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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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选取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70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以2014—2016年三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对高管持股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
　　【关键词】   高管持股;企业社会责任;盈利能力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02-0071-03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行业企业的健康发展与经营。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保障企业平稳发展的基石。现代企业将利益分配给股东、董事、高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通过相关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传递与分配。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企业扮演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日益凸显，各行业应当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予以披露和履行。从单个企业来看，在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付出一定成本代价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效应和品牌溢价，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的获利水平。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在经历了改革与发展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制造业的欣欣向荣丰富了国民经济的内容，产业兴盛的背后带来了行业的盈利，不仅发展了经济，还促进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刘国亮、王加胜[1]实证研究得出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盈利（绩效）正相关，即高管持有的股份份额越高，公司业绩越好。邱世远、徐国栋[2]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魏刚[3]等的研究却得出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盈利（业绩）之间没什么关系的结论。有学者分析得出该结论的原因在于我国管理层持股制度尚不成熟，很多企业的高管持股比例为0，造成实证研究结果不具有实际价值或者较低的持股比例造成分析结果不具有代表性。温素彬、方苑[4]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等几个维度对社会责任进行衡量，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盈利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朱金凤[5]利用2005和2006年的沪市A股数据，得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其盈利状况正相关。吴磊[6]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对于我国上市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促进企业的成长;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成长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正。李敬[7]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前三名总额与经营绩效指标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呈较为显著的、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米妍等[8]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董事会规模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呈正相关。
　　三、研究分析与假设
　　企业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资本增值或者获取利润的能力。企业的再投资、职工薪酬的发放、上缴的相关税费以及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等都需要企业盈利作为基础。企业在盈利后除了按规定上缴税费，还有剩余可以进一步增资扩股，扩大再投资，为未来权益的增加奠定基础。本文着重研究企业盈利能力的部分影响因素，即高管的持股比例和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
　　在职高管为企业创造了财富，但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出利己的决策，该决策对企业或者股东来说不一定意味着价值最大化。很多上市公司会采取向高管分配一定数量的股份的办法来激励其朝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经营企业。因而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相对而言会越尽力经营企业，企业的盈利水平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本文提出假设1：
　　H1：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
　　企業作为社会经济产出的重要组织，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但也会给企业带来其他方面的效益，而且这些效益在很多情况下是隐性的、潜在的和巨大的，如扩大品牌效益、培养提高顾客忠诚度、降低企业贸易壁垒等，因此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是否相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提出假设2：
　　H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
　　四、高管持股、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4—2016年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财务状况不良的ST和*ST公司。（2）剔除财务数据不具有代表性的当年IPO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部分公司。符合条件的样本公司有708家，最终得到1 177个样本数据。
　　2.被解释变量的选取。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比较常用的有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净值报酬率、权益净利率，是净利润与股东权益的比值，用于衡量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同时也是杜邦分析法的核心，即权益净利率=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该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净资产的获利能力，也包含了企业的资产结构、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从股东的角度分析，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最能代表企业所有者权益在企业中的盈利能力，并且该指标具有很高的综合性，因此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3.解释变量的选择。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有很多，与财务相关的因素大致包括资产盈利能力、生产经营能力、高管薪酬和所有者投资盈利能力;非财务因素大致包括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度、企业创新和盈利模式等。本文以样本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以及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其对企业盈利能力是否有影响，其中社会责任的履行以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来衡量。
　　4.控制变量的选择。不同规模的企业，经营产生的盈利效果也不同，本文沿用国内学者的方法，使用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并作为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资本结构的差异会造成盈利状况的波动，本文使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偿债能力揭示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展现了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及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帮助企业更好地规划未来，优化投资决策，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本文选择现金比率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未来发展是每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整体发展的好坏也会影响企业的绩效，本文研究的行业是制造业，所以固定资产增长率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能力衡量指标。高管的薪酬水平会影响高管在经营企业时所付出的努力，高管在职消费程度的高低也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企业的发展和收益产生相应的波动，因此本文以企业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和管理费用率（代表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此外，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其盈利效果，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基础，制造业企业的存货周转状况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状态，因此本文选取存货周转率作为控制变量。 　　上述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名称及公式如表1所示。
