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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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佳欣 高楠
摘 要：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存在扭曲要素价格的现象，包括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扭曲性定价。市场不完善和政策性干预是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压低要素价格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内能够刺激投资，但是长期中会导致经济扭曲和结构失衡，并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阻碍效应逐渐显现。新时期，我国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政策性扭曲，使得生产要素价格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相适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避免陷入转型陷阱，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质量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6-0001-02
我国市场化程度稳步提升，但是要素市场改革进程相对于产品市场改革较为滞后，要素价格扭曲问题仍旧存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优化市场环境。因此，降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健全市场决定的要素价格体系，有助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表现
扭曲的要素价格是我国实现低价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包括对土地、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扭曲性定价。压低要素价格能够吸引投资，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具有垄断性，土地的出让通常由地方政府的购买偏好决定，因此，土地市场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进而形成扭曲性定价[1]。我国土地价格扭曲表现为工业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等的差异，具有结构性特点，即住宅和商服用地价格显著高于工业用地价格。地方政府通过低于市场价格的工业用地价格吸引投资，使得整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提高住宅和商服等用地价格，不仅能够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同时能够弥补低价出让土地价格的损失。
劳动力价格扭曲不仅表现在劳动力的工资待遇较低，同时还体现在劳动强度大和社会保障水平缺乏等方面，特别是对于农民工群体，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农民工聚集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12年的增长幅度仅有68元[2]。
自改革开放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整体上我国调整后的人均国民收入显著低于同期实现赶超的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平均值仅为270.42美元，并且收入的增长率较低。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日本已经历了1956—1973年近20年的高速增长，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平均增速达到8.6%。因此，按照世界银行收入水平（2018年）的分组标准，1978年，日本以人均国民总收入7 450美元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并处于经济平稳增长阶段，而新加坡和韩国此时依然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增速较快。我国当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初期，自改革开放至2013年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0%，创造了经济奇迹。1978—1996年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平均高达17 439.06美元，分别是新加坡和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值的2倍和3倍左右，是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值的65倍。
1989—2017年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占劳动投入总量的比重较低，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数量整体较少。2008年之前，这一比重基本保持在0.1—0.3之间，此后，比重稳步提高，2012年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总数首次超过劳动力总量，2017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占劳动投入总量的比重已达到1.2。
研究显示，当一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时，实际贷款利率应当达到7%左右的水平[3]。20世纪80年代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贷款利率显著高于7%，而本世纪以来，贷款利率波动式下降，基本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资本价格扭曲体现在商业银行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差异。具体地，国有企业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支持，特别是战略性产业部门，而非国有企业的借贷利率则更高。
二、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质量
1.土地价格扭曲与增长质量。地方政府低价出让的工业用地大大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企业缺乏通过产品和技术研发来实现资本积累的动力。此外，较高的住宅土地价格导致居民收入向政府转移，表现为长期居高不下的房价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因此，我国在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步建立土地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包括通过招拍挂方式进行土地出让，并且执行工业用地价格最低限价等措施[4]，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使土地价格能够接近其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反映市场价格，增强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2.劳动价格扭曲与增长质量。劳动价格扭曲，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价格扭曲，不仅降低了劳动者的福利水平，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造成影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优势，助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能够带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人员就业。但是，扭曲的劳动价格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影响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級。因此，关于劳动价格市场化改革，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取消劳动力价格双轨制，确立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并不断完善工资制度和工资增长机制，使其能够适应企事业单位的发展需要[5]。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矫正劳动价格扭曲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和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3.资本价格扭曲与增长质量。20世纪末期，扭曲资本价格是我国解决资本短缺问题的重要形式，低资金成本与高回报率是投资占GDP比率长期较高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扭曲的资本价格导致的金融抑制无法适时服务于实体经济，进而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阻碍[6]。地方政府在对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的干预主要是以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为目的，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在资本价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取消各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普惠金融激励创新机制，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三、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存在扭曲要素价格的现象。要素价格低于其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价格，短期内能够刺激投资，但是长期中扭曲的要素价格导致经济扭曲和結构失衡，降低整体的社会福利并扩大收入和地区差距。因此，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研究，既要正视其在我国经济赶超过程中做出的特殊贡献，又要逐步矫正扭曲，使其适应发展需要。
新时期，我国面临依靠转型重塑增长动力的重任，高质量转型就是要素质量的全面升级，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矫正土地价格扭曲要逐步建立土地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的垄断地位。在资本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要逐步减少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干预，全面放开利率管制，使得资本市场能够与实体部门和微观企业的生产发展需要相适应。以人为本的高质量消费和服务是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因此，应当加大民生工程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包括社会保障和经济使用房等，有效减少农村贫困。目前，我国劳动价格已高于其边际产出，劳动成本攀升导致竞争优势逐步消失，开发劳动力质量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特别是发挥高技能劳动对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要重视新生产要素的兴起，包括创意和信息等要素，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驱动能力。
参考文献：
[1] 王羿，汪浩瀚.中国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检验[J].科技与管理，2019，（5）：11-19.
[2] 张幼文.从政策性开放到体制性开放——政策引致性扭曲在发展中地位的变化[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4）：14-22.
[3] 周一成，廖信林.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经验证据[J].现代经济探讨，2018，（8）：8-16.
[4] 郭琎，王磊.完善我国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J].宏观经济管理，2019，（8）：18-24.
[5] 姚上海.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民工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现象剖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12-115.
[6] 李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2000—2016年[J].经济学动态，2020，（1）：34-51.
[责任编辑 毛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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