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下的乡土中国变迁：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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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来，伴随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与农村社会不断开放，中国乡村文化受到前所未有冲击。新时期，传統乡村社会中的家族文化、乡规民约、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变迁，具体表现为家族与农民传统的政治关系已逐渐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法治”文化取缔原有的“礼治”文化成为约束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的主导秩序准则，积极流动、开放进取的市场意识正取代原有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等。在此背景下，文化变迁带来广泛的社会变迁，促使农村社会逐渐从封闭性向开放性、单一性向多元化、人情社会向理性社会转变。
关键词： 乡土中国 商品经济 文化变迁 社会变迁
一、引言
纵观中国的发展历程，无一不嵌入在乡土之中。乡土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表征最鲜明的体现，伴随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自始至终。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缩影，又是推动乡土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农村文化变迁也历尽曲折，经历了从传统文化解构到现代文化重建的历史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历程。这使中国的农村逐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整体转型，乡土社会被嵌入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相伴而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则是农村社会的文化变迁与其之下的社会演变。伴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现代文明的渗透演进，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对乡土中国变迁和演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
二、农村社会文化变迁
首先，宗族文化变迁。村落中的宗族文化是乡土中国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是乡土社会政治伦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宗族文化以地缘血亲为基础，以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为依托，形成一种严格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封建社会以宗族文化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一直作为维系封建帝国稳定的基础，因此便有“国权不下县，下县惟宗族，宗族兼自治，自治靠伦理”的说法。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现代法律意识、发展观念的普及和乡村人员的流动，村民之间血缘与地缘关系逐渐被弱化，家庭成为基本的政治单位。在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村民的主体意识、现代意识增强，司法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家族政治关系已逐渐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
其次，乡规民约变迁。乡规民约是人们在相互合意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从古到今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乡规民约渗透进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融入农村社会的生活习俗、行为习惯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村民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传统乡规民约办事，少有人敢突破和质疑前人留下来的乡规民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人员流动加剧，新的思想观念传播到农村社会，村民思想意识更趋理性化，村民的个体化、原子化特征日趋明显，乡规民约对村民的约束力逐渐弱化，甚至有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乡规民约逐渐被人们遗忘。在法制建设日臻完善的当代，“法治”文化正逐步取代原有的“礼治”文化成为约束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的主导秩序准则。
第三，思想观念变迁。在交通闭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中国农民思想体现出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特征。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而言，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能抄袭以作为自己的生活指南。大多数人不愿意离开故土冒险追求更好的生活，不敢冒险尝试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将其他不愿意种地而做生意的农民说成是“不务正业”“投机倒把”。随着商品经济深化与人口流动加快，传统的乡土文化逐渐渗透进来一些现代性因素，村民的思维方式变得日益开放、进取，人际交往趋于理性化。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与人口流动不断加快的今天，积极流动、开放进取的市场意识正取代原有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
最后，价值取向变迁。在传统农村社会，村民共处同样生活环境中，彼此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是典型的乡土社会、人情社会。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封建生产关系而一味强调“重农抑商”、“以商为末”的思想，“去利怀义”、“正其谊不谋其利”等重义轻利的训条牢牢地束缚着农民对于利的认识。近代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农业生产剩余和市场交换的不断扩大，商品经济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公平竞争、追求利益、价值交换成为一种常态。农村居民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交易化迈进。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深化，“义利并重”甚至“偏利淡义”的价值观正在逐步取代原有价值观成为广大农民新的价值取向。
三、文化变迁下的社会变迁
第一，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农村文化变迁不仅瓦解了农村社会的家族文化、乡规民约、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同时也为农村社会融入了新鲜血液。村民受到现代文明中各种思想的影响，不断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渐认同和接受城市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场化、开放性思想迅速传入农村，极大地改变了村庄原有的文化格局。当代农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意识农民，他们已经放眼城市，将视野进入到更能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村民的交往范围不再局限于狭小的村庄内部村民的社会关系突破原有的“差序格局”，家族式血缘共同体被业缘共同体代替，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变得日益具有开放性。当代的乡村社会变得愈加开放，传统封闭式的乡村结构已经完全被打破，传统的乡村生活已越来越向动态性与开放性转变。
第二，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在传统农村社会，村民共处于同一个集体中，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村民之间具有很大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开个开放以来，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活希望，当代农民面临外出务工从事各种各样职业的多样化选择。在此背景下，农村社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沿袭了较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流动人员的思想观念受到一定的现代文明影响，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被打上了职业特征的烙印，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和进城读书的学生，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更加趋于现代化。在农村文化变迁的影响下，当前村民的个性、原子性和独立性增强，乡村社会逐渐从同质性过渡到异质性，从单一性过渡到多元性。这种转变同时使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逐渐丧失，越来越难以仅靠内部力量来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村庄越来越变成外在于村民的存在。
第三，人情社会向理性社会转变。在传统农村社会，村民共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中，彼此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是典型的乡土社会、人情社会，成为乡土中国的重要表征。进入新时期，随着人员流动加剧，村民由于身份、收入、文化程度以及思想观念等差异，维系人情的纽带——信任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弱化。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人情、面子对村民行为的约束逐渐减少，行为准则趋于理性，乡土人情日益淡漠。过去规范村民行为的诸多地方性共识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现代文明倡导的理性、公平、效率逐渐代替传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传统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关系网络日益松动，村民的行为习惯逐渐走向开放和经济理性，不再以人情作为生活的法则，经济效益成为生活重要准则，利益原则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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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基于目标导向的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71841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品安全城乡差距效应的测度、形成机理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773136）和广义虚拟经济技术研究专项资助项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拓展及其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应用”（项目编号：GX2015-1009Y）阶段性成果〕
〔仇雪婷、封启帆、陆镜名、梁嘉馨（通讯作者）、于滨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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