挥，作出安排部署”——想要解决对“质的原则”的违背，重建公信力，应该探索相适应的语言表达，即舆论引导和公共事件管理方式，不能躺在陈旧的历史经验上，走向无知的内卷化。
　　 3. 在相关性上让政策的制定与民众需求保持一致。公共行政者们应该扭转制定政策时的“自傲”情绪，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政策经过了论证和试点等方式，就一定符合群众要求，是科学的，是合适的，而专家们也不应该是官方出台既定政策的拥护者和合理性论证者，应当充分发挥知识优势，成为批判者或者是政策出台前的咨询者，以确保官方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而展示出来的语言意图和行为能够真正与民众需求保持一致。关于如何面对已有的政策在官方意图与民众期望上的不一致，也即分歧，无需害怕，更不能逃避。要重视和有效分析分歧这一“相关原则”上的违背，以促进未来决策的优质和高效，这也是组织和管理者获取知识的有力渠道;同时，勇于和善于面对所规划未来的大量模糊性，也是做好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关键。
　　 4. 在方式上保持政民互动的顺畅，不走过场，不做形式。政府并非不能“正常”与民众直接对话，只不过多数时间忽视了这一点。主旋律的宣传也绝非易事，官方的宣传语言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以往写板报、宣传画的方式仍然有一定效果，但赶上时代潮流，把公共行政的语言体系与民众手中的移动端口实现互联互通才是正道。于2018年开始投入使用，迅速因为“干货”多、加载快、无广告、有趣味等巨大优势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评，这充分体现出拥有资源优势的公共行政者选对交流方向能获得的巨大成功;而目前大多数政府网站紧跟技术发展进行升级换代、开放“大数据”“云平台”等更便捷的服务窗口，也是官方不断强化对“方式原则”的遵循的体现。
　　 探讨“语言”“话语”等的路径，其实在公共行政中出现过，以后现代主义为标志，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对后现代主义的重视与重现，就被称为“Discourse Movement”。这些看似与语言学无关的行为建议，其实都暗含着遵守“合作原则”中强调的“互动中那些隐含的规则”，也是公共行政者需要牢记的。
　　 三、展望
　　 从含混不清的嘶吼到落于书面的墨迹，语言与人类共同成长、发展与分化，作为我们用来思考、交流与承继的工具，语言在我们的世界中无处不在;同时，它也是体现每个“小团体”之所以有特别之处的核心要素。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一直试图从这个千变万化的事物中提取所谓的一般性，从对普遍唯理的追求，到语言和言语的分殊，像极了另一个领域中一直试图拨开社会上混乱无序的政治迷雾，创造出新的“美好生活”的人们所做的努力。语言学者与公共行政学者经历着同样的体验，產生着同样的期许——提出“理性模型”，寻求人类发展的“理性化”与完美未来。然后，在面对拥有无限演化的语言不受控制地发展至今这一不争事实时，语言学者们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承认追寻把语言工具化这一研究路径的失败。可公共行政学者们却似乎没有完全注意到“公共行政没有普遍性”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仍然在追求着工具主义的路径，并不断地将其实践至行政者的语言中。
　　 语言使用者实现相互认同的纽带，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使用同样的语言并循着基本的语言规范前行，对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起着基础作用。我国的公共行政者们，应该在保持汉语活力和基本规范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全民皆理解、全民都能用的语言表达，让公共行政话语体系与大众话语不再有隔阂，以促进政民互动的畅通，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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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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