　　选取相应指标后，本文建立如下对应模型：
　　ROE=β0+β1Stake+β2CSR+β3MFR+β4Salary+β5Size+β6LEV+β7CR+β8IRFA+β9ITR+ε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高管持股比例以及与其相关的费用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根据选取的样本整理出2014—2016年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高管持股比例（Stake）的平均值为4%，其中，最小持股比例为0，最大持股比例为61%，极端值之间的差异较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样本公司之间经营的业务以及管理方式不同，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高管很可能是公司的创始人，既是经营者又是股东。管理费用率（MFR）占比的均值为9%，该指标处于一个较为正常的范围，其中最小值为1%，即样本公司日常管理相关的费用耗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最大值达到32%，即包含高管在职消费的管理费用存在异常，说明样本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核算或监管问题。
　　（三）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Stata 12对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与高管持股等众多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页表3所示。
　　由下页表3可以看出，净资產收益率（ROE）与高管持股比例（Stake）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71，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持股对企业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股权激励制度在公司治理中具有一定的效果。企业盈利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在1%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117，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假设一致，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对盈利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随着企业经营能力的逐渐提高，规模扩大，为自身承担社会责任而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营造良好的品牌效应，继而提高企业收益。另一方面，政府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于那些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减轻相应的经营税负。此外，某些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节能减排相关，促使企业改进设备或者进行技术优化，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能够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原材料等的耗费，进而间接地有利于盈利水平的提升。由VIF指数可以看出，解释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很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综上，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盈利水平正相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
　　（四）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高管持股比例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分别对高管持股比例、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二者共同构成的全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列（1）可以看出，高管持股比例在0.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是正值（0.104，t=4.06），表明高管持股比例（Stake）与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高管因持股成为了企业的股东，自然会尽力提高企业的价值，也相当于为自己创造了更大的价值，该回归验证了假设1。表4列（2）的回归分析得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的系数是正值（0.0231，t=4.30），且在0.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大于0，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利效果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2。表4列（3）是全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显著性程度与前两列一致，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说明了二者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强度，其中高管持股比例（Stake）的系数为0.118，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系数为0.0259。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总资产收益率替代净资产收益率，重新评估该模型。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列（1）可以看出，高管持股比例（Stake）的系数是正值（0.0674，t=5.75），且在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1。表5列（2）中，企业社会责任因素（CSR）的系数是正值（0.00729，t=2.93），且在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2。表5列（3）中，高管持股比例（Stake）（0.0723，t=6.16）与企业社会责任（CSR） （0.00902，t=3.66）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也进一步支持了之前的结果，说明模型的稳健性符合要求。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越容易激励高管作为企业的一份子而积极工作，提升企业业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表现为企业承担属于自身的责任后，并不会因为承担责任付出一定的成本而导致盈利下降，反而会因为技术、效率或者品牌价值的提升等而对企业业绩有利。但是本文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因素仅依靠企业是否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来衡量，缺乏深度的社会责任披露分类与研究。最后，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选取了其中的几个进行简单分析，要详尽分析需要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方法，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相关建议
　　股权激励方式作为代理问题的缓冲剂而被引入到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中，这是一项管理创新。该治理机制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股权和资本结构，促进高管贡献自身的最大价值。所以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股东可以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牺牲一定比例的份额，引进高素质、有能力的经营管理者，可以在提升盈利的同时相对降低代理成本。此外，政府要加强法制化建设，引导和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规范化生产经营，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加大宣传和监管力度，提高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企业来说，有利于自身品牌和形象的维护、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以及整体经营效果的改善，对于社会来说，能够促进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S
　　【参考文献】
　　[1] 刘国亮，王加胜.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激励制度及绩效的实证研究 [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05）：40-45.
　　[2] 世远，徐国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3，（12）：75-76.
　　[3] 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03）：32-39.
　　[4]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 [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150-160.
　　[5]朱金凤，杨鹏鹏.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09，（07）：135-137.
　　[6] 吴磊.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例 [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02）：143-149.
　　[7] 李敬.公司绩效、高管持股与高管薪酬[J].商业会计，2016，（12）：69-71.
　　[8] 米妍，谢瑞峰，李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以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例[J].商业会计，2017，（24）：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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